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26日，香港大埔区宏福苑住宅屋邨发生大火，浓烟烈焰升腾。（Getty Images）
香港大埔宏福苑的火光冲破天际，浓烟裹挟着绝望吞噬高楼时，一种熟悉的、令人窒息的寒意再次袭来。
媒体和官方的通报里，充满了技术性的名词：竹棚、易燃物、维修工程、意外火星。仿佛只要把那批“不合格的竹棚”拆掉，一切就能回归太平。
而你我都知道，竹棚不过是最后被点燃的那一层布。真正让这栋楼成为屠宰场的，是那套早已腐烂的、让人无法逃生、无法发声、无法被保护的结构性缺陷。这不仅是一场发生在香港的悲剧，这是乌鲁木齐大火在不同时空下的又一次显形。
在乌鲁木齐，封死生路的是几块冰冷的铁皮和一根铁丝。为了“防疫”，为了“清零”，为了那个至高无上的政治任务，人的生命通道被物理阻断。
在香港大埔，封死生路的是包裹整栋大楼的廉价易燃竹棚和且顾且过的施工方案。那是为了“省钱”，为了“方便”，为了某种行政或商业上的效率，居民的安全被置于赌桌之上。
两者都是为了统治、管理，但从来不是为了人的生命。它默认在遇到风险时，人的求生本能必须让位于系统的运行规则。
宏福苑的住户早在2024年就写信举报过安全隐患，但在官僚体系的层层公文流转中，这些声音被搁置，被敷衍。
灾难之后，剧本总是雷同。
官方会迅速召开新闻发布会，将责任切割得干干净净，试图让人们相信这只是一个概率学上的悲剧。
但你我心里都清楚，这不是概率，这是注定。当监管长期缺位，当廉价外包成为惯例，当行政命令凌驾于安全常识之上，火灾就不是“会不会发生”的问题，而是“何时发生”的问题。
这是一种制度性的谋杀，为了掩护背后那个庞大的、冷漠的机制继续运转。
在乌鲁木齐，是维吾尔族同胞，是被人为因素困在家里无法动弹的妇孺。
在香港，是住在旧楼里的老人，是单亲妈妈，是辛苦打拼的移工。
真正的点火源，是那个把人当成数字、当成代价、当成各种宏大叙事铺路石的逻辑。
如果我们将镜头拉远，从大埔那栋焦黑的大楼移开，审视整个香港的管治肌理，会发现这场火灾绝非孤立的行政失误，它是‘新香港’政治生态下的必然恶果。这种沦陷并非指政权的更迭，而是指政府职能的根本性癌变——当所有的行政资源都被倾注于“国家安全”这一政治图腾时，市民的“生命安全”便不可避免地遭到了挤兑与荒废。
在国安法落地之前，香港曾拥有一个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它们如同城市的免疫系统与痛觉神经。区议员会为了社区的一处违章搭建而向政府施压，独立媒体会追踪每一笔工程款项的去向，工会会为工人的作业环境据理力争。
然而，随着国安法的利刃落下，这套纠错机制被连根拔起。区议会变成了唯唯诺诺的装饰品，敢言的媒体被迫停运，活跃的公民团体解散殆尽。当反对的声音被等同于“煽动”，当监督被曲解为“对抗”，政府便陷入了一种致命的自恋与封闭。宏福苑火灾前的那些投诉信之所以石沉大海，正是因为那个曾经能够放大这些微弱求救声的扩音器，已经被公权力亲手砸碎。
更深层的沦陷，在于香港政府治理逻辑的军事化与警察化。在由治及兴的宏大叙事下，特区政府的施政重心发生了惊人的偏移。他们热衷于在每一寸土地上搜寻假想的软对抗，在此投入了无限的人力与财力，却对眼皮底下那摇摇欲坠的旧楼消防隐患视而不见。这种重安保、轻民生的畸形导向，制造了一种荒谬的现实：这座城市在政治上被打造得固若金汤，但在物理安全上却变得千疮百孔。警察无处不在，却挡不住一场原本可以避免的大火；摄像头遍布街头，却看不见那些被锁死的逃生门。
这便是香港政府沦陷的终极形态：权力的傲慢与责任的真空并存。在肃杀的政治红线下，官员们学会了只要高喊口号、政治站队正确，便可获得免死金牌。当官员们忙着表忠心、忙着“维护国安”时，谁还有心思去检查那几根竹棚是否合规？谁还会在意那些底层住户的生死？在这套逻辑里，只有政权的稳定才是大局，而市民的生命，不过是可以被统计学抹平的代价。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令人心碎的悖论：这部号称为了保障“国家安全”的法律，最终却让市民置身于更大的危险之中。因为它抽空了社会自我修复的能力，用恐惧封住了吹哨人的嘴，用政治挂帅取代了专业治理。大埔的火光，照亮的是一个被“国家安全”概念绑架、实则失去了真实平安的城市。在那被熏黑的外墙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火灾的痕迹，更是香港政府行政能力与道德合法性崩塌的废墟。
只要共产党还在台上、独裁者的逻辑不变，人依然不被当人看，这样的火迟早还会在别的地方烧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