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拍摄于1967年7月的大跃进时期。（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中国自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引发了一场空前的大饥荒。在数千万民众食不果腹、甚至在饥饿中死去的同时，各级官员的生存状况却与普通民众形成鲜明对比。在这场充满谎言与隐瞒的灾难中，各级官员究竟是欺骗者，还是同样的受害者？长期以来流传的将这场灾难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的说法，是否经得起历史检验？
围绕这些问题，许多中外专家学者进行了长期调查与研究，其中包括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杨继绳通过大量调查和史料分析指出，如果说这场大饥荒是一场“人祸”，那么其责任并不仅限于抽象的制度，而是具体体现在各级官员的行为之中。他认为，各级干部在这场灾难中扮演了“人祸”始作俑者的角色，而这种风气并非始于“大跃进”，而是在中共早期的延安时期就已经逐渐形成。
杨继绳指出，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干部及其家属普遍存在多吃多占的现象。
干部特权
根据杨继绳的调查，在大饥荒时期，基层食堂成为干部多吃多占的重要场所。粮食、大饼、肉、鱼等普通百姓难以见到的食物，在不少地方却可以通过食堂为基层干部所享用。这些基层干部主要是为了保证自己及家属吃饱。当时民间流传着大量顺口溜，例如“工人吃一两，饿不死小队长；工人吃一钱，饿不死管理员”，形象地反映了基层干部和管理人员所享有的特权。
一些基层干部甚至利用手中的食物作为交换工具，诱骗或强迫妇女发生性关系。给对方一块饼，便要求与其同睡，这类事情在当时屡见不鲜。在普遍饥饿的环境中，权力与食物紧密结合，演化为赤裸裸的暴力与压迫。
在基层尚且如此，越往上层，特权现象就越严重。杨继绳在其著作中提到，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外出考察时拒绝食用农民提供的饭菜，而是由兰州饭店每日派专车送餐。兰州饭店当时是全省条件最好的饭店，相当于今天的五星级酒店，其供应的自然不是普通饮食。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则长期在重庆潘家坪的干部高级娱乐场所中享乐，每日吃喝玩乐，晚上还要听堂会，由演员单独为其演唱戏曲、播放电影。这类情况在高级干部中并非个例，只是由于档案资料保存的原因，外界能够确切掌握的主要是李井泉和张仲良的情况。
杨继绳指出，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中，只要掌握权力，腐败几乎不可避免。干部拥有绝对权力，可以一言九鼎，任何提出异议的人都会立即遭到打击报复，甚至被置于死地。
尽管这些行为在表面上属于个人行为，但杨继绳强调，其根源在于制度本身。正是制度塑造并纵容了这种个人行为。当然，在干部群体中也并非没有例外。极少数干部因坚持原则而无法获得特殊照顾，甚至在饥荒中被活活饿死。杨继绳认为，恰恰是这些在饥荒中饿死的干部，才是真正的好干部。
事实上，这种干部享有特殊饮食待遇的做法并非始于“大跃进”。从延安时期开始，中共内部就形成了“小灶、中灶和大灶”的制度：高级干部吃小灶，中级干部吃中灶，普通干部和士兵则吃大锅饭。这种等级分明的生活待遇，成为党内长期存在的传统。
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中共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员王实味曾在《解放日报》发表杂文《野百合花》，尖锐批评延安干部等级制度森严，形容其为“食分五等，衣分三色”。他指出，高级干部不仅配备小灶，还拥有炊事员、警卫员和勤务员；中央委员吃小灶，中级干部吃中灶，普通战士只能吃大锅饭。王实味还批评中共高层领导每周末举行舞会的现象。此后，他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被划为“托派分子”，遭到监禁，并于1947年被处决。
进入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官员被明确划分为30个级别。即便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时期，正科级以上的17级干部每月仍可额外配给黄豆两斤、白糖一斤；副厅局级以上的13级干部每月可额外获得猪肉两斤、鸡蛋两斤、白糖一斤；而副省军级以上的8级高干，每月可额外配给猪肉四斤，其它紧缺食品的供应量也比下一级干部成倍增加。
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即使全国处于极端困难时期，高级干部和一定层级以上的干部依然能够获得特殊照顾。
1960年，河南省在最困难的时期召开了著名的“鸡公山会议”。鸡公山位于豫鄂交界的武胜关一带，山上分布着许多小别墅。当时鸡公山尚未通公路，参会干部是由饥饿、瘦弱的农民用担架一人一人抬上山的。这些农民抬着体态肥胖的干部登上山顶。
会议期间，干部们上午开会，中午午休，下午吃西瓜，餐桌上鸡鸭鱼肉一应俱全。会议持续了整整一个月。当时参加会议的信阳地区妇联主任李瑞英目睹这一切，内心难以接受。她认为，在农民大量饿死的情况下，这样的会议生活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讽刺。
捂盖子
杨继绳指出，这次会议由河南省委召集，其核心目的并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捂盖子”。中央已得知信阳地区发生大规模饿死人现象，而省委则试图淡化问题，声称并未发生严重饥荒，借此掩盖饿死人的罪行。
会议召开于1960年7月，正值全国形势最为困难之时。此前，“信阳事件”已经暴露出来，但关于究竟饿死了多少人，外界存在巨大分歧，有人说是30万人，有人说是70万人，甚至有人认为接近或超过100万人。这次会议的重要任务之一，正是统一口径，决定向上汇报的死亡数字。
根据事后披露的资料，1960年7月，在信阳大饥荒最为严重的时期，中共河南省委在鸡公山召开信阳地委扩大会议，全面贯彻省委确定的“捂盖子”精神。信阳地区行署专员张树藩在回忆文章《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中写道，这次会议的目的在于统一认识，缩小问题的严重性，继续肯定所谓的“大好形势”。
张树藩的秘书余德鸿回忆说，尽管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并未出席会议，但会议的基调基本体现了他的意图，即避重就轻，不触及实质问题。原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在总结发言中，只做了一些轻描淡写的检讨，完全回避了饿死人的核心问题。
余德鸿指出，当时省委明确不允许谈论饿死人的情况，相关报告不得向下传达，只能将大规模死亡解释为“浮肿病”或“瘟疫”。路宪文的检讨材料中也仅限于这些表述。当余德鸿私下将材料在干部中散发后，反而因此遭到批判。这正是典型的“捂盖子”行为。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基层干部明知粮食严重不足，却仍然不断上报“高产卫星”。杨继绳指出，这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政治风气。在当时的政治逻辑下，说假话的直接后果并未被充分意识到，人们仍沿用“吹牛不纳税”的传统观念，未能认识到虚报产量最终会导致更高的粮食征购任务。
更重要的是，不跟随这种虚假宣传的干部往往会遭遇严重后果。1958年，湖北省麻城县建国公社上报亩产三万六千斤的“高产卫星”。该公社党委书记最初并不愿意配合造假，曾试图加以抵制，却因此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遭到劳改多年。1962年虽获甄别平反，但未能恢复职务。
改革开放后，“麻城三万六”已被公认为一桩典型的政治造假事件。然而，由于历史真相长期被掩盖，这位当年的党委书记反而背负了骂名。人们在路上指着他的背影讥讽他是“三万六”的造假者。他本人有口难辩，长期承受屈辱。直到他的儿子查阅档案，证实父亲正是因抵制造假而受整，才将真相写成文章，发表在《炎黄春秋》上，舆论才逐渐发生转变。
类似的情况在信阳地区并不罕见。余德鸿回忆说，凡是敢于揭露问题、坚持说实话的干部，几乎无一例外都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被扣上“否定三面红旗”等政治罪名。
张树藩在遭到批斗期间，其妻子、时任信阳地委委员兼妇联主任的李瑞英奉命率工作组前往鸡公山公社，总结亩产万斤水稻的经验。在调查中，她发现所谓的“高产典型”完全是造假。她随即以工作组名义要求信阳地委为鸡公山公社调拨21万斤粮食，却因此同样遭遇厄运。
余德鸿评价说，张树藩和李瑞英夫妇为人直爽，坚持讲实话，指出“丰收是假的，饿死人是真的”。然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说出这些事实本身就成为一种罪过，最终两人都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严厉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