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8年的法国斯特拉斯堡，发生了大规模怪异的死亡之舞。（图片来源： Adobe stock）
1518年的“舞蹈瘟疫”，是史书上最荒诞与惊悚的奇闻之一。百年之后，“跳舞跳到死”仍然是人类历史中，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怪谈。
那是在1518年7月14日，圣玛丽．玛德莱娜节的前夕，法国斯特拉斯堡（当时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狭窄的鹅卵石街道上出现了一个中年妇女的身影。弗劳．特罗菲娅（Frau Troffea），从她那座半木结构的房屋中走出，开始了一场震惊历史的怪异举动。
那是一个典型的阿尔萨斯夏日，空气中弥漫着从附近面包坊传来的黑麦面包香味，以及伊尔河带来的微微湿润气息。街道两旁的商贩们正在收拾摊位，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宗教节日。然而，就在这样一个平凡的傍晚，特罗菲娅突然在街心开始了她的死亡之舞。
起初，她的动作似乎还有些节制——轻快的跳跃，优雅的转身，就像在参加某种庆祝活动。但是随着夜幕降临，她的舞蹈变得越来越疯狂。她的双手开始不受控制地挥舞，身体痉挛性地扭动，脚步踏出单调而诡异的节拍。最令人恐怖的是，她的眼神完全空洞，仿佛灵魂已经离开了身体。
那时候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街头快闪”这一说。她的丈夫赫尔起初还以为这是妻子的玩笑或者突发奇想。他走上前去，拉她的手臂，恳求她停下来。但是特罗菲娅就像感无知觉一样，继续着她那诡异的舞蹈。邻居们也围了过来，有人试图拦住她，有人大声呼喊她的名字，但她依然沉浸在自己的舞蹈世界中，对外界的一切置若罔闻。
当第二天的晨光照亮石板街道时，人们震惊地发现特罗菲娅依然在跳舞。她的脚已经肿胀起来，鞋子里渗出了血迹，但她的身体仿佛被某种超自然的力量驱动着，一刻也不肯停歇。
那个时代的斯特拉斯堡人对超自然现象并不陌生。在他们的信仰体系中，圣维特（Saint Vitus）是一个既能治愈也能降下诅咒的神秘圣人。圣维特的传说在莱茵河流域广为流传，在之前许多个世纪里，莱茵河流域的城镇里，在饮用过莱茵河水的商人、朝圣者和士兵当中，流行着各种奇闻异事和都市传说。那些犯了罪的人会被他诅咒，被迫不停地跳舞直到力竭而死。
当地的牧师汉斯．穆勒（Hans Müller）在看到弗劳．特罗菲娅的状况后，立即宣布：这是圣维特的诅咒！他告诉聚集的人群：“这个女人一定是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罪孽，圣维特正在用这种方式惩罚她。”
但是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到了第三天，开始有其他人加入了这场舞蹈。首先是一个叫做彼得．克劳斯（Peter Klaus）的年轻鞋匠，他在看了弗劳．特罗菲娅的舞蹈后，突然也开始了同样的动作。紧接着，一个名叫玛格丽特．洛特（Margaret Lohner）的寡妇，以及几个街头小贩，都相继加入了这场诡异的舞蹈。
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现象，斯特拉斯堡的市议会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当时的市议会书记员雅各布．齐默曼（Jacob Zimmermann）在他的记录中写道："我们从未见过如此诡异的景象，这些人仿佛被恶魔附身，完全失去了理性。"
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塞巴斯蒂安．布兰特（Sebastian Brant）——《愚人船》的作者——当时就居住在斯特拉斯堡。他亲眼目睹了这场舞蹈瘟疫的全过程，并在后来的著作中详细描述了当时的情况。布兰特写道：“这些舞者的面容扭曲，眼神空洞，就像画家耶罗尼米斯．博斯笔下的地狱众生。他们的舞蹈没有任何美感，只有纯粹的痛苦和绝望。”
市议会首先咨询了当地的医生们。根据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四体液理论"，医生们认为这是由于“血液过热”造成的疾病。主治医师安东尼．埃伯哈德（Dr.Antoni Eberhard）在诊断报告中写道：“患者的血液因为某种未知的原因而过度沸腾，导致了这种不受控制的肢体运动。”这一说法简直和中国人文革时期说的“打了鸡血”不谋而合。
基于这种医学理论，医生们提出了一个在今天看来完全荒谬的治疗方案：让患者继续跳舞，直到热血完全消耗殆尽。他们相信，跳吧，只要让他们跳够了，疾病就会自然痊愈。
于是乎，1518年7月末，当舞者的人数已经达到了三十多人时，斯特拉斯堡市议会做出了一个改变历史进程的决定。他们命令木匠行会和制革工会腾出他们的会所，作为临时的舞蹈场所。同时，他们还在繁忙的马匹市场（Pferdemarkt）和谷物市场（Kornmarkt）搭建了露天舞台。
市议会的记录显示，他们雇佣了二十多名音乐家，包括鼓手、笛手、小提琴手和号角手，为舞者们提供音乐伴奏。他们还花钱雇了一批身强力壮的男子，充当"舞蹈指导员"，负责纠正舞者们的动作，防止他们摔倒受伤。
著名的建筑师丹尼尔．斯佩克林（Daniel Specklin）在他的编年史中详细记录了这一过程：“市议会相信，通过提供适当的音乐和指导，可以让舞者们更快地消耗完他们的热血，从而获得痊愈。”
马匹市场的舞台建在一个石头基座上，周围用木栅栏围起来，防止观众干扰。谷物市场的舞台则更加简陋，只是用几块木板搭建的临时平台。每个舞台都配备了遮阳篷，以防止舞者们在炎热的夏日中暑。
然而，谁能想得到，这种治疗迅速变成了一场噩梦。在政府的干预下，舞蹈瘟疫非但没有得到控制，反而以更加恐怖的速度蔓延开来。
那些舞者们在烈日下疯狂地跳动。（图片来源： Adobe stock）
当时的目击者约翰．韦伯（Johann Weber）——一个丝绸商人——在他的日记中描述了马匹市场上的可怕场景：
“那些舞者们在烈日下疯狂地跳动，汗水如雨般从他们的身上流淌下来。他们的脚已经肿胀出血，鞋子完全被血水浸透。有些人的脚趾甲已经完全脱落，留下血肉模糊的伤口。但是他们依然在跳舞，仿佛感觉不到疼痛。”
“更可怕的是，他们的眼神完全空洞，就像死人一样。当你试图和他们说话时，他们完全没有反应，仿佛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有些人的嘴角流着白沫，发出奇怪的呻吟声。”
一位名叫安娜．施密特（Anna Schmidt）的面包师妻子在看到这些景象后，也开始了同样的舞蹈。她的丈夫试图阻止她，但她完全不认识他了，甚至用指甲抓伤了他的脸。
随着时间的推移，死亡开始降临到这些疯狂的舞者身上。根据当时的死亡登记记录，第一个死亡的舞者是一个名叫克里斯托弗．默勒（Christopher Möller）的年轻铁匠。他在连续跳舞了五天后，突然倒在了马匹市场的舞台上，再也没有起来。
市议会的死亡统计显示，在舞蹈瘟疫最猖獗的时期，每天都有大约十五人死亡。死因包括心脏病发作、脱水、体力衰竭，以及严重的足部感染。据估计最终有超过400人因此丧命，死因多为中风、心脏骤停或单纯力竭。有目击者记录：“那些人就像狂热的信徒，全然脱离理智……跳到晕倒、死去，另一个人又替补进来。”
编年史作家记录了当时的可怕景象：“街道上到处都是倒下的身体，血迹斑斑的石板路让人不敢直视。那些还在跳舞的人就在尸体旁边继续着他们疯狂的舞蹈，完全不理会死亡就在身边。”
当地的墓地管理员汉斯．弗雷克（Hans Frick）在他的记录中提到，在短短一个月内，他就埋葬了超过一百名舞蹈瘟疫的受害者。他写道：“我从未见过如此集中的死亡，这些人都是年轻力壮的成年人，却像被诅咒一样接连死去。”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舞蹈瘟疫几乎完全局限于城市的贫民阶层。富裕的商人、贵族和高级神职人员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塞巴斯蒂安．布兰特在他的观察中写道："那些参与舞蹈的人大多是搬运工、小商贩、乞丐、朝圣者和底层的手工匠人。他们的生活本就充满了痛苦和绝望。"
一直以来，很多人提出麦角中毒（ergotism）。即潮湿的黑麦上面会生出霉菌，它包含一种名为麦角酸二乙基酰胺（简称LSD）的化学物质，人食用了受此污染的黑麦会陷入迷醉，产生可怕的幻觉并且伴有强烈的抽搐。不过，也有医学专家说，就算是麦角中毒，病人日以继夜跳舞的可能性倒是不大。
这种“阶级论”并非偶然。1518年的斯特拉斯堡正处于严重的社会危机之中。连续几年的欠收导致了粮食短缺，小麦价格飞涨，许多穷人濒临饿死的边缘。同时，来自美洲的梅毒也开始在欧洲蔓延，给人们带来了新的恐慌。
一位名叫彼得．海因里希（Peter Heinrich）的富商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们这些有钱人住在城市的高地上，远离那些肮脏的贫民区。我们有足够的食物和良好的居住条件，自然不会受到这种疾病的影响。”
相反，那些生活在城市底层的人们则面临着多重压力。除了物质上的匮乏，他们还要承受来自教会的道德压力和对未来的恐惧。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小小的触发点都可能导致精神崩溃。
眼看着死亡人数不断攀升，市议会终于意识到了他们决策的错误。1518年8月中旬，他们匆忙下令拆除了所有的舞蹈舞台，并禁止在公共场所播放音乐和进行舞蹈活动。
与此同时，教会也改变了态度。原本认为这是医学问题的神父们开始重新审视这场瘟疫的本质。大主教约翰．冯．达恩（Johann von Dahn）再次宣布：“这不是什么血液过热的疾病，而是圣维特对罪人的惩罚。只有通过虔诚的祈祷和忏悔，才能获得宽恕。”
于是，所有的舞者都被强制装上马车，送往距离斯特拉斯堡三天路程的萨韦尔纳（Saverne）。在那里的山丘上，有一座古老的洞穴，里面供奉着圣维特的木雕像。
萨韦尔纳的救赎仪式充满了中世纪的神秘色彩。神父们让舞者们脱掉鞋子，赤脚在尖锐的石头上进行最后的“舞蹈”。然后，他们被带到圣维特的雕像前，神父在他们的脚上穿上红色的鞋子，并在鞋底和鞋面上洒上圣水，涂抹上用圣油画成的十字架。
整个仪式在浓重的香火烟雾和拉丁语祈祷声中进行。舞者们被要求手持小十字架，围着圣维特的雕像转圈，同时大声忏悔自己的罪孽。
神奇的是，这种宗教仪式真的奏效了。在经历了几天的祈祷和忏悔后，大部分舞者都恢复了正常。到了1518年9月初，这场持续了近两个月的舞蹈瘟疫终于画上了终止符。
这场舞蹈瘟疫成为了欧洲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跳舞直到死”事件。著名的医生和炼金术士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在事件发生八年后访问了斯特拉斯堡，并对这场瘟疫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他的《奇迹的奥秘》（Opus Paramirum）一书中，帕拉塞尔苏斯提出了一个颇具争议的观点：“始作俑者”弗劳．特罗菲娅的舞蹈实际上是一种精心设计的表演，目的是为了羞辱她的丈夫。
也有美国人类学家艾利卡．布吉尼翁（Erika Bourguignon）曾经谈到“灵魂附体”来解释这一现象。
但是现代学者们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历史学家约翰．沃勒（John Waller）在他的研究中指出，这场舞蹈瘟疫更像是一种“集体心理传染”现象。在极度的社会压力和宗教恐惧的作用下，人们的心理防线崩溃了，导致了这种大规模的精神疾病爆发。
沃勒在他的著作《跳舞的时代，死亡的时代》中写道：“这些舞者的心灵被内在的恐惧所占据，在他们最深层的恐惧海洋中颠簸。”
如果说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那么即使在我们自以为理性、科学发达的现代社会，类似的集体疯狂是否真的绝迹了？其实并不然。像“舞蹈瘟疫”这种群体行为失控的现象，不同时代都会冒出让人匪夷所思的案例。
1963年，东非的坦桑尼亚就曾爆发一场怪异的“大笑瘟疫”，学生和教师莫名其妙地笑个不停，持续数小时到数天不等，导致数所学校被迫关闭；1990年代，比利时发生“可口可乐恐慌”，数百名学生声称饮用可乐后出现腹痛、头晕等症状，尽管事后查无实据，但恐慌早已蔓延全国，引发轩然大波。
这些神秘现象到底说明什么？关于人类心理的脆弱性和群体行为的复杂性，我们还有多少未知领域？在理性与疯狂之间，会不会永远只有一线之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