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广场（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5年8月26日讯】（看中国记者尹华综合报道）在全球地缘政治风云激荡的2025年，中国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共政权的稳定性、改革的可能性以及潜在垮台后的转型路径，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中共作为世界执政时间最长的共产主义政权，其未来不仅关乎14亿中国人的命运，更牵动全球秩序。近日，三位中国问题专家余茂春、矢板明夫和陈小平以犀利视角剖析了“习时代”中国的困境与出路，探索了中共垮台后中国的可能图景，以及通向民主与法治的艰难道路。
余茂春：中共垮台后的复杂转型与国际准备
余茂春，前美国国务院中国政策规划首席顾问，以其对中共体制的深刻洞察著称。他明确指出，“如果中共政权突然垮台，这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他主导的哈德逊研究所报告《为后中共时代中国做准备》（China After Communism:Preparing for aPost-CCP China）指出，作为执政时间最长的共产主义独裁政权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共的垮台并非不可想象。如果经济衰退、民族冲突或国际制裁等压力加剧，垮台可能“一夜之间变天”。余茂春警告，缺乏准备将导致中国陷入动荡，影响全球稳定。因此，他呼吁国际社会制定应对策略，确保“中共政权垮台后的转型，需要建立在民主、法治、宽容的基础之上，同时也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参与。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转型，避免陷入动荡和冲突之中。”
军队与公安国家化：核心挑战
余茂春近日在《华视新闻-三国演义》节目中指出，“中共长期以来对军队和公安的绝对控制，一旦政权垮台，这些武力机构如何转型成为真正的国家军队和警察力量是一个关键问题。”他进一步解释，“中共一直把人民解放军视为自己的私兵，而不是国家的军队，所以一旦政权垮台，军队如何实现国家化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习近平通过军改强化了个人忠诚，若军队仍忠于旧势力，可能导致内乱或军阀割据。他借鉴东欧经验，如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通过立法剥离党派控制，台湾民主化中国民党军队逐步国家化。公安系统需从镇压工具转为服务人民的警察。余茂春建议成立过渡委员会，引入联合国等国际观察员，监督军队和公安重组，确保去政治化。
党员处置：公正与宽容
对中共9000多万党员的处置，余茂春主张，“不能简单地对这些党员进行清算和报复，而是要采取公正、宽容的态度。”他举例，“在东德共产党垮台后，人们首先做的就是公开秘密警察的档案，让人民了解真相。”南非曼德拉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鼓励忏悔换取赦免。中共长期掩盖历史罪行，如文化大革命和天安门事件，真相挖掘艰难。他建议设立独立委员会，鼓励党员自首，提供证词，换取宽大处理。宽容政策可激励党内温和派支持转型，经济下行可能动摇党员忠诚，转型时需抓住这一窗口。
少数民族地区：民族自决原则
余茂春指出，“中国有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如果中共垮台，这些地区可能会出现民族冲突和分裂倾向。”他强调，“这需要采取民族自决的原则来解决。不能由中央政府简单地决定哪些地区可以独立，而是要让当地人民通过投票来决定自己的政治地位。”新疆、西藏、内蒙古等地因长期压制积累怨恨，垮台后可能引发分裂。他建议借鉴加拿大魁北克和英国苏格兰的和平公投，国际社会介入调解，提供人权观察和援助，推动联邦制或自治模式，修复历史创伤。
核武器安全：全球威胁
余茂春警告，“中国拥有大量的核武器和生化武器，一旦失控，将会对全球安全构成巨大威胁。”他认为，“这需要国际社会的介入和合作来确保这些武器的安全。”苏联垮台后，美国通过“努恩-卢格计划”确保核武安全。类似地，中共垮台后，国际社会需迅速组建多国专家组，控制武器设施，防止扩散。他建议美国提前制定情报共享和技术援助计划。
经济与金融重组
余茂春扩展到经济领域，主张通过私有化、去中心化打造自由化金融架构。中共垮台后，经济可能崩溃，需国际援助重组。他建议撤离在华美国企业，移除间谍软件，推动土地私有化和国企改革。转型正义虽艰难，但民主国家应提前准备，甚至在极端情况下，通过联合国授权暂管部分地区。
哈德逊研究所报告的具体准备措施
哈德逊研究所的报告《为后中共时代中国做准备》于2025年7月发布，提供了系统性战略规划。报告由余茂春主编，汇集约20位前情报官员、军事将领、学者和政策专家，涵盖八个专题模块：
特种部队与稳定行动：借鉴二战期间美国情报部门在中国抗战的经验，建议在政权真空期部署特种作战部队，援助稳定关键区域，防止军阀割据。
生物与核设施管控：针对中共军民融合的双用途生化研究，建议快速识别和管控设施，防止武器扩散。
经济重组路线图：提出债务透明化、恢复市场机制，建立“紧急金融稳定框架”。
清除中共在美影响：要求美国金融、教育、媒体领域取消中共嵌入资产，停止其“非传统渗透”。
军事改革与去政治化：将解放军重构为防御型国家军队，打破“党指挥枪”原则。
情报与公安转型：借鉴东欧和南非经验，成立“历史档案审查委员会”，公开迫害记录，促进和解。
民族治理：为新疆、西藏等地设计自治框架，防止分裂主义。
宪政建设：召开全国宪政会议，重构政府架构，实现地方与中央、港澳台关系的制度重置。
报告强调，中共垮台后的战略准备需从风险识别到有序重建，设想多种情景，如政变、经济崩溃、地方割据、民族冲突或民间革命。它主张建立以民主国家为核心的重建联盟，包括台湾、日本、欧盟等，设立“中国重建特别基金”，承担难民接收和人道援助等职责。
矢板明夫：军队国家化与和平转型的借鉴
著名时评人矢板明夫也在节目中聚焦军队和公安的国家化，强调避免军阀割据。他指出，中共长期将解放军和公安视为工具，垮台后若不改革，可能导致分裂。他借鉴东欧经验：共产政权垮台后，各国改革军队为国家机构；台湾民主化中，国民党军队转型为国家武装力量。他强调，只有国家化，才能实现民主转型。
他认为，垮台后中国可能有冲突，但不必然分裂，关键是建立民主法治新秩序。东欧的和平转型是可借鉴的经验。他的观点强化了余茂春的国际视角，为转型提供实用路径。
陈小平：中共改革的幻觉与民变促官变的路径
资深媒体人陈小平持习近平时代改良无望的观点，基于对中共历史的亲历与反思。他回忆起上世纪80年代，许多知识分子包括自己对中共走向文明与法治抱有极大期待。全国人大在完善法律，鲍彤等人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令人振奋。陈小平提到，当时的基层民众也普遍认为中共能通过内部改革实现转型。他以吴国光为例，作为他的“师兄”，吴经历了对中共认识的三个阶段，这被陈小平视为所有中国问题观察者的“精华”。
第一个阶段，吴国光代表了主流观点：相信中共能从内部改革。吴国光作为天之骄子，研究生毕业后成为部长级秘书，却很快发现体制的虚伪。他转入人民日报，又被鲍彤拉入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组，参与起草十三大报告。然而，在北戴河会议上，他意识到改革的虚假性。陈小平强调，这反映了知识分子试图“打入体制内部”改变它的努力，最终发现一切是“空蒙一场”。他自己也曾用中共法律批评中共，抱持改良主义，但后来认识到，中共的改革是有限的，一旦触及核心，就会被逆转。709律师大抓捕事件，被陈小平视为对1979年以来法治改革的总清算，而习近平修宪则彻底终结了1978年以来宪法改革的希望。
第二个阶段，吴国光相信通过经济改革和融入WTO，中共能从极权向威权过渡。陈小平指出，这是一种普遍的知识分子幻觉，包括他自己也曾这样认为。中国加入全球化后，似乎会被迫改革，但事实证明，中共是“休眠的极权主义”，随时可被唤醒。习近平时代证明了这一点。陈小平同意许成钢教授的观点：中共本质是极权，而非威权，许多西方智库的定性错误导致了幻觉。
第三个阶段，吴国光转向“民变促官变”：大规模群众运动推动上层分化，实现转型。陈小平补充，这需要反对派力量组织化，否则容易被激进运动绑架，如1989年学潮的遗憾。他强调，如今指望中共内部改革是黄粱美梦。习近平时代只会恶化，中国转型需积累反抗力量，形成新势力参与博弈，而非依赖中共的“拨乱反正”。陈小平批评中共为列宁主义政党，本质是一人之党，习近平之前党内出现“两个党”（薄熙来与汪洋代表），若继续，将导致灭亡。但胡锦涛时代已是维持会长，无实质改革。即使出现胡耀邦、赵紫阳式人物，他们也只是救党，而非推翻体制。赵紫阳的“开明”仅在下台后显现，权力在手时，党性覆盖人性。
陈小平的现实观察更尖锐。他指出，习近平上台十余年，传闻不断，但二十大上胡锦涛被架离现场，震动元老，却无人敢言。元老干预已不可能，党内民主或集体领导已成空谈。他认为，习近平的使命是回归毛泽东主义，但全球化让他得心应手。中国未来需民间团体建立和对话，这是辨别真假改革的标志，否则只是帮派内斗。
陈小平的观点不乏行动号召。他呼吁海外中国人不要掺和党内斗争，而应推动民变，形成政治力量。这为转型提供了“从下而上”的路径，与余茂春和矢板明夫的“垮台后准备”形成互补。
三人一致认为，习近平时代改良无望，中共本质难以转型。
三位中国专家的启示在于：转型需积累反对力量，推动民间对话，国际社会准备介入，确保和平。未来谨慎乐观蓝图是通过民主、法治和宽容，实现从极权到自由的跨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