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俊雄在多伦多支联会主办的六四36周年纪念晚会上(看中国特约摄影Jerry摄)
【看中国2025年6月19日讯】(看中国记者肖然采访报导)六四见证者、中国民主党湖北黄冈创党人之一胡俊雄于2025年六四前夕从泰国来到加拿大,获得了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近日,他接受了《看中国》专访,回忆了他亲历的六四屠城事件,以及那之后他的人生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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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俊雄:1999年3月第一次抓捕后,公安就开始控制我,盯着我。如果那时我收手,写检讨认错,可能就没事了。我知道共产党的政策,但我没停手。我入了这条道,不像别人只是说说而已,我积极帮助当地的维权人士。当时我还做生意,他们利用我的生意、工作、住房、家庭来威胁我。我妻子是干部子弟、公务员、党员,工作很好,但自从我被抓后,她也受到影响。虽然我们感情没问题,公安三番两次找她施压。这种情况持续到2006年,我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好不容易组建的家庭,不能因为我连累她。他们用我和孩子威胁她,用她的工作、待遇、工资威胁我。他们的手段卑鄙无耻,把家人当人质,连坐迫害。2006年,我当机立断,跟妻子商量离婚。我说不离婚,你麻烦,我也麻烦。离婚后第二天,我买了汽车票去了杭州。
我去杭州是为了打工。杭州是中国现代民主的发源地,我一直向往。她想送我到车站,我说不用,否则公安会逼问你我的去向。那时我已被2001年双开除——开除公职、开除党籍。我不在乎开除与否。中间多次突袭,公安、国安、黄冈政法委三个单位抄家、盯我。离婚后,我开始在全国流亡,认识很多人。我们互相信任,手机普及后,我用了五个号码,都带“六四”,朋友一看就知道是我,马上接待我。尤其在浙江、西安、重庆,朋友百分百信任。我帮他们修电脑、搞技术,不是简单吃饭。我低调,但在小村里有些名气,主要是教大家上网翻墙。
但迫害无处不在。在杭州,一下火车,公安就在车站等我,强行送回原地。他们没理由拘留我,但警告我不要在杭州搞乱。他们用高科技监控行踪,杭州公安技术比黄冈先进。2006年在杭州待不到两年,2007年底我去了北京。在北京七年,多次被绑架、殴打、关押。我不喊口号、不写文章、不游行,只帮六四“反革命暴徒”修电脑。他们出狱后不适应社会,我修旧电脑、装软件,教他们生存技能,全部免费。这本来应该是政府做的事。
2014年10月31日,我在维权人士家修电脑时被抓,关进丰台看守所35天,遭酷刑虐待。他们以“寻衅滋事”为由关我,这是口袋罪,随便套用。牢房20多平方米,住20多人,平均不到一平方米,还有卫生间。里面有盗窃犯、抢劫犯、杀人犯、诈骗犯、贪污犯,各种人渣。政治犯地位最低,其他犯人受指使欺负我。我信佛,保持友善。有次采买(监狱购物),我用朋友存的200元买东西,分给没钱的犯人。大家态度改变,但管教要求退还。我笑着想,东西已吃完,剩下的我偷偷还给他们。
酷刑方面,入狱脱光衣服,10月冬天的凉水从头浇下,这在西方算酷刑。他们不打不骂,但其他犯人辱骂我。10月31日抓我到11月凌晨,我被铐在老虎凳(约束椅)十几小时,动不了。提审时不给饭吃,一审几小时,35天提审十几次,充满侮辱和折磨。我坚持零口供,依法不开口,他们没辙。我有先天性心脏病,两次半夜发作,像噩梦,呼吸急促,动弹不得。我大喊,值班员按紧急呼叫器送医。这与酷刑、环境、情绪有关,没药、没医疗、没自由,病自然会发作。
记者:2015年4月您冒险逃离中国到泰国,申请政治庇护,为何选择泰国?
胡俊雄:2014年12月5日我出狱,2015年就想逃。海外朋友劝我早点离开,我之前有顾虑:女儿还小,父母年老,需要照顾。21世纪初就有人叫我走,但我没走。2014年被抓后,我明白他们不让我正常生存,还连累家人。我下决心走。陈忠和在湖南成立中国民主党海外委员会,组织营救我,但需要钱。我20多年没收入,没护照,当地公安不给办。朋友出钱出力,我从广西偷渡到越南,再从越南到柬埔寨,又从柬埔寨到泰国,三次偷渡,风险极高。第一次钻铁丝网,若被武警发现,可能被枪杀。2015年7月8日我到泰国,第二天就是709大抓捕。朋友说我幸好早走一步。
记者:您在泰国为何把孤军墓建成六四天安门大屠杀纪念馆?
胡俊雄:到泰国后我低调,一边等联合国审批难民身份(一年多后批准),一边想做事。湖北老乡梁三桥2004年买了一千平方米地,建孤军墓纪念国军战俘。他70多岁,力不从心,请我帮忙管理。我觉得这有公义,答应了。墓地荒凉,草比人高,我除草、砍树。美国朋友给我100张六四图片,建议展览。2016-2017年因没场地,我在街头用围栏、墙壁展览,风吹日晒几天就收。后来朋友建议在孤军墓建永久展馆。我大规模建设,建了50平方米展馆,展板面积120平方米,展出国军烈士和六四图片。困难很多,没资金、没人手,但泰国政府不干涉。后来中共破坏,麻烦增多。疫情后自媒体宣传,普通中国人捐款支持。最多一年几万人参观,展览持续九年。
2021年10月梁三桥去世,土地归他女儿。2024年4月,她转租土地给他人,我被迫离开。我百分百确定是中共操纵,意图拔掉这个“反共基地”,让我无家可归,销毁六四图片。中共一箭三雕,但图片我交给了朋友保存。
记者:您如何来到加拿大?在泰国有何迫害?
胡俊雄:在泰国,中共特务和移民局勾结迫害我。孤军墓期间查我两次,2024年12月20日,他们包围我七八万平方米的住处(泰国朋友给的半亩地建房)。泰国警察和移民局客气,说是外交部交代了解情况,实则恐吓。2024年是六四35周年,我搞了三个活动:纪念中华民国113周年、六四35周年、声援香港黎智英和47人案。活动图片、视频上网后,移民局10月找我,问活动和参与者,检查我家,警告我别搞,说我影响泰中关系。我说九年没违法,他们无话可说。这是中共操纵。加拿大安置我时,我不想因活动耽误移民。
联合国难民规定:不当地工作、不乞讨、不参加政治活动。前两条好做到,但“政治活动”定义模糊。加拿大多伦多支联会和卡尔加里组织救我,我5月29日抵达加拿大。他们素不相识,安排我住处,照顾周到。我感谢他们。支联会每年纪念六四,我主动参加,因我是六四亲身见证者,过去十年在泰国也坚持纪念。我在集会发言,第一次在自由土地上公开讲述大屠杀见证和经历,毫无顾忌,不再恐惧。即使在泰国,因担心被绑架(如江云飞案例),我不敢敞开说。在加拿大,我见到多伦多市长和议员,他们问我有何困难,让我感动。加拿大是彻底自由民主的土地。
记者:来到自由的加拿大,您有什么打算?
胡俊雄:作为新移民,第一,按政府规定完成移民手续;第二,找工作养活自己,为社会贡献;第三,业余时间为中国民主发声、呼吁。我现在能说真话,没有顾虑。我63岁,一路见证中国民主进程。80年代中期是黄金时期,胡耀邦、赵紫阳开明。六四后邓小平开枪,镇压民主人士,震慑体制内,社会从此沉默。
记者:您因为为六四死难者发声,而失去了幸福的家庭、至今仍经济拮据,您后悔过吗?
胡俊雄:从不后悔。我一生失败,从求学到工作、事业、民主运动、泰国流亡,但我不在乎成功。只要为理念奋斗,就值得。六四是我人生节点,改变了我的政治信仰。我本是技术人员,对政治毫无兴趣,但共产党逼我搞政治。在民主国家,政治是生活一部分,人人有权关心,不因信仰不同被迫害。我信佛,尊重各种信仰,坚持民主自由理念,会通过媒体、网络为中国民主努力。
记者:您对中国民主未来有信心吗?
胡俊雄:我很有信心。民主是世界潮流,顺之昌,逆之亡。二战后,集权主义衰落,1989-1990年东欧剧变,公开挂共产主义招牌的国家所剩无几,迟早完蛋。这些政权被阴谋家、私欲膨胀者利用,打着为人民谋利的旗号谋私利。资本主义社会虽为私利,但依法行事,私利即公德。共产党打着公义旗号,却让人民水深火热。中国迟早改变,可能明天、明年、下个月,东欧不也是一夜变天了吗?大家保持正念,为民主自由奋斗,踏实做好工作。
记者:您支持退党觉醒运动吗?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请用一句话来总结您对中共的认识。
胡俊雄:共产党是人类史上最邪恶、残暴、不讲道理的组织。我完全支持退党运动。我2000年不交党费自动脱党,2001年被双开除。2004年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我公开声明退党。说句笑话,有人问我三退没,我笑说七退、八退都有了,连工作、房子都退了。我呼吁更多人用真名勇敢退出,不用化名。公开站出来,共产党越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