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国有器官》（图片来源: 免费图片 加拿大如意电影公司提供）
【看中国2026年1月24日讯】2026年1月18日，我站在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前，参加了茉莉花活动——“守护孩子生命・追问校园真相——抗议中共‘活摘器官’反人类罪行”。那一刻，我的心情并不轻松。
坦率地说，“活摘器官”这样的指控，尤其当它被指向校园、指向未成年人时，听起来极其耸人听闻，甚至难以置信。我并不是一开始就“知道真相”的人。第一次在美国的街头游行中听到这些内容时，我几乎是本能地拒绝相信。在还生活在中国的时候，我和绝大多数普通人一样，对许多正在发生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新闻里反复出现的是“成功移植”“医学进步”“世界领先”，却从不追问：器官从哪里来？为什么可以来得这么快？那些被精心包装的叙事，让我一度以为自己生活在一个至少“可预期”“有底线”的社会里。
直到我来到美国。也是在这个言论自由的世界，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茉莉花活动背后所指向的议题——关于人权、关于生命、关于被刻意掩盖的系统性暴力。我逐渐开始接触到一些无法被简单否定的证词与调查结果。其中，对我冲击最大的是多位中国医疗工作者的公开证词。像郑治医生这样的前体制内医务人员，曾详细描述他在中国参与或目睹器官获取与移植过程的经历——包括在捐献体系尚未健全的年代，器官却可以被“按需供应”，并且来源、流程都被严格保密。这些证词并非零散传闻，而是多年来反复出现、彼此印证的叙述。
与此同时，我也开始认真阅读由国际律师、调查员和医学伦理专家主导的独立调查报告。这些调查并不依赖单一证人，而是通过医院公开数据、床位周转率、移植数量、等待时间、官方统计之间的巨大矛盾进行交叉分析。调查结论并不轻率，却异常一致：在中国，存在一个无法用自愿捐献数量解释的器官来源缺口，而这一缺口在时间、规模和稳定性上，都指向系统性问题。
让我真正无法再回避的，是不同国家器官移植制度之间的巨大差异。在美国，器官移植依赖自愿捐献，流程透明、责任可追溯，患者进入统一的等待系统，等待时间往往以月甚至年计算，医生无法承诺具体时间，更不可能提前安排手术日期。而在中国，却长期存在等待时间以周甚至以天计算的情况，甚至可以在第一次失败后迅速安排“下一次移植”。从医学常识来看，器官离体后的存活时间以小时计算，血液配型、交叉配型、运输和手术准备都有明确且不可压缩的时间成本。这种高度确定、可重复、可加速的“效率”，无法用“医学奇迹”解释。
我曾经以为，受害者只是被标签化的“特殊人群”，只是“少数人”的不幸。但后来我才意识到，在一个不受制约的体制之下，没有真正的“例外”，也没有绝对的“安全者”。当一个体系可以为了效率、指标和权力需要而压缩生命流程时，每一个普通人，都可能在某个时刻，变成被牺牲、被消失、被“脑死亡”、被“自杀”的对象。一位湘雅的医生罗帅宇因为接近了这一真相选择正义而被自杀。他的遭遇，让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
站在茉莉花活动的现场，我不断问自己，也想问所有人：
在中国，一个普通的十字路口，可以被密密麻麻的十多个摄像头全天候覆盖；
国安、国保、警察可以精准掌握一个人的行踪与社交关系。
那么——
为什么一个孩子在校园里的消失、死亡？
为什么遗体可以在未经家属同意的情况下被转移？
为什么家属只是要求一个解释，却要遭遇打压，甚至被迫沉默？
监控去了哪里？
记录去了哪里？
责任又去了哪里？
如果一个国家有能力精确监控每一个公民的行动，
却“无力”保护一个孩子最基本的生命安全，
那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中国器官移植的领先，这不是所谓的“医学奇迹”，而是一个被制度高度配合、被权力强行推动的过程。是中国人权被强权践踏的血淋淋的事实。
正是这些认知，让我完成了一次无法回头的心理转变——
从无知，到震惊；
从恐惧，到愤怒；
最终，到清醒。
也正因为如此，我选择站出来，站在茉莉花活动的现场。
不再假装这一切与我无关。
不再用沉默换取虚假的安全感。
我站出来，不是为了仇恨，
而是为了生命最基本的尊严。
我们所要求的，并不过分：
独立的调查，
公开的真相，
家属应有的发声权利，
以及——停止一切反人类的罪行。
这是我参加茉莉花活动最真实的感受。
也是我无法再沉默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