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5年11月8日讯】（看中国记者金言综合报道）11月7日，中共财政部宣布继续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通过财政贴息鼓励贷款消费，试图扭转经济通缩周期。然而，经济学家向松祚直言，消费不足的根源在于就业低迷、房地产市场崩溃以及社会保障体系薄弱，单纯依靠贷款消费难以解决问题。与此同时，时评人公子沈在其最新评论中对中国政治体制的转变提出尖锐批判，认为习近平通过权力集中、意识形态控制和数字威权主义，正将中国推向个人专制，削弱经济活力和社会创新，威胁改革开放的成果。
贷款消费政策的背后：经济困境与短期刺激
- 财政贴息的“2.0版本”与政策矛盾
11月7日，财政部重申将通过财政贴息支持个人消费贷款和相关行业经营主体贷款，鼓励居民贷款消费。这一政策延续了8月提出的思路，旨在通过降低消费成本刺激内需。然而，TOM财经视角指出，这一政策与当前经济现实存在矛盾：居民负债率已高达70%，尤其在房地产领域，普通家庭的消费能力已被大幅压缩。在地方政府财政紧张的背景下，中央却鼓励居民加杠杆消费，引发了“榨干人民财富”的质疑。
向松祚进一步分析，贷款贴息政策本质上是2016年“涨价去库存”的升级版，试图通过人为制造通胀对抗通缩周期。然而，与1.0版本相比，2.0版本面临更大挑战：居民对未来收入预期悲观，消费意愿低迷，政策效果恐大打折扣。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私营投资增速仅为0.9%，创40年来最低，反映出企业信心不足和经济活力的下降。
- 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
房地产市场是消费低迷的另一大症结。2025年下半年以来，一线城市房价普跌35%，二线城市跌幅达40%，部分房源甚至下跌70%-80%。在北京南四环、西红门等地，老旧小区房价跌至每平方米1万多元，远低于几年前的高点。许多业主面临“负资产”困境，需额外贷款才能清偿房贷。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邢志强预测，房地产市场可能在2027年触底，距离企稳尚需1-2年。
房地产低迷不仅导致居民财富缩水，还波及银行、开发商及上下游产业，形成恶性循环。政府试图通过收购库存房、救助开发商和财政贴息等措施稳定楼市，但这些政策需权衡道德风险和操作难度，短期内难以见效。
习近平时代的政治转型：从制度化专制到个人专制
权力集中的三大手段
公子沈指出，习近平通过三大手段实现权力集中，标志着中国从制度化专制向个人专制的转变：
1.党的权力重回国家机器中心
习近平将国务院的职能逐步收归党中央，通过设立多个由其亲自领导的小组（如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全面深化改革小组），架空了国务院的政策制定权。重大决策不再由专业部门主导，而是由习近平本人拍板。
2.人事布局与忠诚优先
习近平通过清洗和提拔，建立了一支以忠诚为核心的政治团队。政治局常委几乎全为其“跟班”，而非平起平坐的合作伙伴。军队和政府部门的大清洗进一步强化了忠诚度高于能力的考核标准。
3.意识形态控制
习近平将思想工作置于政治核心，强调政治忠诚取代专业能力。高校、媒体和智库被要求“讲好中国故事”，批判性思维被压制，导致思想空间收缩和社会创造力枯竭。
专制统治的三大问题
这种个人专制带来了三大问题：
1.行政体系僵化
官员因害怕政治错误而不敢创新，政策执行沦为形式主义。疫情期间的过度封城和僵硬防疫政策便是例证，导致民怨沸腾。
2.经济结构惰性
国家对私营经济的过度干预削弱了市场活力。2023年私营投资增速仅0.9%，企业不敢投资，创业环境恶化，呈现“国进民退”趋势。
3.思想空间收缩
知识界的批判能力被削弱，高校和媒体的顺从性叙事抑制了政治创新和社会创造力。
中共统治合法性的转变：从经济绩效到意识形态
公子沈指出，习近平时代中共的统治目标从经济发展转向维护政治稳定和意识形态统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的合法性主要依赖经济绩效，即通过经济增长换取民心。然而，随着经济增速放缓、房地产泡沫破裂和青年失业率攀升，经济叙事逐渐失效。习近平转而依赖历史叙事（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民族主义（如“东升西降”）来维系统治。
然而，这种叙事难以长期奏效。年轻人对历史叙事缺乏共鸣，更关注当下生活的恶化。民族主义虽能短期激发凝聚力，但当“伟大复兴”承诺无法兑现时，可能引发反噬，导致社会对中共的不满加剧。
习近平加强对私营经济的控制，通过在企业设立党委、引入“黄金股”制度，将私营企业纳入党的统治体系。阿里巴巴、腾讯等科技巨头被要求接受党代表进驻董事会，决策权受政治监督约束。这种“党国混合所有制”模糊了公私界限，市场不再是增长引擎，而是成为中共统治的工具。
数字威权主义与社会控制
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正在构建“数字威权主义”，通过AI、大数据和面部识别技术强化社会控制。疫情期间的健康码和实时监测系统成为社会控制的基础设施，即使疫情结束后，这些技术仍被整合进社会信用体系和数据安全法。公子沈指出，这种算法治理比传统极权更高效，通过数据生成服从，而非依靠恐惧或暴力。
在中美科技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中国推动“举国体制”以实现自主创新。然而，官僚化和政治导向削弱了创新活力。华为虽被官方宣传为技术成功的典范，但其崛起依赖全球化供应链，而非封闭式创新。美国对华为的制裁暴露了中国高端芯片的短板，中芯国际的制程落后于台积电和三星至少两代。公子沈认为，举国体制擅长动员资源，但难以激励原创性创新。
全球领导力的道德困境
习近平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每国自主发展”理念，试图挑战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然而，公子沈指出，这一叙事存在矛盾：中国在国际上倡导平等，但在国内维持不平等的统治体系。这种内外不一削弱了中国的全球领导力，使其“互利共赢”被外界解读为权力投射。
中国的改革开放得益于全球化，但习近平的“双循环”战略强调内需优先，试图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然而，内需不足和高科技短板使“内循环”难以实现，外循环又受制于西方技术封锁。这种自我封闭的策略加剧了经济脆弱性，形成恶性循环。
中国经济处十字路口
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正面临经济与政治的双重挑战。贷款消费政策虽试图缓解通缩压力，但无法解决消费不足的根本问题。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进一步削弱居民财富和消费信心。与此同时，个人专制、意识形态控制和数字威权主义正在削弱经济活力和社会创新，使中国偏离改革开放的轨道。
公子沈警告，习近平的个人专制和统治优先策略正在加剧体制脆弱性，可能导致长期发展停滞甚至崩溃。未来，中国能否重拾开放、多元和市场化的道路，将决定其能否摆脱当前困局，实现可持续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