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4日，历史留下了一道无法抹去的伤痕。
那一天，北京的枪声，令无数生命永远停留在那个夏天。无数年轻人站在北京街头，追求民主、自由与尊严。枪声响起之后，有人失去生命，有人失去自由，而更多人则被迫将这段历史沉默地埋藏在记忆之中。
三十多年后，这段历史在香港仍然留下痕迹。
多年以来，每逢六月四日，维多利亚公园亮起烛光。人们悼念死难者，也只是希望告诉后来的人：
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不应该被遗忘。
支联会，正是在这段历史之中成立的组织。
多年以来，它每年举办六四悼念活动，保存香港社会对六四的集体记忆。
然而，这份记忆最终成为一宗刑事案件。
2021年，支联会及其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邹幸彤被控《香港国安法》下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三人其后长期还押。
案件历经多年审讯与押后，直到2026年，法院作出裁决及判刑。
最终：
邹幸彤：7年3个月
李卓人：7年
何俊仁：5年2个月。
这不只是三个数字。
这是三个人的人生。
是五年、七年、七年多的自由。
是无数个不能与家人共度的节日，是不能自由生活的年月，也是人生中再也无法取回的时间。
尤其令人沉重的是，三人自2021年被捕后，已经历长时间还押；截至判刑之日，还押时间已超过千日。
一个人究竟有多少个一千日？
又有多少个七年，可以重新开始？
当下一个六月四日来临，他们仍可能身处狱中。
而维园曾经每年出现的烛光，已经成为香港历史的一部分。
这宗案件所留下的，并不只是三份判刑。
它同时令人重新思考香港的法治与自由。
法律原本应该保障人的基本权利，限制权力的界线；法治亦不应只意味著有法律、有法庭、有判决，更应包括对言论、思想、集会及基本自由的保障。
当一段历史不能公开悼念，当保存历史记忆可以导致刑事追究，当曾经存在于香港多年的公共空间逐步消失，我们便不得不问：
法律仍然存在，法治的精神是否也仍然存在？
如果法律只剩下形式上的存在，而保障自由、尊严与权利的核心价值逐渐被掏空，那么香港曾经引以为傲的法治，是否已经法治已死？
这才是这宗案件最令人悲痛的地方。
六四的历史没有消失。
只是曾经可以点亮烛光的人，开始一个一个失去自由。
曾经可以公开谈论的历史，开始只能留在私人记忆之中。
而曾经每年聚集的人群，也逐渐沉默。
可是，判决可以限制一个人的自由，却不能改写历史。
高墙可以隔绝一个人的身体，却不能隔绝记忆。
六四，不应被遗忘。
逝者，不应被遗忘。
李卓人、邹幸彤、何俊仁，也不应被遗忘。
因为他们失去的，不只是几年的自由。
而是人生中，再也无法取回的时间。
所以，我仍然想说：
不是少坐一年。
不是少坐一天。
而是——
坐多一日，都不应该。
“毋忘初心”创始人Tango Wong
9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