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9日，在朝鲜首都平壤地铁开城站，人们正盯着显示中共党魁习近平访问相关新闻的《劳动新闻》电子屏（图片来源：KIM Won Jin/AFP via Getty Images）
历史之镜 中共与朝鲜的“个人崇拜”同源考
现在海内外的舆论场上，“中共国正在向北韩倒退”、“中共国即将成为‘大号朝鲜’”的论调几乎不绝于耳。不论是学者还是普通大众，在提起这种倾向时，往往都带着一种强烈的讥讽与无奈：“你看朝鲜金家统治下那副荒唐的模样，难道堂堂一个现代大国居然要去向它学习、退回那样的愚昧无知的泥淖中吗？”
其实，这样想、这样说，还是误会朝鲜了。朝鲜还真的没有这个本事，他不过是依葫芦画瓢而已。
今天，当我们在电视萤幕上看到北韩百姓见到金正恩时那种近乎歇斯底里的嚎啕大哭、激动欢呼，甚至恨不得把性命献上的震撼场面，许多人可能感到难以理解。但事实上，朝鲜今天在政治上、文化上、个人崇拜与造神化上所走的每一步，和他的洗脑、控制手段，都是从中国共产党那里有模有样全盘学过去的。
在毛泽东时代，中共同样进行了规模最宏大、手段最精致的造神运动，其狂热程度比起今天的北韩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并非“朝鲜化”，更准确地说，是朝鲜承袭了当年中共文革的“中共国化”。
“今天有人说中国正在朝鲜化，其实不对，是朝鲜在‘文革时期的中共国化’。今天的朝鲜，就是文革时期那个小号中共国的完整标本。”是的，回顾中共的历史，中共才是极权统治与个人崇拜的正宗鼻祖。
“毛主席万岁”何时喊出的？不是文革也不是1949年
要探寻这股造神的狂热源头，就必须回答一个具体的问题：中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喊“毛主席万岁”的？历史考证显示，这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中共偏安陕北延安的时期就已萌芽。
根据权威党史学者的研究，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之后，随着毛泽东在党内军事和组织地位的稳固，延安地区的宣传机器开始尝试性地推广其个人崇拜。1939年前后，在晋察冀革命根据地，为了在基层农民群众中树立领袖权威，地方武装和动员大会上开始出现了零星的“毛主席万岁”口号。
这场延安造神运动在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七大）上达到了第一个法统上的顶峰。这一次，充当造神急先锋的正是当时中共的二把手刘少奇。刘少奇在会上作“修改党章报告”，不仅正式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工作的指针，更公开赞美毛泽东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甚至是“最伟大的理论科学家”。尽管历史证明，毛泽东在现代科学领域没有任何建树，但这种彻底突破科学常识与政治底线的极致吹捧，预示着中共政权对领袖“造神化”的开始，而到文革则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历史细节歌声中的“大救星”起源
正是在延安整风至七大前后，陕北民歌被正式改编成了政治颂歌《东方红》。歌词唱道：“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首政治颂歌将毛升华为高悬于乾坤之上的“红太阳”，取代了民众心中的宗教信仰。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这股集体神经质般的崇拜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每个人胸前都必须佩戴铁制或塑料的“毛主席像章”，在街头甚至形成了互相攀比谁的像章更大、更精巧的畸形景象；每个人人手一本林彪主导出版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在各个机关学校、田间地头，甚至火车站，人们必须集体跳着机械呆板的“忠字舞”，嘴里一边高喊林彪提出的“四个伟大”（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向着墙上的毛画像做出宣誓忠诚的仪式。
中共不是向金正恩“取经” 是重演历史
看清这段历史，你就会明白，当前中共国表现出的所谓“倒退”和“北韩化”，背后的政治密码并非中共在向金正恩“取经”，合适的界定是：当前中共国再次面临经济停滞、外交孤立与意识形态破产的深重危机时，当权者为了稳固权力根基，手段匮乏之下，必然选择重新唤醒那具沉睡在人们历史记忆深处、其实从未真正冰冷的“文革权力神学”。
在这种内心焦虑和危机重重的背景下，去平壤造访，能得到金正恩用高度仪式化的“百万人夹道欢迎”所给予的某种政治背书与安全感。在平壤那种保存得极其考究、将每一个人编织为精密螺丝钉的宏大极权“美学”中，他们看到了过去毛泽东时代那种让臣民歇斯底里狂热呼喊的权力幻影，得到了“皇帝梦”的共鸣。
因此，这不是朝鲜化，而是中国政治底层逻辑的一场古老回归。北韩只是一个遗留在邻国、由中共在半世纪前一手接生并手把手教出来的文革寄生标本。看着朝鲜，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正在蠢蠢欲动、试图破土而出的，中国自己的文革幽灵。
其实，文化大革命看似早已成为历史，被尘封在半个多世纪前的记忆之中，许多人也认为那段疯狂岁月早已远去。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当今的中国社会，便会发现文革留下的某些思维模式、政治文化和集体心理，或许从未真正消失。它们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存在于现代社会之中，甚至在某些时刻仍会以新的面貌重新浮现。
从“红宝书”到“小红书”
首先值得思考的是，在今天的中国，究竟还有多少人是毛泽东的忠实崇拜者？每逢毛泽东诞辰或忌日，仍然有不少人自发前往纪念场所献花、祭拜；网络上也不乏将毛泽东神化、美化的声音。这种现象说明，毛泽东不仅是一个历史人物，在部分人心中甚至仍具有某种近乎信仰般的象征意义。
再看看当代人的生活。如今几乎每个人的手机里都有一个“小红书”，这当然只是一个社交媒体平台，其性质与当年的《毛主席语录》不可同日而语。然而，从名称上看，人们却很难不联想到文革时期人手一本的“红宝书”。或许有人会认为这只是巧合或市场行销策略，但也有人不禁要问：创造这个名称的人，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借用了那个时代深植于中国社会集体记忆中的创伤？
近年来，不少人担忧中共国是否正在走向某种“文革2.0版本”，并将这种担忧与习近平的集权趋势联系起来，认为其试图塑造个人权威，想追求与实现个人的“皇帝梦”。然而，如果仅仅将问题归结于习近平一个人，他也不会掀起什么狂风巨浪。
更值得深思的是，在整个社会之中，究竟有多少人依然保留着某种“文革情结”？有多少人怀念那种高度统一的思想、绝对服从的秩序，以及对权威人物的个人崇拜？中共在文革之后，并没有作深刻的反思，只是把罪过找了“四人帮”来当替罪羊。
当一个社会对历史创伤缺乏充分反思，甚至对某些极端年代产生浪漫化想像时，那些曾经造成巨大灾难的思想基因，并不可能真正消失，而只是暂时沉睡而已。
从这个角度来看，真正令人不安的或许不是一本“红宝书”是否重现，而是那种依赖单一权威、排斥不同声音、将政治信仰凌驾于理性思考之上的思维方式，是否仍然存在于部分人的观观念之中。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历史就不仅仅是过去，而可能随时成为未来。
中共国朝鲜化是人们太容易遗忘了
另一方面，每当外界谈论极权政治或个人崇拜时，许多人总喜欢将矛头指向朝鲜与金正恩，仿佛那里才是文革式政治的典型代表。然而，若从历史脉络来看，文化大革命本就是中共自身发动的一场政治运动，其思想根源、组织方式和群众动员模式都诞生于中国本土。将“文革复辟”的标签完全转嫁给朝鲜，某种程度上借用一句话来说还真是有些离谱，金正恩也会叫屈，这哪里是我金家人的“杰作”，我们也是从中共那里学来的。
的确如此，只能说中国人太容易健忘了。那血雨腥风的文革时代，想再回到那个时代的人，还真不在少数。笔者认识一位大陆的律师，也是一位道地的“毛粉”，他们甚至认为毛时代没有腐败，就是了不起的。根本不去想，毛时代杀死了几千万的中国人。
事实上，朝鲜在历史上深受中共政治运动及国际共产主义浪潮的影响，这也是确凿无疑的事实。在某种意义上，它同样是那个时代意识形态输出的承受者之一。这里不是为朝鲜和金正恩正名，而是在提醒大家，别太健忘了，这很危险。与其把所有问题都投射到外部，不如先正视自身历史。因为只有真正理解文革为何发生、如何发生，以及中共到底是什么货色，人们才能避免历史以另一种形式再次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