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1月，潘汉年（前排左一）到上海火车站欢迎参加“中苏友好月活动”的苏联电影艺术工作者代表团。（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在中共的官方叙事中，1940年代的延安是“自力更生”的典范。然而，据史料，当时边区遭遇国民党军事封锁与日军扫荡，财政几近崩溃。毛泽东曾在内部会议坦言：“要发财，就得种鸦片。”这项内部代号为“特货”或“肥皂”的贸易，由王震的359旅负责生产，而李先念则负责在更广阔的游击区与沦陷区，将这些毒品转化为军火与黄金。
第五师师长李先念以毒养军
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地处鄂豫皖腹地，是联系延安、国统区与沦陷区的枢纽。李先念在五师内部建立了极其严密的财政系统。他不仅利用特货与当地日伪军换取药品，更将大批鸦片精炼后，贴上“土产”标签，透过秘密管道销往西安与重庆。
五师在最困难时期，高达 50% 以上的非粮食开支是由特货贸易支撑的。李先念对外表现出农民领袖的朴素，实则在内部帐册中，精确计算着每一两鸦片换回的奎宁与电讯器材。
潘汉年与李先念的秘密联系
这是一段最令中共难堪的史实。 潘汉年作为中共在上海、香港的情报首脑，是李先念特货贸易的“外部出海口”。潘汉年直接与日军特务机关“影佐机关”及伪政权特务头子李士群接洽。李先念在后方生产、提炼的“特货”，经由新四军控制的秘密水路运往上海。
潘汉年在上海将鸦片销往日占区，腐蚀中国沦陷区的社会秩序，同时换回精密仪器、西药与敌情资讯。李先念则在鄂豫边区负责接应这些“战略物资”。
瓦解国统区法币经济的“毒针”
李先念与延安财务部门的另一项毒计是利用鸦片摧毁国民政府的经济支撑。
中共严禁边区内部吸食鸦片，违者枪毙；但却全力将鸦片推向国统区。这不仅是为了赚钱，更是为了换取黄金、法币与美金。西安是延安特货向南输送的总站。李先念系统的地下商人，利用国军内部的腐败将领（如胡宗南手下的某些军官），将鸦片层层运往重庆。
于是，大量的鸦片流入国统区，不仅消耗了国民政府有限的外汇资源，更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与通膨，从内部腐蚀了抗战的经济基础。
李先念（左）与江泽民。（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中共篡政后的灭迹行动
这段历史证明了当时的延安并非净土，而是一个高度组织化、利用鸦片与敌人和谈、与友军争利的庞大经济实体。李先念与潘汉年的联系，是最不为人知的秘密交易。1955年潘汉年案的爆发，表面上是针对“内奸”，实则是毛泽东为了斩断与日伪时期那段不光彩往事的联系。而当时刚从湖北进京、接掌财政部大权的李先念，正是这场“内部清洗”的关键执行者。
1955年4月，潘汉年在北京参加会议时突然被秘密逮捕。正是因为潘汉年掌握了大量延安时期与日军、汪伪政权进行“物资交换”（即鸦片贸易）的原始凭据。毛泽东担心这些材料一旦流出，将彻底摧毁中共“抗日中流砥柱”的谎言。
此时，李先念已于1954年接替陈云出任财政部长。作为当年新四军五师的负责人，李先念深知那些“特货”帐目的敏感性——因为他自己就是那些帐单上的签名者之一。
经潘汉年（图右）对外销售鸦片的“极机密”档案，除了毛（图左）、周、李外，任何人不得翻阅。（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李先念在周恩来的暗中授意下，在财政部系统内部展开了长达数年的“档案整理”工作，核心目标就是销毁“特货”痕迹。李先念下令查封所有来自原边区银行、西北商业总公司以及新四军各师财务部门的历史帐册。这些档案被归类为“极机密”，除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李先念等少数几人，任何人不得翻阅。
除了将原本标注为“鸦片”、“特货”或“土产”的收入项，重新编码为“代号业务”，使其在文字上失去毒品关联。1955年下半年，财政部内部曾有一批“过期档案”也在武装警察的监视下被秘密焚毁。内容主要是潘汉年从上海运回的“贸易清单”，以及李先念签发的关于接收日伪西药、发送特货的电报记录。为了填补财务空洞，李先念还指示手下将部分鸦片收入重新解释为“没收官僚资本”或“华侨捐款”。
不仅如此，对当年参与过特货运补、帐目核算的财务人员进行“政治审查”。许多了解内情的基层财务干部，在潘汉年案发后被冠以“历史问题”下放到偏远农场，甚至在文革前夕就已彻底消声匿迹。李先念透过这种方式，确保了“死无对证”。
据传在一次小规模的会议上，李先念曾对财务核心成员说过：“有些帐，烂在肚子里比写在纸上安全。”这被视为他处理特货历史的最高指导准则。1955年潘汉年被秘密逮捕关押三十年直至死亡，官方对外称其“内奸”，但核心原因之一是潘掌握了太多延安时期与日军进行鸦片、情报互换的原始证据，涉及当时多位在位高层，当然也包括李先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