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说，西单民主墙就是在邓小平的怂恿下搞起来的，目的就是搞臭华国锋，让邓小平上台。(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在中共体制里，所谓的“平反”从来不是结束，而是利益、政治资源的重新分配；中共大佬们心知肚明：一旦真正翻页，谁来承担上一页的血？
胡耀邦不愿接受“必须有人永远不被清算”这个前提，他之所以被中共党徒们贴上“天真”标签，并非因为他不聪明、没经验，而是因为他在几个关键问题上，始终拒绝接受中共内部最黑暗、却最核心的运作逻辑。
1978～1979 平反速度让大佬们不安
1978年底后，胡耀邦实际主导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平反的速度与幅度超出许多大佬的心理预期，涉及老干部、知识分子与党内路线受害者。多位当事人回忆，胡在审阅档案时，常以“人不能再被折腾一次”为原则，对技术性保留（如“留尾巴”）耐心不足。
就在正义可能彰显、是非对错可能被厘清的时候，党内负面流传出现了：“耀邦心太软，档案一到他手里，历史就翻页了。”这不是中共党徒们真心的赞美，而是警示——他掌握的是“历史定性权”。中共大佬们恐惧一个会“替历史下判决”的人，难以被长期驯化。
对于大佬们来说，胡耀邦党性不足，他的特征是同理心强，他对冤假错案有真切愤怒，不善于、也不喜欢模糊表态，有“说人话”的冲动，而不是只说“组织语言”这在正常政治体制里可能是优点，但在中共体制里，这意味着一件致命的事：他很难永远只在“允许的语言框架”内行动。邓小平真正信任的人（如陈云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点：你永远不知道他心里真正想什么，但你知道他不会“乱说”，胡耀邦恰恰相反。
胡耀邦不是被党妈驯化后再上来的人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对于中共高层来说，最安全的接班路径是从基层、地方 ，再到部委经被多次打压 ，“自然”学会沉默，再经提拔后就会对党无二心，也才是最好用的工具人了。但胡耀邦没有完整走完这条路。文革中他是受害者，不是加害者；文革后，他是“拨乱反正工具人”迅速上升，他缺乏党妈要的“反复被整、被驯化、学会自我审查”的完整历程，这使他在高层眼中有一个危险特征：他没有被彻底打碎过。对大佬来说，一个没有被彻底打碎过的人，永远保留再次“按良心行事”的可能性。
1980～1982 人事权在手 却不肯为大佬们“等一等”
况且胡耀邦不是纯搞经济的，也不是纯行政总理，他长期掌管的是：组织部、中央党校；宣传、平反、干部评价体系，这比任何政策分歧都更令大佬恐惧。
胡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实质影响组织、人事、党校三大关节。这在制度上合法，但在大佬政治中属高风险配置。有老干部私下评议：胡在干部任用上“重清白、轻稳妥”，对“派系平衡”不够敏感。
一则在北京流传的说法称：某次人事沟通中，有人提醒胡“等一等”，胡回以“再等，冤案就老死了”。这句话被转述后，大家都发现：“他会把道德放在人事之前。”
1983年“反精神污染”运动启动。胡在执行上相对克制，未全面放大打击面。会后私下评价出现分歧：一派认为胡“保护知识界”，另一派认为他“立场不够硬”。流传一句内部话：“他不是不反，他是反得不像反。”在大佬听来，这等同于：关键时刻，不能保证他会踩煞车。
1985.5.10《百姓》杂志陆铿访谈胡耀邦，胡耀邦也坦率的把“内部语言”带到外部，访谈被视为“越界”——“耀邦把‘能在屋里说的话’，拿到窗外说了。”
胡耀邦后悔的几件事
1988年7月13日～8月24日，杨尚昆去胡耀邦家六次，每次长谈约五个小时。以下是《杨尚昆日记》中，有关胡耀邦与杨尚昆谈话的部分摘录：胡耀邦道出历次历史事件的真相。
1988年7月14日：“耀邦告诉我，没想到小平同志这么霸道，听不得任何的不同意见。竟然搞垂帘听政。很后悔采用卑鄙手段搞倒华国锋，扶持邓小平。耀邦说，西单民主墙就是在邓小平的怂恿下搞起来的，目的就是搞臭华国锋，让邓小平上台。但没想到，邓小平上台后就把民主墙封掉了，把魏京生也抓进了大牢。”
1988年7月19日：“耀邦告诉我，1976年四五事件也是邓小平怂恿他搞起来的。他已经与作家师东兵在88年3月和4月两次谈过四五事件的来龙去脉。是秘密地在家里与师东兵见的面，连家人和秘书都瞒住了。
耀邦告诉我，76年1月15日，邓小平在周总理追悼会上致完悼词后，找到我说，今天我给总理致悼词，或许我们死后就没有人给我们致悼词了。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搞点行动。3月中旬，邓又找到我，说他的孩子听人说，4月5日清明期间，有人决定去天安门给总理送花圈。这是个好机会，要想办法把事情搞大，给主席一个刺激，证明并不是人人都听他的。耀邦又说，小平让我找几个干部子女，让他们去工人中间鼓动一下，把矛头对准江青和张春桥。但有个别人把矛头对准主席，这也是我们没有料到的。
另外，那些人又大搞打砸抢，打伤了许多的解放军，小平后来也很生气。认为这是让他下台的直接导火线。这也是后来我们没有给四五高调平反的原因。因为如果那几个人如果不把矛头对准主席，不搞打砸抢，主席根本就不会让小平下台。而他就会在政治局会议上反击江青和张春桥了。”
1976年4月5日：“邓小平专门坐车去了天安门一趟，观察广场的动静。回来后，通过家人对我说，广场人很多，干得好！但他谎称是去北京饭店理发的。其实邓小平一直都是让北京饭店的师傅去他家理发。”
1988年8月5日：“又和耀邦见了一面，耀邦说，小平是过河拆桥式的人，你要当心。同时，耀邦又向我透露了一件大事，说这是他最见不得人的事件，不说出来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1980年4月，我们当时以清理‘三种人’为理由，将北京市公安部门24名科级到处级的干部骗到云南大理秘密枪决，当时还派了王震去现场观看。我问，为啥子秘密枪决他们，他们犯了啥子罪？耀邦说，他们当时掌握了我和小平是76年四五事件幕后指挥的证据。
另外，有些人也掌握了邓榕和其他的高干联动成员是1966年8月5日打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凶手的证据。当然，还有人也掌握了联动成员于1966年8月在北京大兴县杀死大批所谓的‘黑五类’人员的证据。我说，我知道这件事，杀人的主谋高福兴和胡德福不是当时就被判刑了么？耀邦说，是啊，可高福兴和胡德福在75年9月突然翻供了，说是联动成员干的。他们是冤枉的。但1975年9月小平同志已经是政治局常委，把这件事压下来了。
1983年小平指示我给高福兴和胡德福平反，我照着做了。但北京市公安部门的几个干部秘密向这些‘黑五类’人员的家属通风报信，结果这些家属就起来闹事，反对给高福兴和胡德福平反。小平很震怒，指示我将北京市公安部门的这几个干部也作为三种人秘密杀掉。我听了后很震惊，说我们现在讲法治，怎么可以这样随便杀人，四人帮也没有这么干过呀？耀邦说，所以我内心有愧呀。但我已经指示将这24名干部作为因公死亡处理了，也给了他们的家属抚恤金。其中五个干部也授予了烈士称号。”
1988年8月6日：“耀邦说还有一事很后悔，凡是群众给他写信攻击邓小平的，他一律转给公安机关，要求严厉查处，并将查处结果告诉他。结果有300多人被判刑，其中60多人自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