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虹于2026年7月23日在费城举行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获颁菲尔兹奖后合影留念。（图片来源：Erin Blewett / AFP via Getty Images）
近日中国籍数学家王虹、邓煜荣获国际数学联盟的菲尔兹奖。菲尔兹奖被视为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王虹和邓煜同时获奖，被许多媒体称为中国数学的历史性时刻。
这当然是一件值得祝贺的事。王虹在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方向取得重要突破，与合作者解决了三维挂谷猜想；邓煜则在偏微分方程和数学物理方向作出贡献。但这场祝贺很快变成了一场复杂的舆论事件，这是怎么回事呢？
王虹和邓煜都曾在北大学习，但他们后来的博士训练、科研工作和重要突破，主要是在海外完成的。于是，很多人开始追问：我们应该样看待这份荣誉？到底是“国内教育培养出来的成果”？还是海外学术环境在他们成长中的作用更大？
一、荣誉属于谁？
王虹和邓煜获奖后，北大很快通过官网、公众号等渠道表示祝贺，强调两人都曾在北大学习。这样的祝贺本来没有问题。学生取得世界级成就，母校表达高兴和自豪，是人之常情。
但争议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很多网友注意到，王虹虽然2007年考入北大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后来转入数学科学学院，但她之后赴法国、美国继续深造并完成关键研究；邓煜同年进入北大数学科学学院，后来转学到麻省理工学院，又在普林斯顿大学接受博士训练。也就是说，他们和北大有关，这是真的；但他们真正走向世界顶尖研究者的过程中，海外学术环境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公众质疑，北大的祝贺有没有被说成“我们培养出了菲尔兹奖得主”？如果只突出他们曾经在北大读书，却很少提他们后来的海外训练、导师支持、学术共同体和长期研究环境，就会让人觉得这份荣誉被过度“蹭领”了。一个科学家的成长不是一两段履历就能概括的。更诚实的说法应该是：北大母校给过他们早期训练，但他们最终在海外更广阔的学术环境中成长为世界级数学家，
二、邓煜谈海外经历为什么会被删？
邓煜专访中的一段内容也引发了争议。有报导提到，他在谈到年轻学者是否应该出国深造时，说选择要看具体条件、学术环境和个人方向，如果条件允许，感受一段海外学术生态，对一个研究者的长期成长是有价值的。
但这部分相关问答在某些转载版本中被删掉了。“删”，反而让事情变得敏感。因为如果一段关于海外学术环境的正常讨论都要被避开，公众就会怀疑：是不是有人担心它冲淡“国内培养成功”的叙事？是不是承认海外科研环境的重要性，就会让荣誉认领变得不那么完整？
其实，出国深造本身不应该是一个难以启齿的话题。现代科学本来就是全球性的，优秀学者在不同国家、不同学校、不同学术共同体之间流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一个健康的教育系统，不能因为学生后来去了更合适的环境而感到尴尬，相反，它应该为学生能够进入更广阔的学术世界而高兴。
三、王虹的“灰心”一词被屏蔽
王虹对自己求学经历的回顾时表示，她并不是传统意义上一路被竞赛光环包围的天才。她从广西考入北大，最初不在数学系，后来转入数学科学学院。在高手云集的环境里，她曾经感到吃力、挣扎，甚至觉得自己像一个“小透明”，这和许多人想像中的“天才一路开挂”并不一样。
后来，王虹在海外继续学习和研究，遇到更适合自己的导师，更好的节奏和学术环境。她曾提到数学很难，也曾有过转向建筑的念头，但最终还是回到数学，这些诚恳的话表达出，她也曾有过灰心的状态，曾需要被耐心倾听和鼓励。
虽然对于她曾经感到discouraged（“灰心”“受挫”）的表述，很多读者产生共鸣。“灰心”这个词本身还是被各大平台屏蔽了。仿佛它打破了一个完美叙事。因为习惯上中国官方宣传喜欢讲顺滑的版本：“某某人才被发现和培养，一路受到各方支持，最后为母校和国家争光。”可真实人生哪有一个模版？真实的人会迷茫，会受挫，也会在某个环境里不适应。一个真正有自信的教育系统，应该听得进这些真实感受，而不是只允许成功者讲感谢，不允许他们讲痛苦。
中国教育体制太习惯用统一标准识别人，看重分数高，排名靠前。但有些有创造力的人未必一开始就很突出。有的人节奏慢，兴趣窄，表达不强，甚至看起来有点不合群。如果教育系统只会奖励最显眼的人，就可能错过那些需要更长时间才能突显成绩的人。如此，教育体系就会变成筛人的能力很强，培养人的能力却很弱。
四、基础研究和绩效化管理
这些年，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常见的关键词有“非升即走”、“论文”、“基金”、“帽子”、“项目和KPI”等。年轻学者要在三年之内证明自己“有产出”，否则就可能面临离开。学术研究在这种制度下，很容易变成一场内卷。
可王虹研究的挂谷猜想、邓煜推进的希尔伯特第六问题，并非靠短期冲刺就能解决的课题。它们需要长期沉浸、反复失败、持续积累，也需要一个允许研究者在相当长时间里没有可量化成果的环境。
海外研究机构当然也有竞争，但在一些顶尖基础研究环境里，学术自主、长期支持和容错空间更受重视。导师可以耐心听一个年轻人的不成熟想法，机构可以给研究者更多时间去钻研真正困难的问题，学术共同体也更强调开放交流。显然，这些条件更有利于原创性慢慢生长。
相反，如果学术被行政指标牵着走，研究者就会被迫追求更安全、更短平快的方向。论文像产品，基金像订单，引用率像绩效。久而久之，学术研究越来越功利，长期性的和风险高的问题反而没人敢碰。
古人说，“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人才也是如此。天赋固然重要，但天赋能不能施展，取决于它落在什么样的土壤里。一个鼓励自由探索、允许失败、尊重长期积累的环境，可能让原本不显眼的人慢慢长成；而一个只看指标、只要服从、只求短期成果的环境，也可能把最有潜力的人提前消耗。
结语：人才需要怎样的教育和科研土壤？
这场菲尔兹奖庆祝背后，真正值得反思的是：中国的科研领域有无只重视指标，不重视长期探索的倾向？宣传是否只愿意歌颂成功，不愿意触碰人成长过程中的挫败？教育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人不该被设计成统一模具，也不能把天才做成宣传样板。教育应该让各类人才都有机会慢慢发挥特长。只有当学校愿意给学生更多耐心，科研机构愿意给学者更多自由，社会愿意承认人才成长的复杂性，我们才可能拥有不断孕育创造力的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