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朵红玫瑰被粗糙的绳索捆绑。（图片来源：Igor Normann/ stock.adobe.com）
一场以考核为名的肉体霸凌
当下的中国大陆，一个普通年轻人出卖尊严与健康的代价是多少？杭州29岁的杨女士给出了一个令人胆寒的答案：女员工被体罚深蹲200下，造成“横纹肌溶解”。
根据《浙江广电》报导，今年6月，杨女士入职“苏州东融资讯技术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担任融资顾问。7月28日，因当天未能拉到访客、需求指标未达标，主管在微信工作群内公开“点名问罪”，责令其必须接受双重惩罚：“需求未兑现做100下深蹲，未有访客再做100下深蹲”。
面对失业与无力承担罚款的双重威胁，杨女士只能硬着头皮配合，并被强制录下长达近5分钟的受罚影片作为凭证。影片中，她做到四肢发颤、体力彻底透支，甚至连直立都必须死死攀扶门框。
惩罚结束后，剧痛与虚脱席卷而来。杨女士甚至一度昏厥在写字楼大门前。随后她因尿液呈浓茶色紧急就医，检验报告上的数字令人触目惊心：人体正常的肌酸激酶指标为60至200 U/L，而她的数值竟暴增至16万，超标近千倍！医生诊断为严重的急性“横纹肌溶解症”，并严肃警告若肌球蛋白进一步堵塞肾小管，将随时引发急性肾衰竭甚至生命危险。
面对险些致人死地的后果，涉事的张姓经理在面对媒体时，语气却透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平静与傲慢。他坦言自己“清楚体罚违法”，却理直气壮地辩称“销售行业需要施加压力”，更在垫付了区区300余元医药费后，断然拒绝了杨女士提出的1.5万元赔偿（包含基础医疗、交通及误工生活支出），致使协商彻底破裂。
监狱式管教在当代写字楼全面合法化
这起悲剧绝非孤立的极端个案，而是遍布当前中国各行各业、已然见怪不怪的冰山一角。
翻开近年来中国企业的“考核实录”，各种突破人类文明底线的惩戒手段比比皆是：业绩未达标者被逼自扇耳光、互抽嘴巴；跪地爬行于繁华街道、当街学狗叫；强吞生苦瓜、吞食活面包虫、喝生鸡蛋甚至马桶水；离座喝水需向主管打报告，如厕超过5分钟即被广播通报扣款；办公室内密布高画质摄影机，电脑后台即时抓取键盘敲击频率与光标轨迹。
这哪里是现代商业社会中，基于平等契约的劳资协作？这分明是集中营管教手段与牢房戒律在现代职场的精准复制。
在文明国家的商业伦理中，员工与雇主签订的是提供智力或体力劳动的劳动契约，而非“人身依附卖身契”；劳资纠纷或绩效不达标，其底线是绩效改进、合法解约或经济补偿。然而在中国的企业生态里，资本家与中层管理者却被赋予了如同“狱警”般的绝对生杀大权：他们不只购买劳动者的时间，更企图支配员工的肉体、摧毁其人格尊严，将生理痛苦作为强制驯服的最高手段。
整个中国社会就是一座无形的大看守所
许多人困惑：为何如此野蛮、违法甚至反人类的管理模式，会在21世纪的中国职场蔚然成风，且数十年来屡禁不绝？
答案的根源在于：企业的“监狱化”；在中共的统治逻辑中，国家的治理模式从来不是以“人权、尊严、法治”为基石，而是依靠庞大的暴力机器、无死角的数位监控、唯上是从的指标考核与雷厉风行的惩罚机制来维持运转。
从“动态清零”时期的封门焊锁、全员核酸，到网格化管理、天网监控、信用黑名单，全体中国人早已在长期的政治高压下，被塑造成只能听令、不可质疑的“政治在押人员”。
中共政治天花板是极权独裁
中共的《劳动法》虽然写得冠冕堂皇，但从未被真正执行过。各地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与“维稳GDP”，对企业的违法盘剥向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官方御用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更是维稳机器的一部分，从不为工人争取权利，反而充当资方的抚慰使。
任何民间自发的独立工会、集体罢工或维权组织，都会在第一时间被扣上“境外势力”或“寻衅滋事”的帽子予以残酷镇压。劳动者被剥夺了所有的集体防卫武器，沦为砧板上的鱼肉。
在一个缺乏法治与人权敬畏的体系中，每一个握有微小权力的人（无论是街道办网格员、保安，还是公司部门主管），都会将上层的专制手段，本能地复制并施加于更弱者身上，用摧残他人的尊严来满足自身的权力幻觉。
没有囚号的犯人被生存焦虑彻底驯化
比肉体残害更令人窒息的，是身处其中的中国劳动者往往“身在牢笼而不自知”。
在当前中国经济全面下行、青年失业率高企、民企大量倒闭爆雷的残酷现实下，找一份月薪4500元的工作已非易事。背负着房贷、车贷、子女教育与长辈医疗等多座大山的普通人，在生存的绝境面前被剥夺了一切退路。
为了保住饭碗，受害者被迫将加害者的逻辑内化：把无底线的压榨粉饰为狼性拚搏；把毫无人性的体罚合理化为销售压力与团队磨砺；把维护自身基本合法权益的勇气，视为情商低、不合群、经不起挫折。
正如杨女士在被逼做深蹲时，群组里十几名同事保持着死一般的沉寂，没有一人敢站出来说一句“这不合理”。这种全体性的沉默与麻木，恰恰是极权社会最经典的特征。在恐惧与高压下，每个人都自觉成为平庸之恶的旁观者，直到下一把屠刀落在自己头上。
很多中国人每天打卡上班、挤地铁、做报表，自以为是出入高档写字楼的现代白领；殊不知，在缺乏法治保障与基本人权的土地上，没有结社权、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合法的抗争管道，甚至连拒绝200个深蹲的肉体自主权都没有，不过是一个没有穿囚服、没有被编上囚号，却在社会大监狱里替体制日夜服苦役的“隐形犯人”。
人人都将是下一个“杨女士”
杭州这起200个深蹲致横纹肌溶解的事件，看起来是一起普通的劳动争议或良心泯灭的企业丑闻，但本质上是体制之恶的缩影。
当一个政权将十四亿国民当作潜在的维稳对象，其治下的企业就必然会把劳动者当作牲口与犯人。
只要极权体制的专制毒瘤还在，只要真正的法治与人权无法降临这片土地，那么无论是月薪4500的基层销售，还是年薪百万的科技厂工程师，都无法逃脱随时被体制机器碾碎的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