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15日，中国北京，空气污染造成的雾气笼罩故宫上空。(图片来源: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6年9月8日讯】近日，一篇文章惊现中国网络，它的标题虽然只有五个字---《人民公社好》，却足以让无数人感到震惊。这篇公开为中共“人民公社”招魂的文章，在文革爆发整整六十年之后，在无数人的担心之中，真的出现了。
截图显示，这篇文章的作者名为于德宽，发表于9月4日，全文近3000字，通篇是对中共人民公社的吹捧。截图上方标注着“辽河文苑”。
刚刚开始第一眼的时候，人民公社好！
— Finding (@Finding8964) September 7, 2026
我还以为是几十年前的报纸，再仔细看，感觉眼睛花了，瞪大眼睛再看，2026年9月4日，我的天啊，倒反天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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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网络资料，于德宽出生于1960年代，长期在辽宁省鞍山市下辖的台安县大张镇任职。1990年前后，他调入鞍钢民政企业集团公司，历任党委宣传部部长、党委工作部部长，笔名“北方三月”。
在中国网络上曾经有文章分析于德宽的这篇《人民公社好》，目前已经被删除。
文章里吹捧说，“人民公社彻底打破了延续千年的乡村治理格局,国家方针部署沿着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层级,稳稳落地到每一处村落。”
然而，杨继绳曾经在他的《墓碑》一书中，对此做出截然不同的评判，他说，
“人民公社这个全能组织是实现极权主义最为有效的工具。而在极权制度下，老百姓可以随意被统治者鱼肉。”
人民公社是中共奴役人们的工具这一说法，从中共党魁1958年的一段话可以得到证实。
1958年8月6日，毛泽东视察河南省七里营人民公社，在与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等人谈话时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8月9日，毛泽东视察山东省时，对谭启龙等当地领导人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中共为什么认为“便于领导”呢？《墓碑》中说，人民公社既管政治，又管经济，既管生产，又管生活，还强化了对农民思想的控制。这使得中央政权的末梢，不仅深入到中国的每一寸土地，还深入了每一个家庭。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
这段话此后成为中共的一大政治口号，即“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在文革中被中共大肆宣传。
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上台之初，在2012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重新强调了共产党的这一原则。
201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上，这段话被习近平写入中共党章。
一切已是山雨欲来。
习近平当局的目地就是要重新加固这个“共产主义大监狱”，而“闭关锁国”只不过是整个恐怖计划里的小小一环。
2024年12月6日，斯坦福大学许成钢教授在东京大学发表演讲时谈到了这段话，他说，“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全面地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的极权主义性质：全面控制中国社会的所有的角落和力量。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脱离它的控制。当一个党全面掌控社会的所有方面时，就符合了政治学对极权社会的严格定义。极权主义，极权制“totalitarianism”的词根是“total”。我这里引用的是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1956年的著作中的定义。马克思开创了共产极权制度的理论，而列宁奠定了共产极权制度。这也是为什么中共产党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影响。有些人非常糊涂，认为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为什么说中共没有放弃，因为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马克思和列宁的基本理论。按照布热津斯基等人对极权主义的定义，极权主义是以意识形态组成的党，党政不分，党垄断意识形态和媒体、司法警察、一切武装力量，以及所有的组织和所有的社会资源。这个定义和中共的党章高度一致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实质。
许成钢教授说，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延续，中国共产党是苏联共产党输出革命的产物，并一体移植过来的。中共和苏共的本质是一致的，这个一致指的是最基本的意识形态。任何人想要论述、研究中国政治，这个是最重要的前提，一旦否认了这个前提，那么这个人对中共最基本的认识就发生了严重的偏差。
那么，在历史的今天，习近平当局真的能重新将人们关进这座“大监狱”吗？让我们来看看历史发生了什么。
在共产党在苏联和中国强行推行这套极权体制时，都遇到了来自民间的自发的反抗，甚至是起义。仅在１９３０年初，苏联参与反抗的农民就达７０万人。农民被迫进入集体农社时，他们杀掉了半数以上的牲畜。
秦晖教授曾经在他的文章里写到，中国农民抵制集体化的高潮则发生在１９５６年的“高级社”时期。
当年在广东、浙江与江苏等东南沿海省份的风潮最剧。广东灵山县有７个区、２０多个乡，因退社而发生多起怒揍乡干部和社主任事件；中山县１６个乡六百多名农民到广州向省政府请愿；还发生了抬菩萨游行、怒揍干部的“永宁、曹址事件”。
江苏泰县农潮“在几个乡的范围内成片发生”，两千多人到县里请愿，有的地方自发结盟，“提出‘有马同骑，有祸同当’，订出退社后互助互济解决困难的办法”。该次农潮较有组织，许多退社“有党员和干部参与领导”。
浙江是全国农潮最严重的省份，宁波专区有５%社员退社，想退社而未遂的达２０%，为全国之冠。
据当时赶往处置的中央农工部二处处长霍泛回忆：“我们到萧山县和上虞县的公路上，就遇到数百人的农民队伍迎面而来。省里的人说，这就是去闹退社的，我们的车躲开点，免生麻烦，……到了上虞县委，得知不久前县领导机关受农民队伍冲击，……全县农业社的生产多数暂时处于涣散状态。”
在“接近于农民暴动”的“仙居县事件”中，数千农民进城“将县政府和公安局的门窗都打烂了，呼喊着退社、退回耕畜、农具和土地”，全县“在群众闹事中合作社一轰而散，入社农户由占总农户百分之九十一退到了百分之十九”。
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曾经评价人民公社的最终瓦解。
他说，这瓦解，不靠（共产）党的领导；相反，靠的是不愿意服从（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开始时只有一个村，村民们背着中共，冒着生命危险，自作主张决定，秘密分田到户（当时叫做“包产到户”）；后来全国农民纷起，风起云涌，势不可挡。
在人们纷纷觉醒的今天，在白纸革命的示范鼓励下，习近平当局要想把人们再次关进三年封控那样的“大监狱”，必将激发民间积蓄已久的怒火，重演苏共垮台的历史时刻。
被中共所深恨的戈尔巴乔夫的核心智囊，有着“开放政策之父”称呼的雅科夫列夫2005年出版了他的回忆录《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里面很多话就像在说今天的中共国一样。
雅科夫列夫说，“全盘的无所不包的国家军国主义化，结果是人民彻底贫困化，社会的发展陷于灾难性的停滞。”
“20世纪已经结束。对俄罗斯来说，这是最可怕、最血腥、极度充满仇恨和偏执的世纪。看来，是时候了，应当醒悟和忏悔，应当向幸存下来的被迫害者请求宽恕，应当跪倒在千百万被处决、死于饥饿的人们面前，应当唤醒熟睡的良知并且最终承认，是我们自己帮助体制奴役我们----奴役我们大家的每一个人。”
“为了拯救国家和整个世界，必须来一场坚决而彻底的国家和社会的非布尔什维克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