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亲亲相隐”在中国传统千余年的法史长河中始终存在。（图片来源：Adobe stock）
“亲亲相隐”，出自《论语‧子路》中孔子与叶公的对话。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叶公对孔子说，我这里出了一个非常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人家的羊，做儿子的亲自出面告发父亲的罪行。
孔子说，我那里的“直”与你这儿不同，父亲会为儿子隐瞒，儿子会为父亲隐瞒，而“直”就在其中。
“直”有率直、直接等意涵，孔子说“直”就在“隐”中，不是很矛盾吗？“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不是徇私枉法吗？
伦理与法度的抉择，也引起韩非的注意，他在〈五蠧〉中写道：
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竭之吏。
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
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
楚国有位正直的人，告发自己的父亲偷羊。令尹说：“把这儿子杀了。”虽然他对君王尽忠，可是对父亲不孝，所以判他死罪。由此看来，君王的直臣倒成了父亲的逆子。
“亲亲为大”还是“法无徇私”
试想，如果有一天，你的父亲偷了人家的一部车子，你会去警察局告发自己的父亲吗？大多数人“不会”，这是天性使然，自然亲情。当然私底下会劝谏父亲把车还给人家，也请父亲不要再犯了，这就是所谓的“正曲为直”，使曲父变成直父；另外一方面是找到受害者，补偿受害人。
在隐瞒罪行之后，有改正，也有补偿，这应该是最好的办法了，而孔子说的“直”就在“隐”中，也有可能是这个意思吧。
汉宣帝曾下诏说：“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
当亲人遭遇祸患时（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是非法还是合法），冒死保护亲人，是人的天性。这种本能不用学就会，不用想就知道，其中是满满的“诚爱”与“仁厚”，国家法律不能违背如此可贵的天性。
于是在汉宣帝时期的律法中，开始有“亲亲得相首匿”的制度，规定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隐匿罪行。这项制度到了唐代趋近成熟，形成一个完备的规范，之后的宋元明清也大致沿用下来，即便是今日台湾的现行刑法中，仍保留此传统遗绪。
批评者认为“亲亲相隐”是破坏法制及社会公正的行为，儒家伦理怎么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呢。而且家庭是社会的基础，会互相隐瞒罪行的家庭，难以维持一个健康的社会。再说了，“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怎么可以因为身分关系的不同而差别对待呢。
可是，一个蕴含人文价值的法制体系，不会要求人民违反天性与尊严。换句话说，法律不当挑战人性，不能要求人们去做他们做不到的事情。因此，基于“人性尊严”的考量，法律不应该、也无权利要求我们“要告发有罪的亲人”。
处理一个社会问题，要特别注意其后果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影响。“亲亲相隐”背后是对亲情伦理的重视；试想，当夫妇子女、兄弟姊妹互相告发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时，那会是怎样的一个世界？会成为“文化大革命”那样伦常失序的世界。大家互相猜忌，人人自危，无法互相依赖，最根本的家庭关系因此瓦解；你说，这一家子该如何一起生活下去！文革是一场大悲剧，是前车之鉴。
有人以为“亲亲相隐”规范是中国特有的文化观念；实际上，环顾当今世界各国，我们不难发现许多法治程度很高的西方国家，他们的法律中也有特设“亲隐权利”。
比如英美诉讼明确规定，夫妻之间有“拒绝作证权”，允许夫妻在诉讼程序中，拒绝透露只有夫妻之间才知道的事情。法律不能强迫丈夫或妻子做出对配偶不利的陈述，目的也是为了保护夫妻及其家庭关系的稳定。
可以见得，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刑法“亲亲相隐”，不仅在中国传统千余年的法史长河中始终存在，它还具有“普世”性质，成为东、西方法治上共同的伦理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