1989年6月，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上，中央民族大学的一位藏人大学生打出：“བོདTIBET藏：人权、自由、民主”的横幅（图片来源：华语青年挺藏会）
编者按：当全世界都在回忆36年前的六四八九大屠杀之时，我们不能忘记在六四前的西藏拉萨已经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大抓捕和屠杀事件，寺院和佛塔被解放军焚毁，僧人们为了救火在烈焰中被射杀。
80年代末西藏的抗议与镇压
1980年代后期，西藏社会处于极端紧张的状态，藏人长年累月对中共统治下的宗教限制、文化同化政策、经济边缘化表达愤怒。1987年9月21日，达赖喇嘛尊者在美国国会首次提出“五点和平计划”，主张将整个藏区转为非军事的和平地带，终止大规模汉人移民，保护生态环境，尊重藏人人权并与藏区未来的地位就中国政府开展真正的谈判[1]。尽管这一倡议被国际社会广泛支持，中共外交部旋即驳斥，指责达赖喇嘛“图谋分裂国家”。
两日后，拉萨街头爆发抗议。哲蚌寺21名僧侣和平游行，举着西藏雪山狮子旗，高喊“图博独立”、“达赖喇嘛万岁”，成为1959年后最具象征性的僧侣抗议行动之一。群众迅速聚集响应，中共动用警力将僧侣逮捕。1987年10月1日，中国国庆日，色拉寺僧侣继续抗议，警方开枪镇压，多人被捕[2]。
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发生在1989年3月。当月5日至7日，拉萨市区再次爆发大规模抗议，起初仅为少数僧人举着西藏旗帜和平游行，呼喊自由口号，但迅速演变为成千上万人参与的政治行动。3月6日凌晨，武警临时指挥部向各参与镇压的单位下令开始公开镇压,从6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武警方面就收押了近3000人[3]。
3月7日午夜，中国政府在拉萨宣布“戒严”，这是中共建政后首次在西藏实施军管政策，全面封锁信息，清查藏人抗议者，逮捕范围波及僧俗民众数千人，并调动武警和解放军镇压平民示威者。
拉萨戒严与六四镇压的“模板”效应
1989年3月拉萨戒严不仅是一次地方镇压行动，更被视作中共对异见力量治理的“先发试点”。此类“清点-排查-逮捕-消声”的模式，日后几乎原样复制于1989年6月北京的天安门广场。
国务院总理李鹏于3月7日宣布在拉萨市实行戒严，戒严期间，政府关闭拉萨所有通向外界的信息渠道。外国记者被驱逐、通信线路被切断，整个城市陷入军管之下。朝圣者和游客被遣返，拉萨街头充斥军车与持枪士兵。有藏人描述：“拉萨如同临战状态，夜里不敢点灯，白天也不敢出门。”
许多僧侣在抗议后被迫离寺，部分寺庙被强制关闭整顿。大昭寺等宗教重地被军警包围，普通市民不敢靠近。
有学者分析，“拉萨戒严”与而后发生的“天安门清场”之间高度相似。他指出：“西藏一直是中共统治的高压试验区，许多治理手段——包括宣传控制、高压军管、舆论遮蔽、线人系统——先在西藏部署后推广至内地。”因此，拉萨1989年春的镇压不应被视为边疆孤例，而是当年全国压制自由诉求的预兆[5]。
藏人学生在“六四”中的参与
1989年春，中国各地高校爆发学潮，抗议人潮中不乏藏人学生的身影，北京、成都、西安、西宁、兰州等城市均有藏人学生参与。
事实上，在“六四”发生前，西藏本地高校也已有学生站出来为自由与尊严发声。1988年12月30日，西藏大学藏文系和藏医系的所有学生联合上街示威游行，要求政府要真正落实明文规定之少数民族的各项政策。他们的口号包括：“学习藏语文、使用藏语文、发展藏语文”、“在西藏实行藏语文必须从实际出发”、“尊重藏民族的风俗习惯”、“坚决反对武装镇压群众示威”“世界和平万岁！”等[6]。
西藏大学学生沿路散发的藏中文的手稿纸传单照片/索朗多吉Handwritten flyer in Tibetan
一年后，在全国各地高校，来自西藏自治区以及四省藏区的藏人青年积极参与学运。中央民族大学的抗议现场曾出现用藏汉双语写有“藏、人权、民主、自由”的横幅，藏人学生与汉人学生并肩绝食、游行。曾有来自青海湖畔的藏人学生在天安门抗议中受伤，背部中枪。据目击者回忆：“他是在低头捡东西时背部被子弹擦过。”[7]该学生后来返回青海老家接受治疗。
在西北地区，兰州的西北民族大学是当时藏人学生较为集中的高校之一。据回忆，西北民族大学的藏人学生主动邀请青海民族学院（现青海民族大学）的同胞来兰州合办抗议活动。这些参与者事后多数遭到档案记录、政治审查、工作阻碍，部分人甚至被学校提前清退[7]。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这些藏人青年参与学运，往往带着双重处境：一方面要反对中共在全国推行的专制制度，另一方面又要承受汉人社会中“少数民族”标签带来的隔阂。在主流“国族”叙事中，他们的牺牲往往被忽略。
达赖喇嘛的道义选择与中藏断交代价
1989年6月4日凌晨，北京发生惨绝人寰的屠杀，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与市民在天安门广场附近被中共军队镇压，举世震惊。当晚，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召开紧急会议，达赖喇嘛尊者在第一时间决定发布公开谴责声明。
他在声明中写道：
“中国掌权者武力镇压导致很多人失去了生命，我对此表示非常遗憾。中国领导人不接受民众的意愿和现实情况令人失望。我作为佛教徒向去世的人们表示哀悼，向遭受悲痛的亲人们表示同情与支持！”[8]
据时任流亡政府高级代表洛第嘉日（Lodi Gyari）回忆，部分官员试图劝说尊者暂缓声明以维持与中方的谈判机会，但达赖喇嘛坚定表示：“但如果我现在不说话，就没有道德权利再说有关自由与民主的议题了。”[7]
1989年10月10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将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西藏流亡人士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以表彰他“为西藏自由和对非暴力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作出的努力和斗争”
事实上，1988年至1989年初，藏人流亡政府和中共双方的谈判沟通一度频繁。中方曾主动表示愿意在香港或北京接见西藏流亡代表。1989年初，邓小平与江泽民已委派接触渠道。达赖喇嘛的声明一出，即刻遭到中共强烈反弹。此后十余年藏中沟通全面中断，直到2002年才重启接触。
结语：铭记藏人的牺牲
当我们在2025年纪念“六四屠杀”三十六周年之际，也应铭记在这段历史中沉默或被忽略的藏人之声。西藏拉萨在天安门屠杀发生前，就已经历过更血腥的镇压；藏人学生更在六四运动中，承担了与汉人学生相同甚至更沉重的政治代价。同时，西藏流亡政府在关键时刻为谴责中共镇压学生，付出了极大的外交与战略成本。
但我们不应简单地把藏人的抗争视为“中国民主运动”的一部分。藏人有自身的政治诉求，包括民族自决和维护本民族的宗教、语言和文化，这与汉人主导的民主运动并不完全相同。铭记藏人的参与和牺牲，意味着尊重他们追求自由与尊严的选择。
正如达赖喇嘛在为六四事件中学生发声时所言：“如果我不能为他们开口，我将耻于开口谈自由与民主。”这句话，不仅是一位宗教领袖的道义宣言，也应成为所有民主追求者的信仰基石。
参考文献Sources:
1 Five Point Peace Plan
2 1987–1989 Tibetan unrest
3唐达献：刺刀直指拉萨：八九年拉萨事件纪实
5 Biao Teng《拉萨镇压与北京镇压之间的连结》,载《八九与西藏问题》,2022年
6西藏之页：回首西藏大学生举行游行三十周年
7旧文回顾：藏人为六四付出的代价
8 1989.06.05达赖喇嘛声明1989.06.05 Statement by the Dalai Lam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