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华廿四“烈士”与苏联津贴的关系。（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由于“叛徒告密”或者资料泄露，1931年1月17日，中共设在上海东方旅社和中山旅社等处的秘密联络点，被公共租界巡捕和国民党政府警察突袭，抓捕了36名共产党员，然后被解送到国民政府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其中有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全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秘书长林育南，中共中央宣传部干部李求实，中共江苏省委委员何孟雄，上海总工会秘书长龙大道，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恽雨棠，中共机要干部李文，中共上海沪中区委书记蔡博真，共青团江苏省委委员兼上海总工会青工部长欧阳立安，共青团上海闸北区委书记伍仲文，上海总工会组织部长阿刚，中国工农红军第14军干部汤士伦和汤士佺，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部长王青士，上海总工会秘书彭砚耕，中共青岛市委书记罗石冰；以及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干部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亦属左联干部的上海总工会沪东办事处主任费达夫等24人。根据官修党史记载他们于同年2月7日晚在龙华“英勇”就义。
因为迟到从而避过此次抓捕的罗章龙的回忆乃是：苏共中央\共产国际特使米夫在六届四中全会后，主持了一个新的会议，在会议中他要求其他中央委员必须听从王明的指令，但遭到了何孟雄等人的强烈反对。在一天一夜的讨论没有任何实质进展后，米夫以苏共中央\共产国际特使的名义，强行将不听此令的委员开除出党，并宣布停止发放原来给何孟雄这拨人发放的生活津贴。过后，何孟雄这拨人便在东方旅社召开会议，商讨“被米夫开除党籍之后应采取什么对策”。罗章龙强调，会议不是讨论六届四中全会和之后召开的那个会议的相关决议。笔者前文业已指出，苏联在苏培养中共干部所花费用，乃是苏联同期奥援中共上海总部经费的20倍。哪怕仅仅因为这一点，苏联都得大力扶植王明等留苏派空降夺权。怎么也得讲性价比啊！后来，众所周知，苏共中央逐渐放弃了以留苏派取代土著派的想法，其实就有性价比时效递减的因素。当然，最大原因还是留苏派不中用。
网上一份资料说道：
当年国民党军事统计调查局的“匪情档案”中仍然存有这份资料，写明告密人是当时中共党的交通人王拙夫。这个王拙夫不是别人，正是周恩来当年在上海所指挥的红队队员，红队专门杀叛徒。何孟雄等反对六届四中全会，被认为是反党加分裂，所以就被当作叛徒处理掉了。何孟雄被捕后，周恩来约见罗章龙，一不留神把话说漏了：“从何孟雄等这次被捕事件的例子说明，脱离了中央正确路线，结果不好。”“告密人”也许还是“红队员”，可能是假叛徒。
但是这里说的“周恩来”也许不是周恩来，而是被王明认为此次表现甚好的向忠发或者张国焘，因为周恩来对王明说了：“也许不那么尖锐地提出莫斯科来人的问题，或许可以避免出现这个反对派。”可见周恩来不认为这次“没有好结果”是必然的。出处见诸下列引述文献。
笔者推测：和其他被杀19人的罪名——企图使用武力颠覆国民政府——不同，这24人当中的五名左翼作家联盟干部的被捕名义，不是因为他们属于企图颠覆国民政府的中共党员，而是——笔者苦思良久得出结论——属于领取苏联经费的苏联间谍。因为出卖何孟雄这拨人的告密人王掘夫，曾经做过李立三主政时期上海中央的财务部的要员，他在告密时——笔者猜测——交出的关于何孟雄等人的犯法证据，其中乃有五“烈士”生前签字的苏饷收据。左联五“烈士”并不属于何孟雄这拨人，因而根本不会和米夫下令开除反王明人党籍和停发他们苏饷扯上什么关系。于狱，柔石在给狱外友人的信中说到“洋饭碗”。笔者有理由认为，“洋饭碗”指的，就是他所应得的当月和今后继续因他陷狱，不能亲自领取的苏联津贴。米夫没有下令停发左联五“烈士”的苏联津贴啊。这点，不知为何官修党史没有识穿。
根据苏联档案记载，1931年2月4日，王明在上海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某位代表汇报说：
——由于奸细的出卖，何孟雄全部招认了，此外，他还向警察局长写了申请，请求归还被捕时抄走的全部材料，因为他想写详细报告。此外，何孟雄还给戈卢别夫（即王明——笔者注）写了一封信。同志们不知如何解释这件事……省委作了（对狱中党支部的——笔者注）答复，让他们别把反对派列入自己的组织，而要尽量通过对个别误入歧途的人做解释工作把他们争取到自己方面来。
——出卖何孟雄的奸细还出卖了沪东区的所有人员。他是沪东区《红旗》报记者。他还搞垮了印刷《红旗》的两家印刷厂。
以上引自黄秀荣主编，马贵凡主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十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42～43页。
苏共中央\共产国际在中国还设有“互济会”，一个基金组织，专门拨款救济被捕、被杀中共党员——尤其是其中干部、骨干——的配偶、父母、子女。例如张太雷、苏兆征家属就被救济多年。廿四“烈士”当中的左联五“烈士”除外，反对派19人既被视为叛徒，其家属多半就被剥夺了此项权利。遗憾的是“烈士”欧阳立安的母亲陶承已经去世多年，无从向这位革命母亲求证。中共互济会的创办人之一姓戴，据说是香港华润公司的创办人之一。这个互济会跟大名鼎鼎的共济会有没关系，不得而知。
必须再问四个相关问题：首先，鲁迅在事后给曹靖华的信中说，左联五“烈士”被处死的罪名是其他罪名，而不是因为他们是左联干部、共产党员。中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朱正也是这么说。什么罪名？鲁迅、朱正都没说；或是编者有意删改，为尊者讳，以及更为重要的，为共党讳。笔者认为，这样快捕快杀，只有间谍罪才当得起。有谁可以找到当年的判决书？
其次，鲁迅后来写了《为了忘却的纪念》，通篇叙述他和柔石等人的相处相知，此作，以及他在给曹靖华信中所吟著名诗篇，既无厉声谴责国民政府，也无剀切流露大恨深仇。至于那篇作者署名L.S.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看便知绝非出自鲁迅手笔。鲁迅犹如投枪匕首一般犀利的批判杂文，几乎全是抨击国粹，而非抨击劣政。今天年轻国民读的书少，受业过偏，因此大多以为鲁迅辛辣抨击儒学国粹，就是抨击北南两地政府，误解可谓如天般大。广州学者符冰先生告诉本人，“鲁不反蒋”早已成为定论，劝我不必又起炉灶——可是像我对此孤陋寡闻的人挺多！
周建人所著《回忆大哥鲁迅》（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119页上记述了“鲁不反蒋”的原因：
鲁迅同我讲过他见过一次李立三。他说：“李立三找我去，我去了。李立三说：‘你在社会个是知名人物，有很大的影响。我希望你用周树人的真名写篇文章，痛骂一下蒋介石。我说：‘文章是很容易写的......不过，我用真名一发表文章，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了。李立三说：‘这个问题好办！黄浦江里停泊着很多轮船，其中也有苏联船，你跳上去就可以到莫斯科去了。我说：‘对，这样一来蒋介石是拿我没办法了。但我离开了中国，国内的情况就不容易理解了，我的文章也就很难写了，就是写出来也不知在什么地方发表。我主张还是坚守阵地，同国民党进行韧性战斗，要讲究策略，用假名字写文章，这样，就能够真正同国民党反动派战斗到底。李立三没有办法，只好说：‘好吧，你自己考虑吧！’我就回来了。”鲁迅对我讲的会晤李立三的情况，我记得就是这一些。
其实就是使用假名，也没见鲁迅写过什么或者多少骂蒋文章。当然，是出于自卫，绝非出于媚蒋。
左联作家都是卢布党，鲁迅做过公开辩护。但是笔者认为，鲁迅想必知道柔石等左联作家以及领导领取苏联津贴过日子、出版书、印传单、搞活动，而且不持异议。从李立三和他谈话的口气含有“我们会对你的安全负责到底”成分看来，中共至少钱银支持过他的某种事业。譬如说关于号称“鲁迅的会客厅”的内山书店。网际网络上介绍：
二十年代后期，书店大量销售包括马列著作在内的“进步”书籍，发行当时被禁售的鲁迅著作，并代售鲁迅自费出版的《毁灭》等六种“进步”文学读物。1932年起，内山书店成了鲁迅著作代理发行店，还出售当局禁止的其它“进步”书籍。三十年代的上海，中国书店买不到的书，内山书店有卖；中国书店不敢经售的书，内山书店也能卖。书店的顾客除了日本人外，还有不少中国的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尤其是“进步”青年。
根据上引苏联档案来看，共产国际远东局绝对不会放过钱银支持内山书店。这就是说，苏方钱银支持过鲁迅的社交活动。
许广平说过，某次会见中共高层领导之后，鲁迅就完全听党的话了。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作为主妇如此表白，有没有散发出卢布党气味儿？
为何毛泽东如此盛赞鲁迅，将其视为中共亲密战友？（图片来源：合成图 网络图片）
再次，为何毛泽东如此盛赞鲁迅，将其视为中共亲密战友？我看是因为俄苏共党喜欢他，将他比作中国的高尔基，毛氏亦步亦趋而已。鲁迅通过日文翻译出版苏联法捷耶夫編著的长篇小说《毁灭》，该书：
不仅描述了游击队的战斗事迹，而且着重描绘了游击队员精神上的成长和性格的形成。法捷耶夫曾这样概括了小说的主题思想：“在国内战争中进行着人材的精选，一切敌对分子都被革命扫除掉，一切不能从事真正革命斗争的人和偶然落到革命阵营里来的人，都要被淘汰，而一切从真正的革命根基里、从千百万人民群众里生长起来的人，都要在这个斗争中得到锻练、成长和发展”，在革命中进行着“人的最巨大的改造”。作者对小说的人物形象体系和情节结构的安排，都为揭示这一主题思想服务。
鲁迅还协助翻译、出版、出售、转手了另一本苏联“革命小说”《铁流》。网际网络载：
鲁迅在《铁流》的译介、出版、宣传、流通、抗争方面付出了巨大的精力。《铁流》一出世，便立遭严禁。鲁迅先生便想办法通过好友内山完造开设的内山书店，把书籍放在柜台下面，将一千册书一点一滴渗到了读者中间。1932年4月23日，鲁迅信告曹靖华，因受“一･二八”战事影响，《铁流》以及《毁灭》销路不畅，拟将存书折半售给光华书局。鲁迅在6月18日致台静农的信中说：《铁流》与《毁灭》“两书皆自校自印，但仍为商店所欺，绩不偿劳，……自印之二书，则用钱千元，而至今收回者只二百。”……此后在多种场合对《铁流》进行过评价。1934年11月21日撰《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一文，抗议国民党政权对绥拉菲摩维支等苏联作家作品的禁令。鲁迅还曾在绥拉菲摩维支的生日发过一个祝贺电，在鲁迅与苏联作家的关系中，此举也甚为罕见。
可见鲁迅的亲苏友共情怀，在翻译出版上比在参与左联上表现得更加鲜明。鲁迅很“苏联”啊。难怪迫切需要中国卫苏抗日的斯大林喜欢他。仅是口头喜欢，没给钱吗？这不像俄苏共党\共产国际的做事规矩啊！
复次，扯远了一些。据载，陈独秀于1932年10月15日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19日押往南京，20日拘入军法司。25日何应钦表示：陈独秀虽属危害民国罪犯，但以非现役军人，且犯案地点又核与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七条前段规定不符，本司无权管辖。随即命令军法司司长王振南备文，将陈等转解江苏高等法院公开审判。26日，陈独秀与彭述之二人，被解往江宁地方法院，住犯人病室。以后的关押和审判，都在江宁地方法院进行。（见诸〔英〕班国瑞（Gregor Benton）着《中国托洛茨基主义与陈独秀》，载于林致良等编《晚年陈独秀著作选》（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12，23页。）那么，何孟雄这一拨人也非军人，为何没被依法转送地方法院审判呢？汤士伦、汤士佺兄弟二人原是红军干部，但是已经转为地方干部。为何要将两位原先军事干部调来上海工作？顺便说说，由于此前公开讲过工农红军即是匪帮，苏维埃运动没前途，武装保卫苏联错误，无产阶级专政不对，陈独秀未被重判，服刑仅及五六年即被释放。
既非鲁迅研究亦非党史研究专家的笔者，之所以要写这篇文章，目的仅在于配合本书《博士知兵非好战：国共兵史勾陈索隐》宗旨，引导读者一窥苏联协饷中共的工资部分可以如何左右中共干部、左联作家的命运。
（本文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