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养老制度从诞生那天起，就是按照身分和权力距离来划分三六九等的。（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养老焦虑”不是上了年纪的人的专利。年轻人担心自己交了几十年社保，未来能不能领到；中年人担心工作一断，缴费记录就断；灵活就业者担心收入不稳，根本没有能力长期按较高档次缴纳；农村家庭担心的则更直接——老人每个月那点养老金，连买药都未必够，剩下的只能靠子女补。
最近马斯克谈AI、机器人与未来社会时给出的建议是：不必太担心为退休存钱。马斯克预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很快会接管一切，生产成本无限趋近于零，商品便宜得像白菜，普通打工人的技能彻底贬值，存钱防老毫无意义。他认为未来十到二十年，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会让生产能力大幅提升，商品和服务的成本会越来越低；如果社会走向极大丰富，货币就可能变得没有今天这么重要，传统意义上的退休储蓄也就未必还有意义。
这句话放在今天普通人的生活里，却像一种嘲讽。一边是掌握火箭、芯片、算力、卫星通信、机器人和资本平台的科技富豪，告诉人们未来可能不必为养老攒钱；另一边是数以亿计的普通劳动者，仍要反复计算社保有没有断缴、退休年龄会推迟几年、最低缴费年限会不会继续提高、父母每月领到的钱够不够维持基本生活。
文昭在谈古论今节目中专门围绕这个话题展开了分析。他通过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感受，提出一个更严厉的问题：如果未来技术真的创造了海量财富，普通人真的会因此变得更安心吗？为什么在“生产力即将爆炸”的叙事里，普通人最关心的仍然是退休以后有没有饭吃、有没有钱看病、有没有一笔不会落空的养老金？
文昭的答案是，问题不在于未来有没有财富，而在于财富由谁控制、风险又由谁承担？
技术革命和普通人的退休计划
马斯克谈的是技术的力量。AI替代脑力劳动，机器人替代体力劳动，自动化系统接管制造、运输、服务和管理。按照这个逻辑，人类社会将不再受限于传统劳动力，商品供应会增加，成本会下降，工作可能从生存必需品变成一种个人选择。
但是，文昭拆解了这套叙事里被省略的部分。他的意思是说，生产力提高，不等于财富就自动平均分配了。机器人属于谁，决定了机器人创造的价值归谁；大模型属于谁，决定了算法利润归谁；算力、芯片、电力、数据和平台由谁控制，决定了谁能够把技术优势变成长期收益。
马斯克对“退休存钱”表现得不在意，因为马斯克的安全感并不来自银行存款，也不来自未来一笔养老金。他拥有的是生产资料本身，是企业股权、技术平台、资本调度能力，以及对未来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控制权。
货币即使贬值，拥有生产资料的人仍可以获得资源。普通人可不一样。
普通人手中最重要的东西，是工资、技能、储蓄、社会保险权益和家庭支持。可AI和机器人最可能首先动摇的，也正是普通人的劳动价值。如果我们的岗位将被替代，工资被压低，职业技能迅速过期，稳定劳动关系减少，社保缴费中断风险上升，这些都不会因为社会“总体更富”就自动消失。
于是，马斯克口中的“未来不必存钱”，在文昭的视角里就呈现出另一层含义：对掌握技术和资本的人来说，未来可能意味着更大的财富；对依赖出售劳动力的人来说，未来首先可能意味着更少的议价能力。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AI能不能创造财富，而是普通人有没有拥有AI、分享AI收益、或者在被AI替代之后仍获得生活保障的权利。
如果没有，那么技术进步并不会自动把人从养老焦虑中解放出来吧？相反，它可能让一个人最后可以依赖的工作、工资和稳定缴费变得更加脆弱。
北京传闻背后：长期承诺还存在吗？
对普通人来说，养老金不是一次性福利，而是一种跨越数十年的承诺。人们今天缴费，依赖的是一个朴素的信念：只要持续工作、持续缴纳、遵守规则，等自己老了，制度会提供基本保障。问题在于，支撑这个承诺的现实条件正在变化。文昭在节目中提到北京养老金计发基数可能下调的传闻。
截至2025年末，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3.2338亿，占总人口的23.0%；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2365亿，占总人口的15.9%。一年内，60岁及以上人口增加1,307万人，65岁及以上人口增加342万人。
老年人口增加，意味着养老金、医疗、照护和公共服务支出都会上升。与此同时，养老体系仍需要依靠企业缴费、劳动者缴费、工资增长、基金收益和财政补助来维持。
2025年末，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约为10.76亿人，全年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收入约9.1万亿元、支出约8.1万亿元，累计结余约10.2万亿元。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地区、每类参保者、每一代人面对的压力相同。
从政策角度看，面对人口老龄化进行所谓的渐进改革。目前延迟退休已经开始实施：男职工法定退休年龄将逐步从60岁延至63岁；原法定退休年龄为50岁、55岁的女职工，分别逐步延至55岁和58岁。从2030年开始，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也将由15年逐步提高至20年，每年提高6个月。
文昭认为，改革的实际方向很清楚：人们要工作得更久、缴费得更久，才有资格获得退休后的基本待遇。对稳定单位职工而言，这也许意味着职业规划要调整；对收入不稳定、频繁换工作、平台跑单、摆摊做生意、长期照护家庭的人来说，却意味着另一层现实压力——你得在更长的时间里不断证明自己仍有缴费能力。
这也是为什么北京相关传闻会引起民众很大的心理震动。人们恐惧的不是某一个参数，而是它可能意味着：过去被视为稳定的养老承诺，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基数、年限、口径和计算规则重新塑形。
每月两三百元？保障在哪里？
文昭还提到中国养老制度内部最明显、也最难回避的待遇断层。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约为10.7591亿人；其中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者约5.4672亿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者约5.2919亿人。从“覆盖”看，这是一张很大的网，养老保险覆盖面很大。
中国的养老保障从制度设计之初就固化了身分与阶层差异。体系内主要划分为两类：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后者参保者绝大多数为农村人口和灵活就业者，但其全国人均领取金额仅在每月两百多元左右，与职工养老金存在十数倍的巨大悬殊。这一微薄标准根本无法满足基本生存，反映出制度并非普遍托底，而是不同群体在国家再分配体系中的权力权重与资源倾斜的直观映射。
但从“保障”看呢？现代社会的福利制度原本是为了给所有人兜底，但文昭直接戳破了这层窗户纸：中国的养老制度从诞生那天起，就是按照身分和权力距离来划分三六九等的。体系内主要划分为两类：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体制内人员和城镇职工缴费多、拿得多，有报导援引数据称，城镇职工退休人员月均养老金约3,500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者绝大多数为农村人口和灵活就业者，即占人口极大多数的农村老人和打工人，他们参加的所谓城乡居民养老金，每个月平均能领多少？
2025年，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全国最低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143元。这个数字只是最低基础标准，实际领取金额还包括地方补贴与个人账户养老金，不同地区和缴费水平会有差异。
即便如此，城乡居民养老待遇整体仍然偏低。按2024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支出5,322亿元、实际领取待遇人员约1.8039亿人计算，月人均待遇约为246元。
246元能做什么？显然无法成为完整养老。它无法独立承担住院自付、慢性病长期治疗、失能护理、住房、取暖、意外医疗和日常生活。它不能让一个没有积蓄、没有子女供养、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真正摆脱对家庭和社会救助的依赖。这两百块钱在今天的物价面前，连最基础的买米买药都不够，根本不是保障，而是权力再分配之后漏下的残渣。
文昭把这笔钱理解为制度分层最直观的证据。体制内人员、稳定单位职工和长期正式就业者，通常拥有更完整的缴费记录、更高的缴费基数、更稳定的单位缴费和更可预期的退休待遇。农村老人、流动劳工、零工劳动者、平台就业者、低收入个体经营者和大量中断缴费者，则更容易处在待遇较低的轨道。
表面上看，这符合“缴得多、拿得多”的原则。但文昭指出“能不能缴得多”本身就是一个权力和身分问题。谁有稳定单位？谁有固定工资？谁有能力连续缴满二十年甚至更久？谁可以在失业后不断缴？谁有单位承担缴费的一部分？谁又只能在交社保与维持眼前生活之间二选一？
养老金差距不是退休那天才产生的。它是一个人从出生、教育、就业、户籍、劳动合同、收入水平到社会资源位置的长期差距，在老年阶段集中结算出来的结果。
技术与财政会把同一批人推向边缘
技术革命尚未真正把普通人带入“无需为生存劳动”的时代，但它已经可能削弱普通人的劳动价值。财政与人口压力尚未让养老制度停止运作，但它已经推动制度要求人们更久地工作、更久地缴费，并把更多风险留给个人和家庭。养老体系尚未完全失去覆盖面，但它内部的待遇差距已经表明：有些人获得的是相对完整的保障，有些人获得的只是一点象征性的补助。
那么这三件事叠加后，最容易被甩下车的是谁？
不是拥有资产的人，也不是掌握企业、技术、算力、能源、土地、平台和资本的人。也不是拥有稳定编制、连续工龄、较高缴费基数、信息渠道和社会关系的人。
最先失去退路的，是那些既没有生产资料、又缺少稳定工作、还处于养老保障底层的人。他们的工作最可能被替代，收入最可能不稳定，社保最容易断缴，家庭最难提供资产托底，老年后也最可能只能依赖每月两三百元的基础养老金。
这就是文昭所说的权力分配逻辑。当技术发展带来新的财富，收益会优先流向控制技术的人；当财政收缩需要重新分配成本，压力则会优先压向缺少话语权的人。制度在资源宽裕时可以谈普遍覆盖，在资源紧张时却会暴露出真正的排序：谁被优先保护，谁被要求理解大局，谁又只能接受越来越薄的保障。
马斯克可以说未来的钱不重要，因为他拥有未来生产力的一部分。普通人不能轻易接受这句话，因为他们现在能抓住的，仍然是工资、存款、社保和家庭支持。
而当工资变得不稳定、存款不足以对抗风险、社保门槛提高、家庭也被房贷、医疗和育儿掏空时，最可怕的未来就是：财富越来越多，普通人却越来越没有资格分享；机器替代了劳动，人却没有因此获得自由；制度仍然存在，却只给最边缘的人留下每月246元左右的养老安慰。
技术的大海啸还没有真正上岸，地面的财政蓄水池已经先开始紧张；而当技术颠覆与财政收缩同时压下来，最先失去尊严和退路的，往往永远是那些离生产资料最远、离权力中心也最远的普通人。若生产率提升的收益集中于资本与少数技术控制者，普通人的储蓄、社会保险与公共保障反而会更加重要，而不是不再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