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10日，北京一家商場人流稀少。(ADEK BERRY/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6年7月15日讯】（看中国记者金言综合报道）国务院近日发布《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的目标。身家曾有数亿的民营企业家宋彦君亲历的门店收缩、企业破产、外逃等一线经历，恰好与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经济学者付鹏近期公开发表的宏观分析形成呼应，三方共同指向同一个问题：中国消费低迷的病根，从来不在"缺消费场景"，而在于老百姓兜里没钱、也不敢花钱。
一线样本：从“400多家门店”到“只剩两家”
流亡加国民营企业家宋彦君告诉《看中国》，他名下经营的一个教育连锁品牌一度在华东地区拥有400余家门店，年利润可观，其中在上海开设的门店最多时有十几家。但他表示，近两三年生意明显下滑，如今上海门店已收缩至仅剩两家。他将原因归结为品牌定价偏高、家长消费意愿明显降低，并观察到身边朋友聚餐的花费也从过去动辄数万元，降到如今千元左右已算"招待得很好"。
除了生意收缩，宋彦君还讲述了自己在国内经营过程中遭遇的压力。他称地方政府曾针对其企业成立由公检法、纪委、财政局等多部门组成的"专班"，介入原本属于正常经济纠纷的处理；办案人员还以拒不执行罪、偷逃税款、职务侵占罪、内部交易罪等罪名向其施压，声称"总有一款适合你"，若不交出企业财产便可能被定罪。他表示，曾有公安人员对他说过类似"让你牢底坐穿""让你烂在牢里"的话，令其感受到人身自由方面的威胁。他还提到，自己所在的企业家圈子中，近年有近28人因类似经历遭遇强制措施、破产乃至发生极端事件。
正是在这样的压力下，宋彦君最终选择逃离中国、移居加拿大。
学者：消费不足的病根在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
宋彦君给出了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直观感受，那么王小鲁和付鹏则从宏观数据和结构性视角，给出了颇为吻合的诊断。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指出，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长期偏低，据其援引的数据约为37%至38%，远低于多数发达经济体60%以上的水平。他认为，这既与收入分配格局有关，也源于居民普遍存在的“不敢消费”心理。他特别提到，城镇约4.6亿就业人口中近一半是没有本地户籍的外来人口，这部分群体大多未被基本社会保障覆盖，一旦失业便“什么也拿不到”，因而被迫压缩当期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形成他所说的“强制储蓄”效应。
王小鲁还批评部分地方政府为追求“看得见的政绩”，热衷于基建和投资项目，却不愿把资源投入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他举例称，疫情早已结束，一些地方仍在建设方舱医院，只因“项目已批复、资金已到位，必须花出去”。他认为，只要社会保障真正实现全覆盖，让每个人都能分享发展成果，居民消费需求自然会释放，"没有那么难"。
经济学家付鹏则从收入预期、财富效应与人口结构角度提出，消费本质上是收入水平、风险偏好、储蓄状况和未来预期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可以被外部手段直接“刺激”出来的意愿——“口袋里没钱”才是不消费的根本原因。他援引日本储蓄率一度趋近于零的经历指出，社会正在分化为"能存下钱"和"存不下钱"两类人群，后者才是真正缺乏消费能力的群体。他还提出老龄化对消费的”双向挤压”：老年人消费意愿自然走低，年轻人口又持续减少，二者叠加导致消费总量难以回升。
付鹏特别提醒，过去十年（约2009年至2019年）的"消费升级"很大程度上依赖房地产价格上涨带来的财富效应，而非劳动收入增长。随着房价回落，此前依赖资产升值支撑消费的中产家庭一旦资产缩水甚至变为负资产，消费降级便“分分钟”发生。他认为，叠加近两年企业推行的“降本增效”，居民收入预期持续恶化，消费收缩已成定局。
三方观察的交汇点
宋彦君的一线经历与两位学者的宏观分析相互印证。宋彦君提到的门店收缩、聚餐预算缩水，正是付鹏所说"财富效应消退、收入预期恶化导致消费降级"的具体样本；而宋彦君描述的企业家经营环境不确定性，某种程度上也呼应了王小鲁对“地方治理逻辑扭曲民生投入”的批评——即制度性、结构性因素而非消费场景不足，才是压制消费与投资意愿的根源。
不过，三者的表述性质并不相同。王小鲁、付鹏的发言属于基于公开数据的宏观经济分析，而宋彦君的讲述更多是个人化的经历陈述和主观评价，其中涉及具体案例、数据及对政治体制的评价，均未经独立信源逐一核实，相关表述带有明显个人立场，读者可自行结合多方信息判断。
一边是国务院设定的60万亿消费目标，一边是企业主口中不断收缩的门店和学者笔下"存不下钱"的普通家庭——这场围绕“消费为何起不来”的讨论，正在从政策文本蔓延到街头巷尾的真实生活。无论是宏观数据还是个体经历，共同指向的问题或许并不复杂：能否真正让老百姓的收入增长起来、让社会保障兜住底线，才是消费能否被真正激活的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