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勤政多疑的ㄧ生正是一面清晰的镜子，他告诉我们国之兴废在于德，而不在于力。（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大明末代皇帝朱由检，年号崇祯（1611～1627 ），其生母刘氏被父亲光宗下令处死，崇祯自幼由其他嫔妃带大，他在宫中感受到的不是母爱，而是战战兢兢的生存竞争。这养成了他日后“多疑、猜忌、自尊心极强”的性格。
天启七年，其兄熹宗朱由校驾崩，当时阉党魏忠贤权倾朝野，朱由检以“信王”身份继位。据史料述及，他入宫当夜甚至不敢睡觉，自备干粮，以防被魏忠贤毒杀。这份生存压力和防御心，伴随了他的一生。
崇祯的哥哥熹宗驾崩前，还拉着他的手说：“吾弟当为尧舜。”朱由检就这样慌乱的在魏忠贤阉党横行的险境中即位。然而，崇祯皇帝承接的是万历、天启两朝积累下早已病入膏肓的皇朝。万历帝三十年不理朝政，纲纪废弛；天启朝阉党横行，迫害忠良，导致“元气伤残”。崇祯即位时，明朝早就摇摇欲坠了。
冤杀袁崇焕
崇祯“鸡鸣而起，日旰而食”，不近女色、不事奢华，这种“苦行僧”式的帝王生活，在历代末代皇帝中极为罕见。
崇祯三年，皇太极绕过大宁入关，崇祯因多疑且中了离间计，仅凭流言便将守边名将袁崇焕凌迟处死。 袁崇焕受刑时，京城百姓食其肉，这不仅是政治失误，更是一场大规模的群体造大恶业，史评崇祯最大的罪业莫过此——陷害忠良，终致天怒人怨，上天收回了对朱家的眷顾。《明史》载：“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表面上看，崇祯虽然勤政，但他不信天命，只信手段。崇祯频繁更换内阁，在位十七年，竟然换了五十位宰相（大学士），本质上是为了推卸责任，实际是缺乏帝王应有的“载物之德”。《明史·本纪》评价崇祯：“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
神的清算 天降异象与大瘟疫
为了应对辽东战事与农民军（李自成、张献忠），崇祯不断加派赋税（辽饷、练饷、剿饷）。崇祯十六、十七年，北方又爆发罕见的大鼠疫，北京城死者枕藉（编注：形容尸体多到一个叠在另一个身上，像枕头一样堆叠），守城官兵也失去了战斗力。 据《明季北略》，这场瘟疫对明军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但李自成进城时，瘟疫却奇迹般地消退，也只能用“瘟疫有眼”来说明——大瘟疫是在清理败破恶势力，此乃因果所致。
不仅如此，古籍原文中也多见明末“大旱、蝗、大疫”的记载。六月飞雪、旱蝗又与崇祯朝不断加派“三饷”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导致“民心尽失，天命不佑”。崇祯“竭泽而渔”的做法，百姓在旱灾、蝗灾与重税下，除了造反别无生路，民心尽失。
血染寿宁宫 崇祯的最终下场
甲申之变，李自成入城，崇祯衣襟留下悲凉的血书：“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一句“然皆诸臣误朕”相当醒目，亦可见崇祯至死仍在抱怨文臣；确实，孤家寡人面对满朝腐败，又何以能够力挽衰败？然而，崇祯也是陷害忠良、刻薄寡恩之人，无怪乎崇祯在最后时刻曾在宫殿敲钟集结百官，竟无一人前往。
根据《明史·卷一百二十一·列传第九》与《明史纪事本末》的记载，这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八日深夜至十九日凌晨李自成大军已攻破北京外城，崇祯皇帝深知大势已去，为保皇室贞烈，他在乾清宫与周皇后相对而泣。他对皇后说：“大事去矣，尔宜死。”周皇后恸哭答道：“妾事陛下十八年，卒不听一语，至有今日。”随后周皇后领命回到坤宁宫，自缢身亡。
崇祯随后提剑来到长平公主（时年约十五、六岁）居住的寿宁宫。公主见状，牵着父皇的衣服大哭。崇祯长叹一声，说出了那句悲凄的名言：“汝何故生我家！”（你为什么要生在我们帝王家啊！）
说罢，崇祯举剑挥砍。公主下意识用左臂遮挡，剑锋落下，公主的左臂被齐肩砍断。公主当即血流如注，昏死在地。崇祯随后又到昭仁殿，杀死了年仅六岁的昭仁公主。
崇祯自己也在景山（煤山）的一棵歪脖子槐树下自缢，而唯一随他赴死的竟有一太监王承恩。
国之兴废在于德 不在于力
崇祯皇帝勤政多疑的ㄧ生正是一面清晰的镜子，他告诉我们国之兴废在于德，而不在于力；一个统治者只会忙于表面的勤政，却在重大的道义抉择上出错（如冤杀忠良、不恤民情），那么他所做的一切全都只是在往覆灭的方向快速奔跑而已，最后还是换来的举国背叛和天灾、瘟疫——神的清算。
古语有言：“莫以类聚，唯德是从。” 历史正在重演，当一个政权到了“天灭”的时机，无论它拥有多少军队、多厚的城墙，世人最终都会见证一个腐败朝代的覆灭与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