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的中共红军。（网络图片）
龚楚（1901～1995），广东乐昌长来村人，15岁入广州市立一中。16岁参加粤军，入滇军讲武堂韶关分校。1921年任粤军连长。1924年入团，1925年转党，回乡从事农运。宁汉分裂，1927年5月初在韶关任“北江工农讨逆军”总指挥，率部参加南昌暴动。1928年1月，与朱德、陈毅、王尔琢等发起湘南暴动。1928年5月，指定与朱毛组成前敌委员会，头颅也与朱毛同一价位——捉到两万大洋、击毙一万、报信五千。1929年12月参与百色起义，任红七军参谋长。此后历任红七军长、中央模范团长、粤赣军区司令、红军代总参谋长。1934年10月中旬，红军主力西撤后，任留守江西苏区的中央军区参谋长。最后一个职务为方面大员：湘粤桂边区中央分局书记兼该区红军总指挥。1935年5月2日，只身离队，留下一份“脱离声明”。
红军创建者之一的龚楚，为中共事业历尽艰辛，几入生死，左腿致残，加之身居高位，通缉匪首，按说只能死心塌地跟着走了，怎么会离开革命队伍呢？都熬挺11年了，怎么会自我否定呢？自然，龚楚之叛说来话长，有着主客观复杂因素，须稍展述。
被冤杀的林野夫妇
1950年代，中共镇反，处决“反革命”。（网络图片）
林野（1902～1934），福建龙岩人，中共党员，黄埔军校毕业生，参加北伐，宁汉合流后脱离汪部回闽西。1928年初参加朱德领导的湘南暴动，即任红四军军部少校参谋。但其家庭成分是地主，1929年朱德率部攻占龙岩，林野父母被当地农会在暴动中杀死，担心林野报复，当地共干要求朱德将林野交送地方处置，朱德不允，痛斥来要人的农会共干。红12军在福建成立后，林野出任军参谋长，工作中得罪军政委谭震林，调任红军军政学校四连连长，后任红军公略学校教育长、红军第二步兵学校校长。1934年秋，中央红军主力突围，林野任野战军（突围部队）总司令部参谋，随军行动，走了两天，因脚受过重伤，行走不便，朱德调他回中央军区（留守部队）工作。当林野回到瑞金，恰逢其妻（上海大夏大学毕业生）从福建跑到江西苏区来找他，最高浪漫的“革命＋恋爱”，真是说不出的喜悦。
林野向西江（会昌县属）中央军区司令部报到的第二天，谭震林到龚楚办公室，细声对龚说：“报告参谋长！我们准备请林野回家去！”龚楚以为要林野回龙岩老家工作：“司令部正需要林野这种参谋人才，我看还是另外调人到龙岩去吧。”谭震林狞笑一声：“不是要他到龙岩去，是要他回老家！”龚楚一个寒噤，忙问：“林野同志是老党员，他并没有错误啊！”谭震林严厉而坚定地说：“我应该报告你的是，林野的思想向来不正确，立场也不坚定，而且又是一个反革命的地主阶级（按，指其家庭出身），中央早已对他怀疑。现在他回来了，在此艰苦斗争中，我们再也不能让他混在革命队伍中。我已报告了项英同志，并已得到他的同意。”
龚楚认为像林野这样年轻有为的同志，并无明显错误，仅仅怀疑就要杀掉，实在难以接受。谭震林虽然地位比龚低，却是“国家政治保卫分局长”，直属中央领导，操握留守红军全体人员的生杀大权。除了对高干动手须报告政治局，处决中下级干部与士兵平民，毋须任何机关核准，只要自己批准自己就行。龚楚深知谭震林为人刻薄冷酷无情，无法阻止，但寄望说服项英。龚找到项英：“林野究竟怎样处置？你有考虑吗？”项英很庄重地回答：“谭震林的意见很对，在这严重斗争的环境，为了革命的利益，我们顾不到私人的感情了！”龚见项处无望，去找住在附近的瞿秋白、阮啸仙，两人虽已失势，却是著名中共高干，且与龚私交颇深，尤其阮啸仙是广东农会时期的老同志（后任赣南军区政委），也许能救下林野。两人听后，互望一眼，瞿秋白说：“这件事，我同意龚同志的说法，不过我们现在不便说话了！”阮啸仙也说：“龚同志，我看这件事你也不要管了！我和瞿同志就快离开这里，你和谭同志共同工作的时间长着呢，何必因此而引起以后的不愉快？”
当天下午三点，项英通知林野，说是派他重赴红军学校任职并请他们夫妇吃饭。林野夫妇兴冲冲地赴约。下午四点开饭，特地为林野夫妇加了一碟炒蛋。陪餐的龚楚知道这是“最后的晚餐”，眼看这对恩爱夫妻笑意写在脸上，浑然不知，自己既无法援救更不能泄露天机，心如刀绞。他忽然想到至少应该救下无辜的林妻，便说：“林野同志，今晚去红军学校有15里路，天快黑了，此间有空房，让你太太暂住一晚，明天再派人送她去，好吗？”一旁项英、陈毅顿时领悟，附和道：“龚同志的意见很好，林嫂子明天去好！”可这对恩爱夫妇婉谢好意，他俩哪里会知道龚楚的真正用意呢？这对好不容易会面的青年夫妇，当然希望能有更多时间在一起。
事后，那两个在途中奉命动手的特务员，向龚楚报告经过：走了十里路，已入夜了，林野先行在前，林妻在后，一位黄同志拔出大刀去杀林，其妻大叫，双手拖住黄不放，林野发足狂奔，另一特务员立即赶上，举刀便砍，林一闪避，已中左肩。林野立即回身拚命，但因左肩负伤，又被劈中右肩，此时再想逃，被追上照头一刀，脑破两半。林妻也已被黄姓特务员杀死。那位特务员说完嘿嘿一笑：“这次若不是我们两人，恐怕给他跑掉了呢。”龚楚事后对谭震林说：“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最好是痛痛快快的干掉，不必要再演这样的活剧了。”谭讽笑道：“参谋长还有一点温情主义的意识呢！哈哈！”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林野为烈士。
令人胆寒的政治保卫局
1934年6月中旬，五次反围剿无法打破，白军包围日益缩小，红军最高领导层决定突围。为保证突围时没有逃跑及投降之类事件，政治保卫局进行严密整肃。政治保卫局权力无边，常常一句“保卫局请你去问话”，就将人带走。被传去者，多数就此“失踪”，毋须宣布任何理由与后续消息。这一时期，被撤职审查的干部士兵达数千人，不得不在瑞金附近设立十多个收容所。为处置这一大批“动摇干部”与“反对阶级”，在瑞金北面与云都交界的大山深密处，设立特别军事法庭，离开法庭150码，有一条二丈多宽的山涧，涧上有一小木桥，桥下便是“万人坑”。所谓审讯只是一句话：“你犯了严重的反革命错误，革命队伍里不能容许你，现在送你回去。”然后押着犯人到坑边，一刀一脚，完工齐活。更“艺术性”一点的，要犯人自挖墓坑，然后再动刀踢入或干脆活埋，省下挖坑的麻烦。“这种残酷的历史性大屠杀，直到红军主力突围西窜一个月后，才告结束。”
据《龚楚回忆录》，红军撤退或在白区长途行军时，必派出由政治保卫局人员组成的收容队与后卫警戒部队同行，落伍官兵如无法抬运，“便毫不留情地击毙”，以免被俘泄密。红军中除了政委与政治部主任，各级长官不仅不知道政治保卫局的卧底，而且不知道身边警卫多数都是经过“政治保卫局”培训的特务，时刻监视，随时可对自己“动手”。百色起义主要领导人、红七军军长李明瑞（北伐虎将、广西国军长官），就是被跟随多年的心腹卫士林某击毙，林某就是奉命监视李明瑞的特务。政治保卫局内部也互监互督，没有人受到绝对信任。“不但中下级干部终日忧惧，不知死所，高级干部也人人自危。在这种恐怖的气氛笼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这时，我便暗萌去志。”
更何况，龚楚已有“历史污点”。1933年5月下旬，周恩来主持高干会议宣布：“对龚楚在工作中所犯对革命前途灰心丧气，甚至发生动摇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评教育，并给予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调红军大学上级训练队高级研究班受训。”随即在红军总部召开思想斗争大会，对龚楚围攻批判，提前经历“文革”。政治保卫局要收拾龚楚，也不是没有“历史依据”。
这一时期被“肃”的红军高干还有红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季乃1932年1月1日宁都暴动的主要领导人，带着26路军两万余人及众多弹械投红，出任红五军团总指挥。仅仅因为与参谋长赵博生（中共党员）在人事安排上有所龃龉，同年6月即以“读书”为名予以软禁，10月与部下另一将领黄宗岳同时被杀。1927～1934年间，毛泽东也被清算过“富农路线”，三次开除中委八次严重警告与留党察看。1932年初，萧劲光因“小资产阶级意识”差点不得出任五军团政委，5月又遭撤职与开除党籍处分。革命远未成功，革命者已在支付“必要的冤枉”（始于文革的中共高干流行语），交出去的是血淋淋的肉体与生命，抓住的则是干巴巴的抽象概念与教条。
大陆中共党史赫赫有名的“红队”，即刺杀顾顺章、白鑫等等叛徒的中央特科红队，不知情者还以为以颜色为队名，其全称实为“中共红色恐怖队”。
早年的深刻反思
1928年10月，龚楚赴长沙就任中共湖南省委领导，在汝城遭拦截，白军纵火烧山搜索，差点烧死。他潜回乐昌老家，静养21天，病榻之上有一段反思：
我参加革命的志愿是希望能创造一个幸福美好的社会，在当时社会存在的各种不合理的现象，更支持了我的思想继续发展。可是，在这几年的斗争过程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时期，农民向地主豪绅的激烈清算和地主豪绅伺机向农民的惨酷报复，在循环不已的斗争中，既违背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也没有增进社会人类的幸福，反而使生产萎缩，农村经济破产，人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坏了，新的生活根本没有建立起来，人与人之间彼此猜疑，彼此防范，除了听从中共的命令之外，简直变成了一个奴隶社会。人性毁灭了，人道毁灭了，人格也毁灭了，自由平等，更谈不到，这样的革命手段，难道是我所应追求的理想吗？
同时，我更想到我们的红军是共产革命的武装，它的任务是要以战争来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以推翻旧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但是在不断的战争中，战死沙场的并不是高级统治者的本身，而是破了产的工农贫苦大众的士兵和中下级的军官。战争的结果，还不是贫苦工农的自相残杀吗？谁无父母，谁无兄弟，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类？我睡在床上，反复地想着，越想越想不通，使我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开始发生了怀疑。
有了这样的思想，龚楚在红军中自然会格格难入，渐生异志。
龚楚因与周恩来发生工作意见上的分歧，被新帐老帐一起算，不仅高层检讨，也被大会批斗，提前经历文革。1933年5月，龚楚挨批，34师政委（龚曾任该师师长）黄苏揭发龚生活腐化，在广西红七军时期花千元代价娶妻，实属无中生有。散会后龚楚质之，黄答曰：“这个消息我也是听人家说的，人人都知道我和你是老同志，在这次斗争会上我若不批评你，便是我缺乏无产阶级的意识。所以我不得不将这件事说出来，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老同志还是老同志，何必介意？哈哈……”
留书脱逃
1935年1月初，留守江西苏区的“中央军区”虽然还有近3.7万人马，但苏区已无可动员人力，存粮仅可维持二月，存款亦只有十万，四周又是合围日紧的中央军。项英、龚楚、陈毅商量后，电请远在贵州的中央，要求突围，追随“野战军”西进，争取与其会合。中央即复：根据突围西进经验，中央军区应放弃突围，就地分散打游击，另命龚楚率一步兵团转进湘粤桂边区，收容西进野战军散落人员，建立新根据地并成立中央分局，该区党政军事宜均由龚楚负责。
龚楚即率1200人进至湖南彬县黄茅，迅速打开局面，发展湘粤桂边区赤色武装。由于国军一时无力进剿，“我虽然过着流动性的游击生活，但环境安定，工作清闲，荒岭的夜月，山野的清晨，颇使我得到最好的思辨时间和空间。”
“红军中的指战员们，谁不知道中央苏区撤退以前的大屠杀？那种残民以逞的暴虐行为，那种灭绝人性的对付同志的手段，岂是有良心的人所能忍受？在政治保卫局严密的控制下，人民的行动和言论早已丧失了自由，参加革命斗争的人，连自己的生命也掌握在别人的手里，这样的革命，不是自欺欺人吗？……饶了我吧！中国再也不需要流血的革命呀！”
1935年5月2日，这个负载中共湘粤桂三省军政重任的“最高长官”，出于对遥控中共的“第三国际”的愤恨与党内残酷斗争的恐惧，竟撂了挑子。龚楚避开身边特务员，只身巧妙逃脱，留下一份声明给政治部何主任，大意如下：
何同志！你回来的时候，我已到广东去了，以我一个负了方面重任的同志，脱离你们而逃，你们该会觉得惊奇？更将会责骂我由动摇而走向不革命、反革命的道路的。诚然，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来责骂我，这是我错的。但我要告诉你们，中国共产党已不是一个为广大人民谋福利的真正革命党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在苏俄役使下的卖国党。它走向毁灭国家、毁灭人民以及毁灭世界人类文化的道路。近三年来，中央苏区的措施，你们是知道的；人民得到了革命的利益吗？红军主力西窜时对党内干部的大屠杀，你们难道不寒心吗？这些事一向是我所坚决反对的；往年对党的政策曾经勇敢地提出建议与纠正，希望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能够走上正确的道路，可是所得的结果是个人被处分，而党的政策依然没有转变过来。今后呢，我还能盲从他们去干杀人放火的勾当吗？我如何对得起国家和人民？更如何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呢？我的出走就是这么简单的理由。
1971年初，龚楚在自序中陈述何以脱红：“我在这一革命斗争期间，逐渐体验到中共的革命政策与我的革命理想背道而驰。我并预感到：如果中共统治了中国，将未必是中国人民的幸福。”
（本文略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