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法轮功学员在纽约举行游行中的横幅（看中国摄）
【看中国2025年9月18日讯】（看中国记者孟浩综合报道）“大中国审判”公民法庭筹备组于近日继续在X空间讨论，主题聚焦“受迫害后的心理与身体后遗症”。多名维权人士通过线上分享亲身经历，揭露中共政权下系统性迫害带来的长期创伤，包括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慢性身体疼痛、睡眠障碍、幻觉妄想和社交恐惧等。该活动旨在为受害者发声，并推动对习近平的国际审判，呼吁全球制止中共暴行。参与者强调，这些创伤不仅是个人悲剧，更是中共极权统治下数亿民众的集体伤痛，亟需国际司法干预。
讨论空间由“大中国审判”组织者主持，吸引了数十位参与者，包括海外流亡维权人士、心理专家和普通听众。主持人栋玲介绍，该空间基于世界公民法庭框架，旨在审视习近平涉嫌的反人类罪行，填补国际司法空白。该法庭由纽伦堡检察官本杰明・费伦茨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奥列克桑德拉・马特维丘克赞助创立，通过公开听证会建立证据记录，为未来民主中国审判铺路。目前，已列出20项指控习近平的罪名，涵盖活摘器官、强拆土地、新冠疫情管控、迫害异议人士等群体受害事件。这些罪名源于数千份证词和报告，反映了习近平上台以来加剧的镇压力度。
活动伊始，主持人提及近期热点：2025年9月3日北京阅兵期间，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公开讨论器官移植合作，引发国际震惊。此事被路透社报道后迅速删除，疑遭中共压力。“这不是医疗合作，而是活摘器官的延续，”她说，“用器官延长寿命，除了魔鬼，没有其他词可形容。”她引用数据：2024年中国人口失踪达307万7800人，相当于丹麦全国人口。这些失踪者很可能成为器官来源，许多是年轻健康者或法轮功修炼者。冻龄回忆自己在丹麦分享中国器官移植黑幕时，当地人难以置信，认为“像科幻小说”。她呼吁国际社会禁止赴华移植器官。“每移植一个器官，就意味着一条中国性命丧黄泉。这不仅是伦理灾难，更是系统性屠杀。”国际人权组织如人权观察和国际特赦组织已多次报告，中国器官移植行业涉嫌活摘，供体来源不明，手术等待时间异常短，常仅几天，而全球平均需数月。
首位分享者是资深维权人士雅妮（化名），她曾多次因抗议土地强拆被捕，在狱中遭受酷刑。她详细描述了迫害后的PTSD症状：“我从小不怕黑，八九岁时独自守野猪。但现在在加拿大，一到晚上就心慌，怕窗口，怕黑影抓我。”雅妮解释，这是因为被捕多发生在深夜，警察破门而入的经历烙印在潜意识中。具体创伤包括：在狱中被绑在铁床上，连续几天不许睡觉，遭受电击和殴打，导致脊椎损伤和慢性背痛。“他们用警棍打我脊背，现在一弯腰就疼，像刀割。”心理上，她常做噩梦：黑影压身、警察追捕，甚至梦见儿子被扔出窗外。“醒来一身冷汗，再难入睡，一夜心慌十多次，心跳如擂鼓。”她还提到耳朵幻听脚步声，以为有人监视窗外，严重影响日常生活。“我把窗户封死，但半睡半醒时，黑影总来掐脖子，我用匕首刺它，醒来累得像跑了马拉松。”这些症状源于多次酷刑：一次被关小黑屋，黑暗中被迫听噪音，导致永久性耳鸣和光敏症。
雅妮的检查结果显示，心脏无大碍，但血管轻微堵塞，可能因长期压力导致。她咨询心理医生后确诊PTSD，医生开药治疗，但副作用包括头晕和恶心。“药能缓解，但一受刺激就复发。医生说，可能一辈子吃药。”雅妮补充，在国内高压下症状较少，因为“随时准备逃跑，连衣服都不脱就睡”。出国后症状加剧，她拒绝中国留学生帮助，疑心他们是间谍。“我像陈彦霖一样，怀疑车子跟踪我。”她提及泰国经历：维权者彭汉怀和陈彦霖也表现出类似妄想。彭汉怀常疑心路人监视，导致社交孤立；陈彦霖则在街上惊慌逃跑，以为湖北警察跨国追踪。这些创伤不仅影响睡眠，还导致体重急剧变化和免疫力下降，雅妮曾因应激性肠炎住院。“身体像被掏空，心理上总觉得世界不安全。”
另一位分享者讲述从小受迫害的影响。她家是“黑五类”，文革时遭歧视，13岁起失眠。“我特别怕黑，在加拿大一人不敢关灯睡。洗澡时纠结门开不开。”盛雪分析，这是长期高压导致的应急障碍。具体创伤源于儿时目睹父母批斗：父亲被游街，母亲遭剃阴阳头，导致她从小社交恐惧，不敢与人深交。“小时候在学校被同学欺负，老师公开歧视，我回家就躲被窝哭。”成年后，她在海外仍做噩梦：梦见警察敲门，醒来心悸汗流。“这不是简单失眠，是慢性应激，影响激素分泌，导致月经不调和慢性胃痛。”她分享慢性疼痛：2021年切除胆囊后持续疼，医生称“疼痛记忆”。手术后，她常腹痛如绞，伴随头晕呕吐。“这些创伤伴随一生，但投入反共行动能缓解。”她提到营救一名满洲国地区前警察局长，该人遭关精神病院、灌药四次，后九死一生逃亡海外，仍有PTSD表现：突发惊慌发作，疑心路人监视，导致高血压和心脏早搏。“他在越南逃亡时跳河躲军警，肺部感染至今未愈。”
李长勇分享了他的亲身经历，那是在2015年北京阅兵前夕发生的事。当时，他因为维权活动被警察盯上。一天早上，一群警察冲进他家，把他围住殴打。其中一个警察抓住他的羽绒服，猛地裹住他的头，让他看不见任何东西。其他人则开始下狠手，专往他的下身和腿部踢。“他们用铁头鞋踢我，那种鞋底硬得像铁板，”李长勇回忆说，“我一下子就倒地了，疼得喘不过气来。”他被踢得昏迷过去，醒来时发现腿骨折了，三根肋骨也断了。孩子就在旁边，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吓得大哭大喊：“爸爸没气了！他们打死爸爸了！”那些警察一看情况不对劲，立刻跑了。李长勇说，这件事给他留下了严重的身体后遗症：腿部神经受损，现在走路还跛着，夜里经常抽筋，疼得睡不着觉。“一咳嗽，胸口就钻心地疼，像刀子在搅动。”心理上更糟，他现在一听到警察敲门的声音，就本能地想躲起来，不敢出声。“那种恐惧一辈子都忘不了，总觉得他们随时会来抓我走。闪回那些场景时，我会突然抑郁，靠喝酒来麻醉自己。”更让他心痛的是，孩子从那以后害怕警察，上课时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成绩直线下滑。“孩子小小年纪就有了心理阴影，我这个当爸的愧疚啊。”
接下来，自由蜘蛛（真名叫胡俊雄）本来想分享他的经历。他是中国大陆的维权人士，虽然自己不是上访者，但长期帮助别人修电脑、上网翻墙，教大家怎么安全发声对抗中共。他提到过跨国镇压的可怕，比如中共如何派人到海外监视和威胁异议人士，还有器官移植的黑幕——他亲眼见过一些人口失踪案，可能与活摘器官有关。但不幸的是，他的网络突然中断，说话断断续续，大家听不清就没了声音。兰迪（化名）这时补充了雅妮的故事，她说雅妮的性格特别坚强，尽管遭受了那么多折磨，却总能乐观面对，帮助别人。“越是受伤严重的人，越喜欢带给周围人快乐，”兰迪说，“雅妮讲她在监狱里的酷刑时，还笑着说，就像在讲别人的故事。但我们听着心里难受极了。”兰迪还分享了她母亲的经历：母亲在文化大革命时遭迫害，因为外公是“反动派”，她被红卫兵抓去批斗，头发被乱剪一通，像疯子一样站在窗前，等着父亲回家。“她站了两三天不动，眼睛直直的，最后精神崩溃了，现在老年痴呆，记忆全乱了。”母亲至今夜里做噩梦，梦见批斗会上的羞辱，醒来就尖叫不止，浑身发抖。兰迪自己也有类似问题，叫“梦魘”：睡着时突然觉得手脚动不了，像被鬼压床，脑子清醒却喊不出声。“醒来气喘吁吁，心跳加速，好半天缓不过来。这让我白天都不敢一个人待着，影响了工作和生活。”
聚沙冲塔（化名）讲了他在看守所的经历，那是他因为反抗活动被抓进去的。警察给他戴上沉重的脚镣，足有20多斤重，把他的右脚铐在床头，左手也绑在栏杆上。“拉屎拉尿都在病房里公开进行，护士和警察随时进出，”他说，“很多人听到这个就觉得可怕，觉得耻辱。”脚镣磨破了他的皮肤，伤口感染化脓，留下了永久疤痕，现在一碰就疼。心理上，这种公开排泄让他感到极度耻辱，自尊心受损，出来后好长时间不敢和人亲近。“但我适应了，出来两三个小时就恢复正常了。反抗不是靠恐惧，而是智慧。”他强调，他不是鼓动大家冒险，而是给那些已经下定决心的人提供经验，比如怎么规划行动避免被抓。陈生峰（化名）质疑他的观点太极端：“你这样说容易，但有家庭的人怎么办？无谓牺牲会毁了一辈子。”讨论于是转向国内抗争策略，聚沙冲塔说，他可以设计“72小时安全方案”——根据个人情况，帮人规划行动，确保至少72小时内不被发现。但要个性化，不能盲目模仿别人。“比如用投影仪在大学城投射反共标语，像齐虹和财松做过的那样，但要改方法，避免被追踪。”
Frank谈到了香港同事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他的两个同事是反送中运动的积极分子，一个还是领导者，但现在不愿参加抗议。“他们说一想起街头冲突就心慌，不敢出门。”Frank分析，这与中共的“981首长健康工程”有关。这个工程是2005年启动的，专为高层领导人提供高端医疗，目标是延长寿命到150岁，涉及先进科技和器官移植。“看宋平活到100多岁，习近平母亲现在105岁，还很健康，肯定有猫腻。”他引用洛奇访谈，说中共有完整的器官移植“一龙服务”，从供体到手术一手包办，甚至全球送人情，比如马来西亚总理儿子在北京移植。“但受害者呢？捐体者家属常抑郁自杀，觉得自己亲人被活摘；移植者心理负担重，总觉得欠了人命债。”
刘翔分享了被监控的恐惧经历。他在社区遛狗时，发现摄像头总是跟着他转。“第一次我没在意，第二天故意测试，跑到摄像头下面，它居然90度向下转，像在找丢失的孩子。”那一刻，他崩溃了，对着摄像头骂：“我操你妈的共产党！”这让他联想到电影《楚门的世界》，觉得自己活在监狱里。“长期监视让我偏执，总疑心邻居举报，工作时分心，效率大降。”他建议受害者自信，引用中国宪法第35条：“公民有言论自由。”“别否定自己，反抗是正当的。”
“大中国审判”指控习近平罪名包括：活摘器官（法轮功、年轻人）；掠夺民营财产；新冠管控致死；毒食品、疫苗受害；迫害宗教（如天主教、佛教、全能神）；跨境绑架；拐卖女性（如铁链女）；冤假错案等。组织者呼吁受害者联系，提供证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