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带着行李穿过北京市中心寻找工作。（图片来源: 图法新社/Getty Images ）
恢复农业税的建议 引发轩然大波
近来有中共体制内经济学者张婕，提出恢复农业税的建议，甚至举例称“农民承包30亩芹菜，年收入可超200万”，并认为征税能“激发农民的责任感和荣誉感”。这番话一出，立即在网络引发轩然大波，被批为恣意搜刮与现实脱节的论调，国内多个自媒体与网友纷纷挞伐与质疑。
批评者指出：商人在缴纳营业税的同时，能直接受益于城市市场的基础设施与政策红利；而农民耕种却面临自然灾害、农药化肥成本飙升、流通受限等多重压力。将农民再次作为税收对象，等同把最脆弱的一环当成“续命”的财源，引发“割韭菜”、逼农民走向困境的恐慌与愤怒。这种情绪在评论与留言中表露无遗：很多人直言，对农民“下狠手”并非解方，反而会扩大社会不公与不稳定。
中共建政76年以来 当权者是怎样对待替它“打天下”的农民？
更有评论回溯历史，指出当前有关土地与征税的争论，不只是经济问题，还触及中共早年的承诺与过去的政策转折。中共在夺取政权前，为动员农民、争取民心曾高调宣称“耕者有其田”，承诺没收地主土地并分配给农民；但建政后不到十年，便在1950年代中期推动农业集体化，逐步把分散的承包地整合进合作社，并在1958年左右建立人民公社制度，将土地改为集体所有，农民失去了对土地的直接、稳定控制。这套集体化与高度集中化的农业制度，随后在大跃进期间与1959–1961年间引发的大饥荒中，造成数千万人饿死或过早死亡的灾难性后果，成为中国农村苦难的一个重要历史注脚。
中国农民为什么最苦？历史承诺与现实反转
中共建政前，为了号召农民推翻国民政府，曾高举“耕者有其田”的旗帜，承诺把地主土地分给农民。1949年后，土地改革确实短暂兑现了这一承诺。可惜好景不长，1950年代中期开始的合作化与集体化运动，把刚刚分到农民手中的土地又收归集体。到了人民公社时代，土地完全失去个体归属，农民仅能以“集体成员”身份劳动。
结果是：在大跃进与随后的大饥荒中，农民即使眼见粮食烂在田里，也无权收割，最终数千万人饿死，留下惨痛历史。这一从“分田到户”到“公社化”的逆转，奠定了农民与土地关系的不稳定性。
农业长期成为“输血机器”
建政后的经济战略是“重工业优先”，农业被定位为支撑工业化的基础。这种思路导致：
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国家以低价收购农产品，再高价出售给城市居民，实际是从农村抽取剩余补贴城市。
农业税——长达半个世纪的农业税成为农民沉重负担，直到2006年才正式废止。
价格剪刀差——工业品价格高企，农产品价格被压低，农民生产越多反而越贫困。
这使得农村在国家经济体系中一直是“供血者”而非受益者。
现实中的农民困境
即使进入21世纪，中国农民依然是社会中最弱势的一环：
收入差距：城乡居民收入比长期维持在2:1左右，农民人均收入仅为城市居民一半。
劳动回报低：粮食价格世界最低，许多农户“种田不如打工”。
风险承担高：天灾、疫情、农资涨价，哪一项都足以让农民陷入赤字。
保障不足：医疗、教育、养老资源在农村匮乏，“看病贵、上学难”成为普遍难题。
土地权利模糊：农民只有承包经营权，没有完整产权，遇到征地随时可能失去生计。
为何中国人不愿再当农民？
农民身份几乎等同于“低收入、低保障、低地位”的代名词。这就是为什么：
改革开放后，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成为建设工地上的“农民工”；
家长拚命送孩子读书，目标就是“跳出农门”；
甚至有人为了摆脱农民身份，甘愿花钱挂靠城市集体户口或买房落户。
可以说，几乎所有人都在设法离开土地，因为农民身份与“苦”画上了等号。
社会后果与深层危机
农村空心化——青壮年出走，留守老人与儿童成为主体。
粮食安全风险——年轻人不愿务农，农业劳动力断层。
城乡分化扩大——城市生活水准不断提升，农村却难以同步。
社会不稳定隐患——当不满累积到极限，农民可能成为政治风暴的触发点。
中国农民为什么最苦？因为他们既没有真正的土地产权，也没有与城市对等的保障，还长期被制度与政策边缘化。农村为中国的现代化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换来的却是低收入、低保障与低地位。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一旦有选择，几乎都会想方设法离开农村——因为没有人愿意让后代继续承受“最苦”的农民命运。
中国农民从革命主力军到牺牲品
革命时期：农民是中共的立国基础：中共建政的路径与西方工业化国家不同，它不是依靠城市工人阶级，而是依靠农村。毛泽东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将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建立根据地，最终以农村力量夺取城市。
在这一时期，农民是中共最可靠的同盟者与战斗力量：
在土地革命中，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迅速获得了群众支持；
在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中，农民子弟是红军与解放军的主力；
中共对外宣传的口号“耕者有其田”极大地激发了农民参与革命的热情。
可以说，没有农民，中共不可能建政。
建政初期承诺迅速反转
1949年后，中共短暂进行土地改革，把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兑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承诺。可这只是短暂的过渡。
很快，为了推动工业化和控制农村，中共在1950年代推行合作化，并于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
土地再次被收归“集体”，农民失去对土地的自主支配权；
个体农户变成“集体劳动力”，生活起居、劳动分配全部被公社掌控；
大跃进期间，国家强行征粮，导致农民即便看着粮食烂在田里，也不敢带回家。
结果是：大饥荒中数千万农民饿死，农民的“功臣”地位在短短几年内彻底消失。
长期发展 农村成为输血机器
此后数十年，中共发展战略始终是“以农养工、以乡养城”。
价格剪刀差：工业品高价，农产品低价，农村剩余不断流向城市。
农业税：农民长期缴纳农业税，直到2006年才废止。
户籍制度：农民虽可进城打工，却无法享受城市福利，成为“二等公民”。
在这种制度下，农村被牺牲，城市得以繁荣。农民的劳动与粮食成了工业化的燃料，但自身的生活却长期停留在贫困线边缘。
现实困境最弱势的群体
进入21世纪，中国农民仍是社会中最辛苦的一群人：
收入落差：农村人均收入仅为城市居民的一半左右。
劳动回报低：种粮难以致富，“种田不如打工”。
社会保障不足：医疗、教育、养老资源匮乏。
土地权利不稳定：承包经营权不能转化为完整产权，遇到征地难以维权。
身份歧视：农民工在城市多从事低端劳动，缺乏话语权与尊严。
逃离土地 农民的世代选择
正因为“当农民太苦”，中国农民世世代代都在设法离开土地：
改革开放后，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涌入城市；
父母砸锅卖铁送孩子上学，只为“跳出农门”；
年轻一代宁可去打工、送外卖，也不愿回乡种地。
农村出现“空心化”，老人和孩子留守，青壮年几乎全部外流。
中国农民的悲剧在于：他们曾是中共建政的功臣，是夺权的基础力量；但建政后却成了最容易剥削、最容易控制的群体；城市的繁荣，是用农民的牺牲换来的。
因此，中国农民的苦，不只是经济上的贫穷，而是一种政治与历史上的背叛。从“革命的主力军”沦为“被牺牲的群体”，这正是中国农民七十多年来最深的悲哀。
当代中国农村的困境
农业收益低，粮食“不值钱”，农产品收购价长期被压低，种地收入远不及外出打工。
粮食价格世界最低，农民辛辛苦苦耕种一年，可能还不如去城里送外卖一个月来得多。
很多青壮年觉得“守着土地没有前途”，宁愿抛下耕地，也要进城打工。
青壮年外流农村“空心化”年轻力壮的人大多离开农村，去城里打工或谋生。
留在村里的，多是老人和孩子，村庄日渐衰落，甚至出现大量荒地。
很多地方白天走进村子，几乎看不到年轻人，农村像一个“暮年社会”。
医疗困境病了没钱治
农民收入有限，医疗保障不足。新农合（农村合作医疗）虽然存在，但报销比例低，实际用处有限。很多农民“小病拖、大病扛”，直到病入膏肓才就医。
有些老人甚至明知得了重病，因无钱医治，只能“等死”。
婚姻困境农村光棍问题严重
在中国农村，娶妻需要高额彩礼、建房、买车。对农村家庭来说，这是一笔难以承受的负担。
许多年轻农村男子因为经济拮据，无法成婚，成为“剩男”“光棍”。
女孩则倾向于去城市工作、嫁入城市，进一步加剧了农村性别比例失衡。
在一些偏远农村，出现了“整个村子里大部分男性打光棍”的现象。
社会与心理状态
孤独感：农村缺乏年轻人，老人和单身男性普遍孤立无援。
绝望感：土地不值钱，生活看不到希望，很多人觉得“农村没出路”。
空洞化：庙会、节日热闹不再，文化与活力随着人口流失而消散。
今天的中国农村，正在面临“三重荒芜”：土地的荒芜——因粮食无利可图，大片土地被撂荒；人口的荒芜——青壮年远走他乡，村庄只剩老人与孩子；希望的荒芜——医疗无保障，婚姻无可能，生活看不到未来。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中国农村正在变成“老弱病残的集中地”，而那些曾经替中共“打天下”的农民后代，如今却沦为社会最边缘、最无助的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