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 AI （图片来源: 免费图片 Pexels ）
【看中国2026年2月5日讯】人工智能的本质，是用算力、数据和算法，把原来只能靠人脑完成的复杂判断，交给机器来做。对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来说，它至少同时触动四条“神经”：增长神经——能不能用AI把效率再榨一轮，把过去靠房地产、廉价劳动力、出口赚来的那部分增长续上。安全神经——谁能控制算法，谁就有更强的网络战能力、情报分析能力、舆论操控能力。军备神经——无人机集群、智能制导、战场决策辅助，都离不开AI。合法性神经——在体制遇到信任危机时，掌权者会倾向于用技术维持秩序、管理社会，把“治理能力现代化”当成新的合法性来源。
与美国以市场、大学、科技巨头为主导、政府“兜底”的路径不同，中国走的是一条以党国为核心、举国体制为抓手，把AI当成“新质生产力”与国家安全工具的路径。对北京来说，人工智能是和高端制造、电动车、绿色能源一起，组成的新一代“国家战略产业集群”。目标不是满足国内需求这么简单，而是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高地，在标准制定和供应链控制上压过美国和其盟友。要理解接下来几年中美人工智能竞争的走向，把所有宣传口号先放到一边，从最基本的逻辑看国家行为，会得到一个简单的结论：只要人工智能是一种“通用技术”，能同时改变经济、军事实力和社会控制方式，那么中国一定都会押注。
人工智能战略：从“新质生产力”到“算法治国”
习近平在2026年首次与部长及各省级官员举行的正式会议上强调，必须推进自主技术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AI)——因为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正推动以创新引领的增长。习近平把话说得很直白：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前沿技术，其中人工智能“最为引人注目”，被视为足以和蒸汽机、电力、互联网相提并论的“划时代技术变革”。同时，他又用另一个高频词给这一轮部署定了调——“新质生产力”。在官方叙事中，AI不只是一个行业，而是支撑未来经济增长、提升生产率、突破美国“卡脖子”的关键支点，要写进“十五五”规划，要服务于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路线图。
如果从功能维度拆开来看，中国版AI战略至少有五层含义：经济层面：为失速的增长再找一个“发动机”。中国已经告别了房地产+基建驱动的高速增长阶段。2025年GDP虽然仍实现约5%增长，但房地产低迷、消费谨慎、青年失业、价格战和人口老龄化，压在经济头顶的几块石头并没有挪开。
在这种情况下，把AI包装成“新质生产力”，本质是希望通过智能制造、自动驾驶、工业互联网、金融风控、智慧城市等应用场景，给传统行业注入新的利润空间，让生产率再抬一截。地方政府编制新一轮五年规划，深圳、上海、浙江都把AI写进了重点产业布局，寄望很明显：借AI带动投资、带动税收、带动高薪岗位。
科技层面：绕过美国的“芯片封锁”。在美国看来，中国的AI不是“孤立技术问题”，而是和军民融合、军队智能化连在一起的安全风险。因此这几年最关键的一组政策，就是用出口管制限制中国获取高端GPU和先进制程芯片。2022年以来，美国商务部多次升级对华芯片与AI硬件的管制规则，限制英伟达等公司向中国出口高性能芯片，并通过CHIPS and Science Act在本土大规模补贴半导体产业。中国的回应，就是加码“自主可控”。在Xi的表述中，AI与高端芯片绑定成一个整体，既要通过“举国体制”集中资源攻关，也要培育一批“国家队”公司，用政策保护和资源倾斜来赌一批赢家。
政治层面：从“无处不在的摄像头”到“无所不在的算法”。过去十年，中国建立大规模城市摄像头网络、“天网”“雪亮工程”等一整套数字监控体系，结合人脸识别、大数据，把公共空间的可视化控制做到了非常细致的程度。下一步，算法将接过摄像头的接力棒。2023年出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要求所有面向公众的生成式AI模型“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经过官方安全审查，内容上不能挑战既有政治叙事。监管部门一方面要求企业在训练数据、敏感词过滤、内容审查上做多层“安全垫”，另一方面自己也推出了内部使用的政治大模型，例如以习近平讲话和官方文献为训练文本的“Chat Xi PT”。这说明，在决策层眼里，人工智能首先是一种“治理工具”：既要提升社会管理效率，也要在舆论与意识形态层面做加法。就像遍布全国的摄像头被解释为“守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未来的智能算法也将被包装成维护稳定、防范风险的必需品，用来巩固党的长期执政。
文化与舆论层面：用“社会主义AI”讲好官方故事。AI不只是算力，也是一种叙事工具。谁掌握推荐算法、搜索结果排序、内容生成模型，谁就有更大的能力塑造公众“看见什么”“相信什么”。中国对生成式AI的监管，要求模型输出“正能量”，回避或淡化敏感历史事件，对领导人形象保持一贯的正面描绘。监管部门对几家互联网平台的审核实践中，已经把“不能否定党的领导”“不能传播历史虚无主义”写进技术标准。这意味着，未来中国本土的大模型，很可能在文化和舆论层面形成一种“有棱角的驯服”：在生活类、商业类问题上可以非常聪明，但在政治与意识形态问题上必须高度一致。
军事层面：走向“智能化战争”的竞争。在解放军的规划里，未来战争的关键词已经从“机械化”“信息化”，转向“智能化”。AI在目标识别、态势感知、作战推演、无人作战系统控制中的作用，已经被写入多份公开的军事文件。对北京来说，这一轮AI投入，不只是为经济找新出路，也是为与美国的整体战略竞争准备新的筹码——在西太平洋、在太空、在网络空间，谁先把AI深度嵌入作战系统，谁就有可能在局部冲突中占据优势。
举国体制：跑在世界前面，还是加大政治风险
举国体制的AI，会不会跑在世界前面？这个问题不能用一句“会”或“不会”回答，更现实的答案可能是：在一些垂直场景，中国会领先；在通用基础模型和开放生态上，短期内难以超越美国。在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金融风控、政务服务等结合本土场景的领域，中国企业可以借助政策支持和市场规模，在工程落地上形成优势。在社会监控和公共安全技术上，中国已经在全球输出了一整套软硬件打包方案，从摄像头到人脸识别，再到城市大脑，很多发展中国家正在引入类似系统。在通用大模型、开源生态、前沿基座模型研究上，美国的算力和科研生态暂时仍有明显优势，欧洲在规范制定与道德框架上也拥有话语权。
举国体制可以让中国在某些应用赛道上“弯道超车”，但如果算力被卡、科研环境受限、私营科技公司信心不足，那么在最顶层的技术突破上，举国体制未必就是加速器，也可能成为某种“技术天花板”。
从摄像头到大模型，中国正在建设的是一种“算法型党国”，希望用AI把人、物、事都纳入可以计算、可以预测的轨道；美国则在一个矛盾的状态中，一边依赖AI继续拉高科技巨头的利润，一边担心AI放大假新闻、加深社会极化。习近平说，AI一旦被不当使用，会带来虚假信息、数据窃取，甚至“失去控制”，所以要“审慎和谨慎”。这句话背后，是一个党国对技术可能反噬自身的担心：如果有一天，算法不再完全听命于既定叙事，如果有一天，底层社会借助AI建立了超出既有结构的协作网络，那么“控制”这个关键词就会变得复杂得多。
在一个党国体制中，AI会先成为巩固统治的工具，再被考虑如何“普惠”；在一个多元民主体制中，AI会先成为资本逐利的工具，再被考虑如何“规制”。举国体制下的中国AI，的确有可能在某些领域跑在世界前面，但也更有可能被自身的政治逻辑绑架，优先服务于“看得更清、控得更严”；美国的市场驱动AI，继续在基础理论和通用模型上领先，却也可能被国内的极化、贪婪和恐惧拉扯得摇摇欲坠。真正决定输赢的，也许不是哪一边率先推出“更聪明的模型”，而是哪一边能在技术狂飙之时，守住一个最简单的原则：技术为人，而不是人被技术和权力一起当成可塑的材料。
在这次讲话中，习近平也强调了人工智能的风险。他提到，AI一旦被不当使用，就会滋生虚假信息、数据窃取，甚至“导致我们失去控制”，因此必须“未雨绸缪、果断处置”，以“审慎和谨慎”的态度来预判和防范问题。
这段话从表面看，和欧美很多领导人谈AI风险的口径很接近：假信息、网络犯罪、系统失控，都是全球共同关注的议题。但结合中国近年的监管实践，可以看出，决策层最担心的“失控”，其实主要集中在两类风险：政治风险——AI放大了“非授权叙事”的传播能力，可能突破传统媒体与平台审查的防线。安全风险——算法和大模型可能被用来攻击关键基础设施，或被境外情报机构利用，反向挖掘数据。
换句话说，中国官方对AI的态度，不是“要不要控制”，而是“如何把它纳入既有的控制秩序”。对内，要防止模型说出“不该说的话”，要防止民间借助AI自主组织、跨区动员；对外，要防止数据信息过度外流，被对手“反制”。这和美国、欧盟把AI风险重点放在隐私、偏见、劳动市场冲击等方面，侧重点明显不同。在美国，真正的风险则更多指向另一边：AI可能被极端政治势力、阴谋论者利用，进一步撕裂社会共识；可能加剧资本对劳动力的挤压，让底层“被替代感”更强；可能让少数巨头掌握前所未有的“平台权力”，在缺乏足够民主监督的情况下，对公共生活施加强大影响。中美各自最害怕的东西不一样，但都有一个共通点：人工智能正在放大原有制度的优点，也在放大原有制度的裂缝。人工智能的未来走向，取决与各自对风险的掌控。在这一点上，两种体制都没有安全牌，两边都在考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