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 。（图片来源: 合成图 今涛拍暗）
按：赵紫阳在软禁中曾说：“我真正明白了，问题不在于哪个人主政，而在于这个制度本身。”而这个制度就是共产制度，它是最邪恶的。百年红潮一路杀，不仅是对外也包括对内的自己的人的清洗，从这一点来说：共产制度就是魔鬼的化身，其本质是嗜血的。
赵紫阳的那句反思，是对后人发出的沉痛警告：不要再相信改良可以拯救一个根本恶的体制；因为魔鬼不可能改造，只能终结。请记住中共没有资格给谁平反，只能是解体和清算！
胡耀邦之死 良知改革者与“党的正确”的矛盾
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因心脏病在北京逝世。消息传出后，北京大学生自发前往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悼念，引发广泛共鸣。这场悼念迅速演变为声讨贪腐、要求改革的学潮，最终成为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导火索。
胡耀邦之死，不只是某位领导人的去世，更是一个政治时代的终结。他代表了中共体制内少数兼具开放视野与道德良知的改革者。
从青年团书记到总书记 一位理想主义者的崛起
胡耀邦出身寒门，早年参与长征，深受延安整风洗礼，却不盲从教条。他在1970年代末主政共青团期间，大力提拔知识青年，主张“尊重人才、尊重知识”。邓小平曾赞他“敢说真话、不怕犯错”。
1978年后，他成为邓小平“改革开放”主线上的重要推动者。主政中央期间，他积极平反冤假错案，为数百万被迫害的右派与知识分子恢复名誉，被称为“平反元勋”。在政治上，他主张“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挑战“凡是派”，强调“实事求是”。
然而，正因为他倾向自由化、对言论控制宽容，也令党内保守派深感不安。他曾多次被批评“软弱”、“不够坚决”，特别是在学潮与言论问题上“处置不当”。1987年，经赵紫阳阻力无效后，胡耀邦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
他的下台，并非因政策失误，而是因为太过“开明”，被视为对意识形态控制的潜在威胁。
死亡引爆民意 一场无法被容纳的悼念
胡耀邦去世后，人民的悼念热潮震惊中南海。从北京高校起，悼念潮迅速蔓延至全国各地。学生们打出“要求政治改革”、“新闻自由”、“反贪污”等口号，其核心其实是：怀念一位不贪权、讲道理、有良知的领导人。
《纽约时报》当时报导：“对胡耀邦的悼念，是对一种被扼杀的希望的悼念。”他代表的是一种可能——体制内也可以有善意、有反省、有改革诚意的领导人。但中共当局看到的，却是一场失控的群众运动，是对党的统一意志的挑战。
邓小平在内部会议上直接点名说：“胡耀邦是个好人，但太软弱了，不能够稳住局面。”这句话既是他生前被逼下台的总结，也预告了他死后的遗产将如何被清算。
悼念最终演变为八九学运，并于6月3日至4日夜间，被坦克与子弹血腥镇压。胡耀邦未能实现的改革梦，与学生的改革诉求一道，在血泊中被碾碎。
“良知”与“正确”的无法调和
胡耀邦之所以触怒高层，不是因为他反党、搞分裂，而是因为他尝试在人性与体制之间寻找平衡。他并不了解中共嗜血的本性，还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开明、包容、可以自我修正的党，但在“稳定压倒一切”的高压政治逻辑下，最终成为牺牲品。
德国之声在纪念胡耀邦逝世30周年时评论道：“胡耀邦的悲剧，在于他是一位带着自由灵魂的共产党人，试图用良知驯服一头铁血的猛兽。”他的理想与“党的正确”之间，从未有真正的协调空间。
他下台后，曾对一位友人感慨：“我心里很难受，但我服从党的决定。”这句话道出了中共改革者的困境：即便知道真理与是非，也只能在体制逻辑中屈服。
历史的见证 胡赵体制的短暂春天
与胡耀邦齐名的还有赵紫阳。二人共同构成80年代中共内部“改革开明派”的核心。但赵紫阳在六四事件中拒绝出兵镇压学生，最终被软禁至死。胡、赵的接连消失，标志着“党内改革派”时代的结束。
相对于后来的“江胡温体制”，胡耀邦时期虽然政治改革尚未制度化，但确有一段言论相对开放、民间社会逐渐萌芽的短暂黄金期。许多人回忆那段岁月，常感慨：“那是中共最后一次尝试成为一个正常政党。”
一盏未熄的灯火
胡耀邦之死，点燃了中国民间对自由、公正与改革的强烈渴望。这种渴望虽被压制，却从未真正熄灭。胡的名字至今仍在中国人心中被默默纪念——尤其是在那些不再相信“上面会变”的人们心中。
从刘少奇、胡耀邦到李克强，党内改革者的命运早已不再是偶然悲剧，而是一种结构性悲哀。在没有制度性制衡的体制中，即便怀有再多的善意，也无法战胜“正确”的集体意志。
不过让人奇怪的是邪恶的中共，为什么总是能够欺骗，包括自己体制内的人，都看不透其嗜血的本质，哪怕经历了文革那样血腥的时代，人们还以为中共可以改变？请看下一集：絮语体制内高官 中共如何让整个民族在谎言中沉沦(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