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27日，丰收华人基督教会主任牧师张伯笠。（PAUL RICHARDS/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5年6月10日讯】（看中国记者肖然综合报导）大中国审判筹备组于六四36周年之际在X空间举办了一次关于六四学运的讨论，特别邀请当年的北大学生、天安门临时指挥部副总指挥、当时唯一在境内逃亡藏匿两年没有被当局抓住的六四通缉犯张伯笠，回忆36年前的民主运动。下面是对张伯笠发言的整理（文字稍有编辑）。
1989年，我从头到尾参与了天安门广场的民主运动，亲历了那场改变无数人命运的历史风暴。36年后的今天，2025年，回顾这段血与火的记忆，我感到有责任还原真相。近年来，许多讨论将矛头指向学生运动，知识分子和政府将其妖魔化，指责年轻人的“激进”导致悲剧。这对在天安门付出青春、自由甚至生命的死难者极其不公。他们的牺牲应被铭记，天安门母亲的冤情应被昭雪。我希望通过今天的发言，分享我为何走上广场、亲眼所见的场景，以及对这场运动的深刻反思。
投身运动的初心
1989年，我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担任班级干部，也是共产党员，被视为党培养的下一代接班人。我的导师曹文轩和钱理群教我文学与思想，激发了我对改革的憧憬。作为青年作家和记者，我热衷于用笔记录时代的脉动，梦想通过报告文学唤醒社会。然而，4月15日胡耀邦的去世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胡耀邦，这位主张言论自由、对知识分子宽容的总书记，他的离世不仅是个人悲剧，更是改革希望的破灭。
那天，北大校园笼罩在沉重的气氛中。学生们低声议论，食堂里的饭菜无人动筷。我在宿舍里辗转反侧，脑海中浮现胡耀邦温和的笑容。悲痛中，我提笔写下一首悼诗，表达对他的敬意和对现状的不满。夜深人静，我独自走到三角地的布告栏，将诗贴在空白的墙上。月光下，纸张微微颤动，仿佛诉说着我的心声。这可能是三角地的第一首悼诗，简单却真挚。我没想到，这一举动会将我卷入一场席卷全国的运动。《中国科技日报》后来引用了我的诗句：“一城风一城雨，长歌送军行”，让我的名字意外传播开来。这是我参与运动的第一个动机——对胡耀邦的深厚情感。
第二个动机来自知识分子的影响。我的宿舍（47楼3011室）成了思想交汇的中心。卢晓燕（刘宾雁的联系人）、电影家协会副主席郑毅等人常来讨论中国的命运。他们谈到政治腐败、改革的停滞和社会的不公，言辞激烈，眼中闪着忧虑。我记得一个春夜，郑毅从山西赶来，坐在我的床边，语重心长地说：“中国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学生得做点什么。”他的话如石子投入湖面，激起我内心的涟漪。卢晓燕带来刘宾雁的信，谈到知识分子的责任，我开始意识到，作为学生，我们不能再沉默。
第三个动机是作为作家的使命感。我预感到这场运动将波澜壮阔，无论结局如何，我都想用笔记录这段历史。我开始写日记，记下每一次集会、每一场讨论。后来，我与同学创办了《新闻导报》，在28楼的宿舍里编辑报纸。油墨的气味弥漫，键盘敲击声与争论声交织，我们连夜撰写文章，呼吁民主与自由。这些夜晚让我感受到自己正参与一场改变中国的历史。
运动的开端：从三角地到广场
4月17日夜晚，北大三角地人声鼎沸。大字报贴满墙壁，有人写道：“该死的没死，不该死的死了”，矛头直指邓小平。方励之的公开信要求释放魏京生，点燃了学生的激情。王丹，北大民主沙龙的组织者，站上讲台，号召行动。他的声音清亮而坚定：“我们不能只在校园里议论，该走出去！”我虽是沙龙的听众，但每次演讲都让我心潮澎湃。那晚，有人提议到天安门广场悼念胡耀邦，为他讨公道。人群沸腾了，有人喊：“去广场！让全国人民知道！”
我们扯起写着“中国魂”的条幅，浩浩荡荡出发。我推着自行车，走在队伍前列。夜色中，北大博士生楼的窗户亮起，一条写着“北京大学博士生”的条幅从高处垂下，点燃了我们的热情。沿途，清涪、人大的学生加入，队伍越来越大，口号声震耳：“民主！”“自由！”走到钓鱼台国宾馆，警察拦住去路，黑压压的人墙让我们停下脚步。人群安静下来，气氛凝重。我感到一阵紧张，这是我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场面。
我把条幅交给同学，独自走向警察，试图谈判。月光将我的影子拉长，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勇。我问：“你们接到命令不让我们去广场？”警察回答：“我们只维持秩序，你们绕路即可。”我松了一口气，回到队伍，与王丹商量。他说：“我们去广场干什么？得有诉求！”于是我提笔起草七条请愿，包括言论自由、取消游行限制、增加教育经费等。这七条后经修订，成为运动的核心诉求。那一夜，我们绕过钓鱼台，走向天安门，脚步坚定，心中燃烧着希望。
4月18日，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前递交请愿书，但无人接收。4月20日，围攻新华门的行动让局势升级。人群向新华门扔鞋、瓶子，有人冲进去又被拖出。警察和武警冲散人群，用皮带抽打学生。我跑得快，躲过一劫，但听到一个女孩尖叫：“打倒共产党！”这声音刺破夜空，让我泪流满面。那一刻，我感受到运动的转变，从悼念走向对抗。
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当天，20万学生涌入广场。知识分子如戴晴、苏晓康、严家其公开声援。我站在纪念碑下，宣读他们的来信。小喇叭声音微弱，我喊一句，学生重复一句，声音如海浪传遍广场。我记得戴晴的信中写道：“学生是国家的良心。”这句话让我感到肩上的责任。然而，冲进人民大会堂的行动未获回应，只有胡耀邦的夫人李昭走出，与学生握手。她的手温暖而颤抖，我却心酸不已：一个泱泱大国，竟无人回应学生的呼声。
绝食与戒严：运动的高压与团结
1989年，张伯笠参加六四学运（持喇叭者）（图片来源：美国马里兰州Loyola University）
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将运动定性为“动乱”，标志着政府与学生的对立。学生面临抉择：退缩或抗争。戈尔巴乔夫即将访华，全球记者云集，这是向世界发声的机会。我记得在广场讨论绝食的夜晚，学生们围坐一圈，争论纷纷。柴玲、冯聪德来到我的宿舍，与郑毅、赵瑜讨论。他们提到甘地的非暴力抗争，认为绝食是“最后的杀手鐗”。我虽未第一批加入，但支持这一行动。
5月13日，绝食开始，北大200名学生在赵体国带领下宣誓。我编辑《新闻导报》绝食号外，写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第二天，我到广场，救护车的鸣笛刺耳，学生组成生命线，护送晕倒的同学。绝食人数从200增至3,000，广场上百万人呼唤民主。我站在纪念碑下，看着倒下的同学，心如刀绞。他们的脸色苍白，却眼神坚定，这是青春的牺牲。
我当选绝食团副总指挥，负责宣传，与柴玲、李禄、封从德、郭海峰共事。我们与统战部谈判，却无果而终。谈判桌上，官员冷漠的眼神让我感到绝望。5月19日，李鹏宣布戒严。我们投票结束绝食，改为静坐抗议。我致电中央办公厅，表明诉求未变。戒严后，北高联接管广场，但管理混乱。我提议成立临时指挥部，维持秩序。后来，知识分子成立“首都各界联席会议”，组建“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我任宣传部长。
广场上的夜晚，帐篷林立，市民送来面包、汽水，孩子们拿着背心请我们签名。一个老人握着我的手说：“你们是中国的希望。”这些温暖瞬间让我感受到北京人民的爱，感受到这个民族的伟大。我开始相信，我们的努力不会白费。
6月3日的镇压：血与火的夜晚
6月3日晚，民主大学开学典礼在广场举行。我邀请严家其讲授民主与法治，站在广场上的讲台，满怀希望。严家其的声音低沉而有力，讲到自由的价值时，学生们掌声雷动。但讲到一半，东侧传来骚动。有人喊：“坦克来了！”我抬头一看，远处灯光下，坦克的履带碾压着地面，发出沉重的轰鸣。燃烧瓶突然点燃一辆坦克，火光映红了夜空。子弹如雨点飞来，尖啸声刺穿耳膜。
我迅速喊道：“民主大学开会结束！”让同学取下旗帜，誓言：“我们会回来！”解放军喊着“保卫首都”，学生喊“保卫广场”。市民试图阻拦军队，有人扯住士兵的背包。我也抓住一个士兵的肩，他眼中闪着杀气，我心头一震，松开手。我们撤向纪念碑，决定撤离。我与柴玲、李禄等人走在第一排，面对刺刀的寒光，军队让开一条路。
走到六部口，坦克突然高速冲来。方政试图躲避，却被碾断双腿，11名同学丧生。我距离坦克仅两米，催泪瓦斯呛得我无法呼吸，惨叫声刺穿心扉。那一刻，我感到无力与绝望，仿佛世界崩塌。回到北大，校园里学生和老师在哭泣。我站在宿舍楼前，发表最后一次演说：“共产党是杀人的党，是民族的罪人！我退出共产党！”随后，我收拾简单行囊，开始逃亡。
逃亡与信仰：从绝望到重生
6月9日凌晨，我离开北京，开始两年逃亡生涯。我先藏身朋友家，后辗转东北，试图逃往苏联。寒冷的夜晚，我躲在火车车厢下，听着列车的节奏，内心充满恐惧。苏联边境的雪地里，我被逮捕，遣返回中国。那一刻，我以为一切无望。但在绝境中，一位村民收留了我，向我分享福音。我开始阅读圣经，感受到耶稣的爱。想到大卫在亚多兰洞的困境，他仰望上帝，获得救赎，我也在苦难中找到信仰。
最终，我辗转抵达香港。这两年，我妻离子散，北大开除我的学籍和党籍，我从青年作家变成通缉犯。1991年，我抵达香港，参与海外民运，担任《中评》主编和民联副主席。1995年，我进入神学院，成为牧师，服事至今。每当我站在讲台，回望远山，广场的画面历历在目：学生的呐喊、市民的温暖、坦克的轰鸣。这些记忆是我青春的烙印，也是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一刻。
对六四的反思
36年来，我每年纪念六四，但许多讨论将矛头指向学生，指责他们“激进”导致改革失败。我认为，这是对历史的扭曲。学生无分激进与保守，只要走上广场，认同七条请愿，你就是参与者。真正的凶手是共产党，邓小平下令开枪，李鹏、陈希同推波助。六四不是失败，而是被镇压。它是中国人民觉醒的史无前例的运动，影响深远。
死难者应被尊重，天安门母亲应被爱戴。若共产党不下台，中国的苦难将延续。我信主后，从大卫的故事中得到启发：他在绝境中投靠上帝，成为以色列君。六四一代经历血与火，若认识耶稣，将在中国民主转型中继续贡献。我们永远不跪，这是六四的遗志，也是我的信仰。感谢每位聆听我故事的人，这段历史不应被遗忘。
张伯笠背景：
据公开资料显示，张伯笠在1989年六四事件后期任天安门临时指挥部副总指挥，保卫天安门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和生存了一天的天安门民主大学校长。六四镇压后，张伯笠逃出北京在东北潜伏下来，6月13日，北京市公安局将他列为21名高自联骨干之一，受到全国通缉。张伯笠逃到黑龙江省中苏边境躲藏，被当地一名基督徒收留。1989年圣诞夜张伯笠逃亡苏联，向苏联政府请求过境到欧美被拒并遭遣返。苏联军方将他秘密送到边境，让他自行离开苏联返回中国。后张伯笠在黑龙江的荒原躲藏，期间妻离子散。他是当时唯一在境内逃亡藏匿两年没有被中国政府抓住的六四通缉犯。
两年后（1991年6月）张伯笠通过秘密渠道逃亡香港，并向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申请政治庇护，获准流亡美国。1991年7月被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聘为访问学者，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研究员，师从余英时教授。后因肾衰竭在美医院治疗，一年后转至台湾荣民总医院治疗。期间归入基督并写作出版回忆录《逃亡者》，后被译为多种文字，其英文版《Escape From China》获美国华盛顿邮报最佳图书奖（2002年），中文版一章节《逃亡铁幕内》获台湾联合报文学奖。
张伯笠1993年参加了海外民运的华盛顿大会，当选《民主中国联合阵线副主席》并担任《中国之春》杂志总编辑两年之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