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低迷（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5年6月18日讯】（看中国记者尹华综合报导）2025年6月，距离习近平上一轮救市政策已过去半年多，中国经济却未见起色。时评人多伦多方脸在其自媒体节目中指出，最新经济数据显示，中国正深陷通缩危机，5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为-0.1%，连续四个月为负数，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更跌至-3.3%，创22个月新低。习近平的救市政策未能扭转经济下行趋势，原因何在？自媒体大V多伦多方脸近日在油管节目中深入剖析习近平救市失败的根源，他认为，问题不仅在于领导层的决策失误，更在于独裁体制固有的“榨取”特性，导致中国经济难以实现公平的再分配，进而陷入发展瓶颈。
救市政策的失败
多伦多方脸指出，习近平自2020年中国经济显露颓势以来，多次推出救市政策，试图解决通缩问题，但均未见成效。2024年10月的救市措施，旨在刺激消费和提振经济，却未能改变CPI连续负增长的局面。PPI的持续下滑更显示出工业生产的疲软，中国经济正面临自2023年以来最严重的通缩危机。
多伦多方脸认为，习近平的救市失败既有个人决策失误的因素，也有体制性问题的制约。他批评习近平直到2024年10月才意识到通缩的严重性，错过了更早干预的时机。然而，仅仅将问题归咎于“愚蠢”并不全面，因为习近平身边不乏经济专家，政策失误的背后，更深层的原因在于独裁体制的结构性缺陷。
独裁与民主：经济发展的比较
多伦多方脸深入探讨了独裁与民主体制在经济发展中的差异。他指出，当前关于民主与独裁哪种体制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争论并无定论。支持民主制度的证据在于，当今大多数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均为民主国家，而独裁国家（如新加坡、沙特阿拉伯）多为城市型或资源型经济，例外情况较少。然而，独裁体制在发展初期也展现出优势，例如韩国朴正熙时期、中国江泽民与胡锦涛时期，以及台湾蒋经国时期的经济奇迹，这些案例常被用来证明独裁体制的效率。
多伦多方脸进一步分析，独裁体制的经济表现呈现“上限高、下限低”的特点。成功的独裁者（如朴正熙、蒋经国）能通过集中资源创造经济奇迹，但失败的独裁者（如毛泽东、金氏家族）则将国家推向深渊。相比之下，民主体制因选民制约，难以集中资源进行大规模“榨取”，但更擅长公平分配。这种分配能力在经济发展初期可能拖慢速度，但在进入发达国家阶段后，却成为稳定发展的关键。
“榨取优势”的双刃剑
多伦多方脸提出，独裁体制的核心优势在于其“榨取能力”，即通过集中力量快速调配资源，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例如，中国过去数十年的高速铁路、港口等大型基建项目，均得益于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模式。他以中印对比为例，指出中国在2005年至2011年间，GDP增速远超印度，但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却落后于印度（中国平均低于GDP增速0.5个百分点，印度则高于GDP增速数倍）。这反映出中国政府的高榨取特性，虽然在早期推动了经济增长，却牺牲了居民的实际收入。
这种“榨取优势”在发展初期是助力，但在中国接近发达国家门槛时，却成为拖累。多伦多方脸解释，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普遍低于发展中国家（21世纪以来，发达国家平均GDP增速为2.18%，发展中国家为5.52%），因为后者主要依靠技术模仿，而前者需依赖创新。创新所需的长期投资和高风险，使高榨取模式的边际效益下降。例如，投资芯片或电动车等高科技产业，可能需10年才能见效，且易受贪腐或决策失误影响，难以复制过去基建投资的高回报。
分配不公的放大效应
随着经济增速放缓，中国社会的不公平问题日益凸显。多伦多方脸提到，近期网络热议的“才女”现象（如董新颖、黄阳甜甜等），实质反映了公众对裙带关系和分配不公的不满。他援引一篇关于中国县城政治生态的论文，指出公职人员的子女更容易进入财政局、税务局等优越岗位，而普通人则被分配到水利局、农业局等资源匮乏的部门。这种不公并非新现象，但过去经济高速增长掩盖了问题。例如，1979年至2020年，中国市级行政区从211个增至333个，县级行政区从2137个增至2844个，公务员岗位从370万增至800万，新增机会为平民提供了上升空间。然而，当前经济增速放缓，新增岗位减少，裙带关系对存量资源的争夺加剧，分配不公的问题被急剧放大。
多伦多方脸以习近平本人的经历为例，指出他在33岁时（1986年）即成为厦门市副市长，显然得益于其父习仲勋的影响。这种裙带关系在过去因经济高速增长而被掩盖，但如今随着增长放缓，公众对不公的敏感度显著提升，从追求增量转向争夺存量。
救市困境：高榨取与低分配的矛盾
多伦多方脸批评，习近平的救市政策仍未跳脱高榨取模式的窠臼。例如，面对消费不足，政府选择发放消费补贴或设立基金救市，却不愿直接减税或降低社保缴费比例。他以台湾为例，指出中国企业为员工支付的社保费用远高于台湾，导致员工到手收入较低。若降低社保比例，消费能力可立即提升，但这会影响公务员薪资和老干部医疗保障，动摇习近平的权力基础。因此，尽管习近平可能意识到问题，他却无法改变体制的榨取倾向。
更矛盾的是，中央政府财力雄厚，却无法有效分配资源。地方政府因财政困难甚至无法支付公务员工资，转而通过“远洋捕捞”（跨省执法罚款）维持运转。中央虽有能力发放补贴，却因担心地方滥用资金，难以将财力下放。多伦多方脸认为，这种“中央富有、地方贫困”的现象，凸显了独裁体制在再分配上的无能。
未来出路：从增长到公平
多伦多方脸提出，中国经济的破局之道在于从“增长为核心”转向“再分配为核心”。他计算，若中国能通过10年将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从40%提升至60%，即使未来GDP增速仅为3.5%，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增速仍可达7.8%，接近2008年至2019年黄金时期的7.69%。这将显著改善民众的生活体感。然而，若继续高榨取模式，即使GDP增速达到4%，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可能仅为2.5%至3.5%，远低于民众期望。
多伦多方脸强调，公平的再分配是解决当前经济困境的关键，而民主制度因其选票制约，更擅长实现公平分配。虽然他并不主张民主是唯一出路，但现实中难以找到比民主更有效的再分配工具。习近平受困于独裁体制的榨取惯性，无法实现公平分配，这注定了其救市政策的失败。
多伦多方脸认为，中国经济的困境源于独裁体制的高榨取与低分配特性。过去，集中力量办大事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但如今，随着中国接近发达国家门槛，增长放缓与分配不公的矛盾日益凸显。习近平的救市政策虽试图通过补贴刺激消费，却无法改变体制的结构性缺陷。未来，中国需从追求增量转向优化存量分配，实现社会公平，方能走出经济困局。然而，在当前体制下，习近平难以实现这一转型。中国的未来，需仰赖公平再分配的改革，而这或许是民主制度的优势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