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8月13日在芬兰“执法”，中共副国级官员负责管理赫尔辛基西贝柳斯公园？（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看中国2025年8月18日讯】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携带夫人，8月13日在芬兰赫尔辛基西贝柳斯公园，公然违反芬兰《宗教自由法》，挑衅自由信仰者，是中共特意安排梁振英在“统战执法”，还是王沪宁执行习近平“新一轮全球跨国镇压法轮功的系统性行动”的刻意，安排梁振英“恶搞”？外界迫切关注该事件的结局。
在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中排名第8的梁振英，拥有副国级待遇，是中共政治统战、对外输出邪恶意识形态的形象代表。
据相关报导，8月13日下午2时15分左右，梁振英和他的妻子梁唐青仪在芬兰赫尔辛基西贝柳斯公园散步，随行的还有另外两人。
期间，梁副主席注意到一群法轮功学员，有的在炼功打坐，有的向路人收集人权请愿书的签名，发放真相资料。
在芬兰赫尔辛基西贝柳斯公园摆中共官员架子的梁振英凶相毕露（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梁振英一行随即上前，逼迫法轮功学员提供姓名、籍贯、经济背景和所属组织等情况。
据现场视频显示，梁振英以中共高官的口气凶狠威胁、要挟法轮功学员，声称“一旦我们掌握了你们的名字”，“我们回去后可以立即核对（监控数据库），一个一个地核对”。
法轮功学员对梁振英的无耻要求不予理会，梁振英当下恼羞成怒叫嚣：“你不敢说你的全名，你的姓氏”，“你不敢说多少钱，你不敢说钱从哪里来。”
有报导说，梁振英毫不顾忌，承认他在任（港首）时，曾监视和审查香港的法轮功学员。
同时，梁振英还宣扬自己在香港的丑恶行径，声称：“法轮功在香港，好多年之后，我们把所有东西查得清清楚楚。”
作为中共的帮凶，梁振英恐吓在芬兰的法轮功学员，说“你们在香港的一切，都暴露了。”
与此同时，梁振英妻子梁唐静仪在赫尔辛基的打坐点给法轮功学员拍照，收集“证据”。
要注意的是，无信息表明梁振英在芬兰有何“事由”及“公务”，但随行人员显示为中共副国级官员配备保镖，外界质疑人权恶棍何以入境芬兰执法？
带着两名保镖的梁振英不知羞耻在芬兰“执法”侵害法轮功学员（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遵守芬兰法律的法轮功学员当即报警，梁振英一行见状离开，警员迅速赶赴现场，录取口供，并确认法轮功修炼者现场活动合法，受芬兰法律保护。但警方表示，他们将监视该地区，确保不会容忍任何干扰。
目前看来，警方并未对梁振英采取任何行动。
对此，香港政治评论人，多年前移居挪威的锺祖康在FAcebook日前在贴文中说，梁振英不但违反了芬兰的《宗教自由法》(Uskonnonvapauslaki,Religionsfrihetslag/Freedom of Religion Act 453/2003)，也触犯了胁迫罪(Pakottaminen,tvång/Coercion,Chapter 25§8)。相信作为纳粹头目、反对文明世界价值的梁，在看到或被转告这则贴文之前，也万万没有想到已犯下芬兰刑法的重罪！由于梁的威迫言论已被录像，若任何人以此铁证交予芬兰警方，芬兰警方必会通缉梁归案。
显然，中共副国级官员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在芬兰恣意妄为，威胁法轮功学员，代表中共高层“在芬兰对法轮功学员的监视和骚扰”，恶意侵犯他人隐私，并以权力威逼，事件非同小可。
据芬兰《刑法》（Criminal Code）第一二五章第7条与第25条规定：梁振英的行径，已经贴合如下条款：
不法威胁／非法威胁（Unlawful threat）：若言语威胁使受害人“对自身或他人安全”产生严重恐惧，可处罚金或最长2年徒刑。
此外，胁迫罪（Coercion）：以暴力或威胁迫使他人为、忍受、不为某事者，也可受到刑事处罚，最高同样可达2年徒刑。
在芬兰自由的天空下，梁振英这样的人权恶棍也能逞凶？（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从现场视频披露的信息看，梁振英当场威胁法轮功学员；盘问个人姓名、籍贯、经济来源、组织背景等；还有拍照留存，“这些行为涉及到个人身份信息的收集和使用。在欧盟和芬兰，这类数据是受到严格保护的”；同为欧盟成员国的芬兰，适用《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如胁迫非法搜集，可由芬兰数据保护监察专员（Data Protection Ombudsman）介入调查；个人亦可报警，因涉及骚扰、恐吓甚至侵犯隐私权。
重要的问题是，梁振英个人以党权在芬兰闹事，并非处理个人私事，或应邀“访问”，因此不拥有外交豁免权。被侵害的法轮功学员应向“数据保护监察专员投诉（违反GDPR/隐私权）”，同时向警方报案，警方有理由驱逐梁振英。
国会议员也可提案召开中共跨国镇压听证会。梁振英此次行为，已经满足其被制裁的要件。有网友建议将梁振英纳入被制裁名单，禁止其在欧洲及美国等所有民主国家行“人权恶棍”之事。
但通缉梁振英归案是当务之急。
关于梁振英的言论是否构成犯罪？ChatGPT5给出的建议最为中肯：
“一旦知道你们的名字，就可以查”——带有明显恐吓意味，符合“使人对自身安全产生严重恐惧”的情境。如果被害者内心感到恐惧，也有客观上的原因支持此感受，可形成“不法威胁”或“胁迫”的构成要件。
若警方收到报案，依芬兰司法程序，警方可启动预审程序，并由检察机关评估是否提起公诉。若有充分证据，仍有可能进入正式司法程序并有定罪可能。
根据梁振英的身份，以及中共官员境外执法等问题，ChatGPT5有如下说法：在芬兰《宗教自由法》框架之下：
根据国际法的属地原则，任何人在芬兰境内犯罪，不论其国籍，都可被芬兰司法调查、起诉，甚至定罪。行为人如离开芬兰，仍可能触发欧洲逮捕令或其他国际司法合作方式予以通缉。
梁振英是否可能触法？是的，其言语构成“不法威胁／胁迫”之可能性高。芬兰警方可受理并转交检方，进一步侦办或起诉。
宗教自由受侵犯可成为证据脉络，由《刑法》刑责处理。
因此，梁振英尽管不是芬兰公民，在芬兰境内触犯芬兰法律都应严惩不贷。
“芬兰法律规范任何在芬兰境内的行为主体，不论国籍。若必要，可启动国际司法合作程序追究”。
更进一步说，梁振英现任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这是一个副国家级职务，虽名义上是“统战性质”的机构，但实际代表中共的高层政治地位。
若此职务持有人在境外，以威胁方式对某宗教群体施压，在外界观感上，不仅是个人行为，而很容易被解读为中共官方意志的延伸。
事实证明，由于法轮功在中国境内遭长期打压，梁振英在海外做出此举，必然契合中共“跨国镇压”（transnational repression）法轮功标签。
资料显示，将中共的迫害模式输出到西方社会，这在国际人权界已有不少讨论（例如美国国务院、欧洲议会等均公开关注过跨国打压议题）。
芬兰是一个主权国家，依法保障集会与宗教自由。梁振英若在芬兰领土上恐吓、干扰合法的宗教活动，等于公然无视当地法律与宪制保障。
因此，梁振英的行径，从国际政治角度，应有如下看待：
侵犯芬兰公民与居民的基本权利（即便受害者是外籍人士，在芬兰境内也享有同等基本自由）；
挑战芬兰法治主权，属于“内政干涉”的范畴。
这与中共在其他国家试图干扰异议人士或少数族群的模式一致，属于“域外渗透／域外镇压”的行为。
芬兰政府可透过外交部向中共驻芬兰使馆表达严正关切，抗议中共高官在芬兰境内不当干预宗教自由。
同时，法轮功应请求国际合作与国际声援：
芬兰可能将此事纳入欧盟框架，与其他欧洲国家一同谴责中共的跨国打压行为。
在欧盟内部，已有不少针对中共跨国镇压行为的讨论，例如针对维吾尔人、香港流亡人士、藏人以及法轮功群体。这种事件会加强欧盟对中共的警惕。
实际上，前述移居挪威的锺祖康，2021年曾在Facebook透露，早在2013年梁振英担任行政长官期间，便指示香港的食环署没收法轮功在政府土地摆放的展品，“并要求食环署每三个月给他进度报告”。
实际上，追查国际一项调查显示，自2024年起，中共在习近平直接指挥下，启动新一轮全球跨国镇压法轮功的系统性行动。因此，梁振英是否被密令负责北欧五国镇压事项，才会如此公然在芬兰以人权恶棍扮相出现？
相信芬兰不会袖手旁观。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