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消费降级（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5年10月12日讯】（看中国记者孟浩综合报道）十一和中秋佳节刚过完，中国经济形势再引热议。《人民日报》连发八篇重磅文章为经济“正名”，却引发网民嘲讽。国庆消费数据揭示人均消费跌回十年前，凸显全民降级。体制内专家王小鲁直言经济结构性问题，呼吁深化改革，避中等收入陷阱。北京高层真的“急了”吗？
人民日报“八连发”：宏大叙事难掩民意反弹
国庆期间，《人民日报》密集刊发系列文章，标题气势恢宏：《从全球视角看新时代中国经济的跨越与嬗变》《深刻认识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内在逻辑》《科学客观看待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形势》《中国经济转型蕴含重大机遇》……这些文章试图从宏观视角剖析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潜力，承认当前面临“不少风险和挑战”，但迅速话锋一转，指出产业转型有快有慢、不同地区和群体感受不一，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存在“温差”。例如，人工智能行业工资涨幅迅猛，是其他行业两倍，而房地产相关行业就业萎缩、工资缩水。文章结论是：不能因部分经营主体感受不好，就否定整体经济形势；要“既见树木，也见森林”。
这一论调本意为经济“鼓劲”，却意外在网络上“出圈”，引发广泛嘲讽。网民以幽默而犀利的语言回击：“不能因为餐馆没客人、工厂停工、房子卖不动，就否定经济形势；个别群众口袋偏空、生意不佳只是个案。”更有网友调侃：“不能因为农民养老金只有200块，就否定体制内退休金上万；不能因为99%的企业亏损，就否定整体经济向好。”甚至有人直言：“不能因为老百姓失业负债买不起房，就否定经济形势。体制内的公务员、权贵、资本家不是过得纸醉金迷、声色犬马吗？他们一点没觉得经济不好。所以，不要因为你的感受不好，就否定领导的感受——领导的日子好极了！”
这些嘲讽直指社会分化现象：所谓“部分经济主体感受不好”，主要指向民营企业老板和体制外打工人，而“感受好”的则是政府、国企、公务员等体制内群体。这也解释了当下年轻人为何“挤破头”考公、进入体制——在中国，只有成为“食税阶级”才能过上稳定好日子。反过来，体制内常以“部分人过得不错”来肯定整体经济形势，忽视底层困境。网民将此比作“高级黑”，联想到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的名言：“我也是十四亿分之一，我的同事也是，我们怎么没感受到压迫？”以及当年《人民日报》那篇“整个中国洋溢着乐观向上氛围”的“神作”。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人民日报》连发八篇，特别强调“信息”和“确定性”。分析人士指出，越是强调确定，越透露出高层内心的不确定。经济好坏，群众最有发言权。若高层稍作基层调研，或许不会发表如此“外宣式”文章。长期以来，高层与底层“脱节”，对民间疾苦缺乏了解，导致政策脱离实际。近年来，能为底层发声、反映经济真相的专家愈发稀少。王小鲁曾公开质疑经济方针，却遭约谈警告。但他的观点——反对“义和团式”内循环、加强社会保障、坚持市场化——并非谬误，只是道出真相，却难以被采纳。
王小鲁体制内“讲真话”：从历史教训到现实警醒
作为体制内少有的“直言者”，王小鲁的分析在此次事件中被广泛引用。他在采访中回顾了中国经济历史：20世纪的计划经济时代，政府试图包揽一切，结果到1978年改革开放时，人均GDP仅200美元，中国仍是穷国。这证明“靠政府解决一切”的道路行不通，必须转向市场化。市场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进程，中国应汲取人类共同的制度财富，不应盲目排斥西方经验。
当前，中国人均GDP已达1.2万美元，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进步巨大。但王小鲁警告：中国远非发达国家。2024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3.1万元，月均约2600元，意味着14亿人中有7亿人月收入低于此线，仅能解决温饱，距离发达国家标准遥远。盲目自大、宣称“世界老二、即将当老大”，只会招致外部压力。美国频频指责中国“已成发达国家”，部分原因在于中国自身宣传“过于膨胀”。
王小鲁直指收入分配问题：官方基尼系数0.46以上，远高于发达国家0.25-0.37，甚至超过美国0.4。但实际更高，因高收入群体收入数据遗漏严重。高收入家庭常不愿配合调查，或隐瞒收入（可能因来源敏感或避税），导致统计偏低。这反映统计体系缺陷，缺乏强制或多渠道验证机制。
房地产问题是另一痛点。王小鲁分析，房价高企源于土地财政：地方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推高地价，进而抬升房价。加上过去多年货币宽松，经济下行时“放水”刺激房地产，拉动增长，结果造成库存积压、空置房泛滥。过去20年，房地产企业在建房屋面积膨胀至八九十亿平米，人均10多平米。随着城市化放缓、就业形势恶化，需求跟不上，房价自去年开始下坡，未来将持续。限购限贷政策调整虽必要，但无法解决根本问题——过度刺激已导致寅吃卯粮的恶果。
消费需求不足是核心症结。王小鲁指出，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仅37-38%，远低于国际60%以上。这与收入分配不均、社会保障缺失密切相关。4.6亿城镇就业者中，半数为外来人口，无本地户口，未被基本保障覆盖。失业后无依，子女教育、医疗、养老均困难，迫使他们“强制储蓄”，不敢消费。他强调，消费不是“刺激”出来的，而是自然需求。补贴买车等政策仅提前消费，难以持续。未解决社会保障全覆盖等根源问题，刺激无效。
王小鲁批评官员过于关注短期政绩，热衷拉动季度GDP，投资无效项目（如疫情后仍建方舱医院），而非长远改革。过去过度刺激投资，导致债务负担过重、产能过剩。最终需求是消费，投资应为其服务。若消费上不去，投资形成浪费，如空置房和闲置项目。内循环虽必要，但不能自我孤立。民营经济占经济大半，是内循环主力，但需公平营商环境与自主权保障。地方政府常干预民企，如派驻人员（虽定位为信息员，但易越界）。他强调，市场经济下，企业自主经营、盈亏自负；外部干预者不承担责任，只会添乱。
他呼吁深化改革：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转型为服务型，专注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财政体制需改革，优化支出结构，削减无效投资，增加保障支出。户籍、土地制度改革需加速，建设城乡统一市场。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是同等服务，而是同等权利。社会保障需全覆盖，缩小差距——同为城市就业者，为何保障不均？失业保险覆盖仅一半，实际领取率更低（2024年2300万城镇失业，仅600万领保险）。这些缺陷压制消费。
王小鲁不赞成大幅提高福利（经济不景气下不现实），而是“雪中送炭”：确保全覆盖，解决公平问题。未来机会在于技术差距大、市场广阔、人力资本可提升；风险则来自结构失衡与体制弊病。人口老龄化非主要威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可弥补劳动力不足，但可能加剧失业。需转向技术密集、资本密集产业，发展新比较优势。
国庆消费“崩盘”：跌回十年前，全民降级凸显
王小鲁的洞见与2025年国庆消费数据形成呼应，揭示经济困境。统计显示，2025年国庆中秋八天假期，出游人次达8.8亿，较2024年七天假期增加1.23亿；总消费8090亿元，增加1081亿元。但人均每日消费仅114元，下降13%。尽管数据可能“美化”，真相显而易见：出游人数增长，消费水平却大幅下滑，标志着“全民穷游”现象全面浮现。
景区人山人海，却难掩饭店、酒店的冷清。民宿老板大幅提价，期待长假商机，结果入住率普遍不足50%。同质化景区，如人造古镇，游客量“血崩”。年轻人流行“白嫖”式旅游：自驾车内过夜、食用自热食品、路边搭建帐篷，只选择免费或低成本景点。2024年未见如此规模的穷游模式，2025年的突变令人震惊。流量不再等同于收入，传统“割韭菜”经营策略彻底失灵，旅游市场正经历深刻转型。
电影市场同样惨淡。2025年国庆档票房仅18.35亿元，剔除2022年疫情特殊年份，已跌回2015年水平。票房与房地产市场高度联动：2016-2018年房价翻番，票房增长80%至近3倍；2021年楼市见顶后，房价下行，票房持续下滑。原因复杂：房地产下行导致财富效应衰退，重创消费意愿；高位接盘购房者房贷负担挤压消费空间；经济下行、就业不佳，人均周工作时间超49小时，民众更倾向休息而非外出娱乐。电影票价50元以上，加餐饮等费用，一次观影耗费小半天时间与数百元开支，远不如短视频省时省钱又刺激。消费降级在娱乐领域尤为明显。
股市上涨未能提振消费。2024年以来，股市指数上涨近50%，但消费复苏未如预期。《深圳商报》9月25日报道，股票和基金仅占居民资产15%，即便上涨50%，对财富的实际推动仅约7%。股市投资者多为中产，盈利后倾向继续投资而非消费；低收入群体因生活开支紧张，无余力投资股市，涨跌与其消费能力无关。经济学原理显示，边际消费倾向随收入增加而下降，投资倾向随收入增加而上升。股市上涨的财富效应远不及经济下行、失业率上升的负面冲击。国庆期间“人潮汹涌却消费低迷”，正是这一结构性困境的缩影。
王小鲁进一步分析消费低迷根源：消费非“刺激”可得，而是合理分配的结果。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不足40%，总消费（含政府）仅50%多，远低于国际60%以上，难以支撑经济增长。经济下行对消费的影响虽有滞后，但不可避免。解决之道在于完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尤其是让2亿多进城农民工安家落户。4.6亿城镇就业者中，半数无户籍与基本保障，失业后无依，教育、医疗、养老均困难，导致“强制储蓄”。他反对短期刺激，如补贴买车仅提前消费，难以持续。需解决根源问题，如保障全覆盖。日本低增长与老龄化常被提及，但他认为中国当前挑战是结构失衡与体制弊病，而非老龄化。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可解决劳动力不足，但可能加剧失业，需转向技术密集产业。
深化改革是唯一出路 切勿“精神繁荣”自欺
《人民日报》八篇连发的宏大叙事、2025年国庆消费的“崩盘”、王小鲁直言不讳的分析，都揭示了中国经济的深层矛盾。高层试图以乐观宣传掩盖问题，却难掩民众的真实感受：经济数据或光鲜，生活体验却冰冷。群众在消费降级中艰难求生，穷游成为新常态。体制内“讲真话”的声音如王小鲁者，恰似暗夜灯塔，指引方向。他呼吁坚持市场化改革、保障公平分配、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以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若继续沉迷“精神繁荣”，忽视物质匮乏，经济困境将难解。北京亟需倾听底层声音，推进深层改革，方能重振社会信心，迈向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