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篡政初期有一套精密的“经济统战”策略。（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毛泽东在内部会议中曾言：“先利用民族资本家稳定城市，等腾出手来再收拾他们。”这就是后来的“公私合营”。 在中共官方编纂的《毛泽东选集》中被修饰得较为温和，但在党内会议记录、老干部回忆录等媒体挖掘的史料中，这段“利用与消灭”的显得极为露骨。这不只是传闻，而是中共篡政初期一套精密的“经济统战”策略。
毛泽东的“两步走”战略
中共在1949年窃取政权后，面临的是一个被战火摧毁、通货膨胀严重的烂摊子。当时他们不具备直接经营城市管理与工业生产的能力。毛曾私下对亲信表示：“现在需要他们的工厂和税收，先让他们以为自己是主人。”
在1950年6月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不要四面出击”方针。他说：“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如果我们现在就同民族资产阶级搞翻，这是不利的。”
当时中共在农村搞血腥土改（对付地主），在韩战战场对付美国，如果再在城市对付资产阶级，政权会崩溃。所以这时的“团结”纯粹是为了稳定城市经济。
这就是所谓的“新民主主义”时期。当时的资本家，如“中国船王”卢作孚、荣氏家族的荣毅仁，受邀参加政协会议，被称为“民族资产阶级”。毛甚至当面安慰忧心忡忡的商人：“国有化还在很远的将来。”还毛曾对他们保证：“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这句话在几年后回看，简直是最大的讽刺。
一切都只是一个精心布置的牢笼。一旦韩战局势稳定，内部控制加强，毛泽东便“腾出手来”，发动了惨烈的“五反”运动。
腾出手来了 惨烈的“五反”运动
到了1952年，政权相对稳固，毛泽东便开始“腾出手”。1952 年 1 月至 4 月，上海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怖，毛泽东发动了“五反”运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通过群众举报、工厂围攻、彻夜审讯的手断，先将资本家妖魔化；本质上就是通过发动工人造反，对资本家进行人格侮辱，从而完成最后的经济榨取。
据披露，仅 1952 年 1 月 25 日至 4 月 1 日，上海自杀的商人就达 876 人，平均每天超过 10 人。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每天来到办公室的第一句话常是：“今天又有多少个‘空降部队’？” 这指的就是那些因不堪斗争羞辱、选择从高楼跃下结束生命的资本家。据幸存者回忆，描述当时上海街头：“早晨出门，常能看见电线杆上挂着人，或是高楼下蒙着白布的尸体。路人不敢停步，甚至不敢流泪，因为‘同情阶级敌人’也是罪。”
传王卢作孚曾是在日军炮火下抢运物资、保存中国工业命脉的“宜昌大撤退”英雄。但在 1952 年 2 月 8 日，这位对国家有无比功勋的实业家，在被指控“腐蚀干部”的莫须有罪名下，于家中服用安眠药自尽。
许多资本家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与经济罚款下，经营陷入绝境，资产大幅缩水。但这就是中共要的，也就是要这些原本被捧为座上宾的“民族资本家”们为后来的“公私合营”做好心理准备。
公私合营 “自愿”上交国家
1953年，毛泽东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核心就是“利用、限制、改造”。荣氏家族成了被统战的“红色标本”，荣毅仁为了生存献出家产。 1956 年，在“公私合营”的高潮中，荣毅仁不得不强装笑脸，将祖辈辛苦创下的 56 间工厂全部“自愿”上交国家。
“定息”制度（变相征收）
根据中研院史料，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达到高潮。中共给资本家的条件有：
股权移交： 企业由国家派驻干部（公方代表）全面接管。
每年发息： 国家给资本家资产估值（通常远低于市价），每年给予 5% 的定息。
但到了1966年文革爆发，连这5%的定息也停止发放，私有财产被彻底清零。荣毅仁虽然被尊为“红色资本家”，但文革时他依然无法幸免。红卫兵闯入荣家，打断了荣毅仁的右手食指，他的妻子杨鉴清多次被打到昏死。他被指派去刷厕所、运煤，因延误治疗导致左眼失明。
荣毅仁虽然是国家副主席，但他的后代在文革中毫无特权。 荣毅仁的女儿荣智珍，被下放到工厂进行“劳动改造”。据党内流传的秘辛，这位曾经的大家闺秀，在工厂里负责清洗最脏的粪池与马桶。红卫兵以此为乐，宣称这是“让资产阶级臭小姐闻闻劳动人民的味道”。在红卫兵抄家时，荣家的孩子被强迫跪在碎玻璃上，看着祖辈收藏的古董被砸毁、字画被焚烧。
文革期间，资本家后代即便成绩再好，也无法进入大学。他们在学校被安排在教室最角落，甚至被老师带领同学集体唾弃。 他们必须定期向红卫兵汇报思想，承认自己身上流着“剥削阶级”的“肮脏”血液。据悉，上海某纺织大亨的孙女，每天上学路上都会被邻居孩子吐口水，却不敢擦拭。
康有为曾是变法的英雄，但他的后代留在大陆后，下场极其惨烈。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在文革中被抄家，一生珍藏的康有为遗物全毁。她的女儿罗仪凤（康有为的外孙女），因为出身问题加上“特务嫌疑”，在狱中受尽折磨。罗仪凤晚年生活极其贫困，甚至在严冬中因无钱取暖、营养不良而凄惨离世。
1966年“红八月”期间，上海许多资本家后代选择全家集体自杀。他们在门窗缝隙塞上棉花，打开瓦斯，因为“与其被凌辱致死，不如全家体面地走”。
这是最令人痛心的是父子相残“划清界限”，只为了保住一份扫大街的工作或是一个入团的机会，许多孩子被迫在公开大会上痛骂自己的父亲，甚至动手殴打。传闻在上海某次批斗大会上，一位老资本家的儿子被逼着拿皮带抽打自己的父亲。老父亲在断气前低声说了一句：“打重点，不然你也活不了。”这就是毛泽东“腾出手来”后，对中国人性最彻底的践踏。
一份党内调查报告也揭露某知名商人被斗争时，他的亲生儿子被安排在台上带领群众喊口号，随后该商人当晚便在厕所自缢，留下遗书：“我不怪儿子，我怪这个时代。”
1978 年改革开放，中共因名声败坏无法吸引外资，再次想起荣毅仁，让他创办“中信”，利用其家族声望为党“招商引资”。
先利用 后收拾
毛泽东那句“先利用、后收拾”并非单纯的权谋，而是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核心教条的具体执行。毛泽东只是将这套逻辑包装成“社会主义改造”，当年那些跟着共产党造反、以为能过好日子的资本家与其后代，最终发现这是一场长达几十年的“政治杀猪盘”：先利用你的资金稳定政权，再利用你的肉体消灭阶级，最后利用你的后代作为阶级斗争的活靶。
而这些支持中共、期待“过好日子”的民族资本家（如荣毅仁等）最终才发现自己只是这场政权豪赌中的临时筹码。
其实，不管经历了多久时间、谎话讲得多诱人，中共“共产”的本质不会变，毛泽东画像还高挂在北京城门上，迄今还想赖着中共发大财翻身的“资本家们”还真该好好读读这段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