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改国号，是毛泽东一生中追悔莫及的事。图为毛与周恩来在一起。（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一九四九年三月底，中共首脑机构由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迁入当时的北平，毛泽东临时入住香山双清别墅。同时，着手张罗所谓“新朝”的开台锣鼓，虽貌似一切顺遂，却还是掀起了凶险的暗波。中共及其组建中的“花瓶”机构，在国号问题上明里暗里争吵不休，达半年之久。毛本意是要窃取中华民国国号，但这一次，却少有地听从了“众言”，虽免于“一时之患”，却落下“终身之悔”，几十年以后还耿耿于怀。
制定国号背后的暗涛诡谲
中共反叛手段之邪乎，欺骗加上血腥的暴力，无所不用其极，完全没有一点道德底线。但在仅仅三年时间内就基本上攫取了中国大陆，还是大大出乎中共的意料，许多事情都没有预备好。这时候，中共急急忙忙地要建立政权机构。没有人大，就用政协替代，而那些政协委员和政协主席团成员都是指定的。反正是靠暴力取胜，所谓的“建政”，一切进展得似乎都合中共的意思。不过，还是在国号问题上起了波澜。当时提交给中共政协的几份档，如《共同纲领》和所谓《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称呼之后，均有一个括号，里面赫然印着“简称中华民国”几字。（参高小林、纂军編著《解密开国大典》第三章“国号确定经过”，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共的国号后面，多出了一个尾巴。实际上，这种附一个简称的做法，并不是空穴来风，自有其背后的隐情，也就是说，这件事还有一个前半截。而大陆公开的零星资料，只涉及关于简称问题的后半截，就简称谈简称，前半截的原由不见了。所发表的有关文章，说的也只能是后半截，没有一个因果联系，以至一般大陆读者多认为，此事只涉及莫名其妙的简称取舍。这就给喜欢铇根问底的人留下一个令其困惑不清的疑问。
括号简称有其幕后玄机：毛泽东要以中华民国作为中共政权的国号。入住香山以后，毛在中共五大书记会上提出：“国号就用中华民国，现成的，国内国外都叫顺了口，习惯了，我们取代了国民党政权，我们才是真正的中华民国，把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从国内政治、国际交往上除名。中华民国又是联合国的五个发起国之一。中苏美英法，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的一个，拥有议案否决权，何乐不为？”（京夫子《北京宰相》第十四章“国号之争”，联经版）以往的多次讲话和撰文中，毛均将未来的中共国，名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又大多名之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参刘际刚文《也谈新中国名称的提出和确定》，《党史纵览》一九九九年第三期）现在，毛泽东却突然提出要用中华民国的名号，自然令听者深感惊讶，且又疑惑不解。
毛在中共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使用中华民国这一国号时，朱德当即表示反对：“我们党打了几十年的江山，今天夺得政权，成立新国家，用旧国号不大好吧？党内、军内都会有相当多的人想不通，以为我们换汤不换药，阻力会很大。”（京夫子《北京宰相》第十四章“国号之争”，联经版）任弼时也反对使用中华民国这个国号，朱、任的意见出于其本能，当时代表中共党内的大多数，任说：“我们确实不宜用中华民国这一国号。容易在国内国外引起混乱，我们共产党建立的新政权跟腐败的国民党旧政权有什么区别？北京政府跟南京政府有什么区别？这一国号，只怕我们的最大友邻苏联和史达林同志都难以接受。”（京夫子《北京宰相》第十四章“国号之争”，联经版）对毛的想法，中共党内外附和、回应者寥寥无几，党外名人仅有何香凝附和，但又不坚持自己的意见。刘少奇则施展故伎，表面上似在附和毛的立场，却又话中有话。刘少奇说：“我在基本同意主席的提法的同时，建议把这事暂时搁一搁。中央已经决定派我访问苏联，我也正好趁便去征求一下史达林同志的看法。再者，我们更可以比较广泛地征求一下在京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学者专家们的意见。”（参看京夫子《北京宰相》第十四章“国号之争”，联经版）
和稀泥者倒是有之，典型的如周恩来，但附和周的人也不多。周恩来提出“暂时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同时加个括号，简称为中华民国”（京夫子《北京宰相》第十四章“国号之争”，联经版）。党外黄炎培、雷洁琼跟周恩来一致，持保留简称的看法，采取的是折衷立场，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了毛的意见。毛的本意是窃取中华民国的国号，对使用中华民国为简称的做法，大概不会有多大兴趣。而且，以毛泽东的为人，也不会仅仅安于这样一个简称。但是，党内外反对意见占了压倒多数，正好周恩来又在和稀泥，弄出这样一个使用简称的折衷法。毛泽东只好暂时退而求其次，况且，以后可以将简称当作正式名称使用，到时候还不是由着自己说了算数，本主席有一票决定权嘛。不过，在“新朝”拥戴者（如那些所谓政协委员）看来，以中华民国作为简称，总是觉得碍眼，不仅立场上模棱两可，态度并不鲜明，实际运用中也存在问题，还颇有画蛇添足之嫌。既然如此，为什么一定要加上一个简称？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简称应该会被去掉，以后的结果也正是这样。所以，实际上只有两个选择：窃用中华民国国号或另撰一个没有括号简称的中共国号。
以后又开了多次中共高层会议，均未能达成五大书记之间的一致意见。当然，那些有简称中华民国括号的政协档，均须交毛审看，据说，“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建国三大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呈送毛泽东主席审阅时，毛泽东将所有涉及国号的地方，一律改写成中华民国。一时，在国号使用上颇为混乱。”（京夫子《北京宰相》第十四章“国号之争”，联经版）
毛泽东奸诈内心的隐衷
毛本邪僻，所作所为没有合法性，这不仅表现在其几十年的反叛活动中，还表现在做了“红朝皇帝”以后。毛泽东兴起的疯狂人祸，曾饿死中国大陆数千万人，毛对之竟无一点愧色。反正权力不正、中共邪僻，毛和中共勿需对人民负责。毛和中共搞的所谓文革，将数千年积淀下来的各种国宝，几乎破坏殆尽，损失之大无法估量。对此，也不见毛心中有哪怕一点不安，其潜台词已明白可见：本来就不正，何须负半点保护之责。原本敦厚的民风、民德也被毛共破坏殆尽，以至于今日的普遍道德沦丧。中共从一开始就不正，对此，毛泽东其实心知肚明，这也反映出毛较其党内同事更为奸诈。毛虽做了旷古未有的无法无天“皇帝”，却只能居其邪僻，必须用尽心机稳住那形同赃物的位子，虽然在一片狂热中，似乎竟能直接地以假乱真，但假的总是假的，而且，毕竟还存留着一个无法糊弄过去的巨大心结。毛的同事们尽管对之百般奉承，却实在无法体谅其阴暗的内心深处。实际上，谁也摸不透毛泽东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毛（及中共）的权力来路不正，毛又自知只能身居邪僻，因而在潜意识中形成负担和心结，没有安全感，这也构成毛几十年有系统地胡斗乱咬的一个内在驱动力。当年的毛泽东，将世界上共党以外的那些合法政权，均说成是不合法，也正是同一种心态的流露。
而中华民国有天命之正，中华民国这一国号尊贵、典雅，凝聚着仁人志士的正气，毛泽东当然对其垂涎三尺。这次提出以中华民国作为国号，毛是以骗子心态，欲偷梁换柱，用邪僻替代正统。既无法在道义上战胜之，就只有偷梁换柱一法了，从而又在国人心灵上实现毛共的以邪代正。中共叛乱时期，原有的一个所谓国号，缺少中华民国的正气不说，其中的“苏维埃”三字，不仅不伦不类，还泄露了中共有苏俄势力作背景的“天机”，成为一个笑柄，自然也为现在的毛泽东所不屑。毛泽东细读《资治通鉴》达十数遍，正的不学，专学那些邪门歪道的权力斗争之术，为了斗争而斗争，炼就了狠毒、凶险的手段，当然，需要时不乏外表的甜言蜜语、诗词文章。毛歪读古史、古文还有另一个结果：深知存在法统和天理上的正邪之辨，因而更想窃取正统的国号，以求瞒天过海。
若真按毛的诡计实现，这样的不伦不类，必将使真正中华民国处境尴尬。由这件事看，毛较之他党内的那些同事，还是要“棋高一着”，其一生都在苦研、苦修邪僻害人之道，用他的话说是“与人斗其乐无穷”。当然，即使毛共使用了中华民国国号，还是一句话，假的终归是假的，怎么“包装”最终都不管用。是非还是存在的，正邪之辨也不容混淆。党外所谓民主人士方面，急于拥戴“新朝”，以期谋个一官半职，且又利禄熏心而分不清正邪，因而与毛意见不同。这是中共党外同路者的普遍心态。党内那些高干，则本来就以邪为正、匪气滔天，不惜以伪国号胡搅蛮缠，也存在一个普遍心智不清的问题。面对此情此景，毛当然无法明说心中的隐曲，更不可解释清楚。难道要毛明言：咱们是邪、人家是正，此事于以邪替正万分必要。内心深处的龌龊，怎能这样讲出来？
中共脚跟还没有完全站稳，党内意见又是一边倒，若诉诸于史达林，想必也是不同意毛泽东的异想天开。因此，这一次，毛少有地依从了中共党内外的不同意见，作出了让步。如果按毛的习性，独断专行、固执己见之外，还会将对手整得死去活来。
六国饭店午宴确定不使用旧国号
对于使用简称，反对意见也很大，周恩来曾在六国饭店召开一次午宴，请附共名流谈是否保留简称的问题。这次会议上，黄炎培说：“我国老百姓文化落后，思想保守，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下简称，是非常必要的。政协三年一届，三年以后，我们再来除掉，并无不可。”（高小林、纂军編著《解密开国大典》第三章“国号确定经过”，中共党史出版社）三年以后，还是要予以去掉。
何香凝在六国饭店的午宴上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结果，是用许多烈士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它，也是好的，大家不赞成，我就不坚持我的意见。”（高小林、纂军編著《解密开国大典》第三章“国号确定经过”，中共党史出版社）何香凝的意思应不只是将中华民国用为简称，而是以之作为国号。使用中华民国国号，大概恰恰与何的心愿暗合。
清末进士周致祥第三个发言，周一发言，会上的风向顿时改变，保留简称的意见也就没有什么人附和了，只有一个黄炎培坚持己见。周致祥在辛亥革命后蛰居三十八年，一生不写中华民国国号，却投机于毛和中共，力主别用一个“新国号”。据说，还是这个周致祥，在关键的时候站在毛泽东身边，对毛吹了一个销魂的耳边风：“如果不改国号的话，就没有太祖高皇帝了。”（参章立凡文《“国号”系铃人周善培》，载《凤凰周刊》二零零六年第十五期）毛对此心领神会。李敖引述此故事时，称周致祥为某“浙江书记”。当然，这又似乎是坊间传闻，但可以聊备一说。如果事情真是如此这般，这名牴触民国的前清进士，可算是无意中帮了中华民国的忙。六国饭店午宴，将周恩来的括号简称方案也否定了。
按常理，宋庆龄应该支持中华民国的国号，坊间也有这样的议论，若果然如此，就正中毛泽东的下怀。但一直未见中共就国号问题询问宋庆龄的记载，六国饭店的午宴似乎也没有邀请宋庆龄，或宋另有观点？此问题成为一个历史疑点。
六国饭店午宴，接到周恩来请柬的约有二、三十位，年龄多在七十岁上下。见诸于文字的出席者，如：黄炎培、司徒美堂、何香凝、沈钧儒、张元济、周致祥、符定一、马寅初、徐特立、吴玉章、张澜、简玉阶、陈叔通、陈嘉庚、林伯渠、张难先、郭沫若、沈雁冰、车向忱。（见高小林、纂军編著《解密开国大典》第三章“国号确定经过”，中共党史出版社）这些人中，能活到反右、文革时候的，或被打成“右派”，或遭到批判、批斗，或许这些遭遇与此次拂逆毛意无关，但也说明毛和中共过河拆桥、毫无信义的习性。其中，如黄炎培，不仅自己被打成右派，其家门一共出了七个“右派”，包括其子著名的水利专家黄万里；马寅初则饱受批判和批斗，差一点就被康生补划为右派。张奚若提出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名称，此意见后为中共所采用。张后来遭到批判，毛对他似颇为不屑，曾斥责道：“放屁！一个大学教授，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竟不知天高地厚，对我们指手画脚，想当共产党的师爷？要说我们好大喜功，何错之有？我们就是要好社会主义之大，喜新中国之功，急人民群众之利！”（京夫子《夏都异志》第三章“距离右派五十米”，联经版）其后，毛和中共打着“社会主义”、“新中国”、“人民群众”的招牌，制造出人为的大饥荒，饿死数千万的人民群众，带给中国大陆旷古未有的大灾难。附共名流热烈拥护毛共“新朝”，结果是以“热脸蛋贴中共的冷屁股”，只能自讨没趣，惹上一生的羞辱和尴尬。后半生虚度于批判的“炮火”，在惶惶不可终日中过活，同样也是悔之晚矣。
当初，中共及其附共名流（民主党派），自以为正在大陆建立一个新国家或新中国，殊不知以后的历史证明，这是一个极端野蛮、落后、愚昧、腐败的反叛政权，从来就无法确立其合法性，绝非什么新中国。既从谎言和贪欲中产生出来，当然不会是什么好东西。
更改国号毛泽东追悔莫及
毛泽东一九六五年接见法国《人道报》记者马嘉丽时，说他一生所后悔的事，就是将“中华民国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否则，以后的许多事情都好办了。（参看章文所引李敖语，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节目一六八集）毛此时说后悔，恐怕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毛虽攫取了大陆，却终其一生也没有能战胜中华民国，或许，毛已认识到：中共永无战胜中华民国的可能。不然的话，毛为何要因当年的事情后悔不已？事隔多年，毛的窃取国号这张牌，再也无法重新翻出。毛后悔了，不合法的政权虽能盛极一时，但终归还是站不住脚的。
二十多年以后的一九七一年，中共进入联合国，其间也遇到国号问题。事后，毛对周恩来说：“恩来，你当年是面面俱到，和了稀泥，这在你是几十年一贯制。可我好后悔，后悔晚矣！当时为什么就没有力排众议，独裁一下，坚持使用中华民国这一国号呢？不动一兵一卒，光一个国号，就使台湾的蒋某人成为了非法政权呢！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呢，不能事事都搞什么少数服从多数呢。”（京夫子《北京宰相》第十四章“国号之争”，联经版）这段话绘声绘色，颇有小说家笔法，不知京夫子依据何在？但符合毛泽东的态度和口吻，接近于实际情况。京夫子以演义的形式，叙述中共高层秘史。看来，二十二年之后，毛还在因那次绝无仅有的屈从党内外意见而懊悔不已。
有人说毛当初高瞻远瞩，但毛泽东恐怕没有那么长远的眼光，能够处心积虑地考量几十年后的联合国席位问题。毛泽东欲窃取中华民国国号，不过是毛某种阴暗的深层心理的流露。对于毛来说，更多的或是某种直觉，还不是可以讲得很清楚的道理。那时，毛共刚刚武力攫取大陆政权，正是毛踌躇满志的时候，自然不会思虑许多具体的内政外交事宜，他那时所最为关心的事，当在如何窃取合法名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