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什么良知未泯的刘连昆（图左）默默地成就了大事件？（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1989年的一个深夜，北京。
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刘连昆的电话里，传来一阵轻微的杂音——一种他再熟悉不过的杂音。他当了几十年兵，一听就知道：自己的电话被监听了。
不是因为他贪污，不是因为他泄密，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任何一件属于“军人”该做的事。他只是在那年夏天，面对电视与街谈巷议里传来的消息——长安街上的坦克、广场上倒下的年轻身影——说了几句同情学生、不满镇压的话。
一个从1947年就参军、把大半生献给这支军队的老兵，看着自己曾经誓死保卫的枪口，对准的是一群和自己孙辈差不多年纪的学生。他没有上街，没有写联署信，甚至没有做出任何足以被称为“行动”的事。他只是，身为一个活了大半辈子、见过真正战争的军人，说出了一句最基本的人类反应：这样不对。
这句话，几乎谈不上是“异议”，更接近一种军人残存的良知本能——见到暴力加诸于手无寸铁的年轻人身上时，一种本能的不忍。可是在那个举国噤声的夏天，连这一丝不忍，都足以让一个少将的电话线，被剪开一道口子。
仅仅如此......没有人来找他谈话，没有人正式处分他，甚至没有人告诉他“你被监听了”。组织用最安静、也最有效的方式告诉他：我们在看着你。你的良心，是有纪录在案的。
这正是中共极权体制最擅长的一种惩罚——它不需要真的关押你、审判你，它只需要让你知道，你的每一丝不忍、每一句真话，都已经被计入某个看不见的档案。从那一刻起，一个原本只是“心软了一下”的军人，并没有因此被迫把良知永远锁进沉默里。
后来，良知未泯的刘连昆默默地成就了大事件——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篡政以来最高阶的“叛徒”——一位解放军少将，长期向台湾提供军事情报，包括1996年台海飞弹危机期间解放军演习的内部细节。但他的“叛变”，并不是从某次金钱或美色诱惑开始的，是从一通被监听的电话开始。
忠诚被掏空
刘连昆生于1933年，1947年参军，一路从基层爬到少将，军中人脉很广，仕途一度被认为“一帆风顺”。按照当时外界的说法，他原本的计划，是升到中将光荣退休。
然后，1992年，他因为经济问题受到处分，晋升中将的路，就此断了。一个把半辈子都献给这套体制、以为自己终于快要走到终点的人，在终点前被拦了下来。不是因为敌人，是因为自己人。
六四时被监听的那次警告，是第一次打从心底发出的关键绝裂。1992年晋升无望，是第二道裂缝，缝叠在一起，一个曾经对组织深信不疑的少将，开始了不一样的人生计划。
一通电话 两个人 一个名字
中华民国军情局在1989年迎来新局长殷宗文。他上任后定下一个战略方向，叫“进入大陆、建立据点”——说白了，就是要利用六四之后大陆内部产生的裂痕，趁虚而入。
这不是巧合，这是判断。任何情报机构的第一课，都是去读懂对手内部正在发生什么样的信任崩塌，然后在崩塌的缝隙里种下一颗种子。
军情局手上已经有一枚棋子：共军大校邵正宗。1992年9月，邵正宗告诉台湾方面，他打算发展一个人——他过去的上级，刘连昆少将。
这是整个案件里最古老、也最有效的招募方式：不是空降式的接触陌生人，而是用一个已经被策反的人，去策反他自己认识、自己信任的熟人。
一个月后，军情局第六处副处长庞大为，以少将身份亲自飞到广州，住进白天鹅宾馆，与刘连昆会面。
那次会面，台湾方面告诉刘连昆日后的待遇、联络方式、工作重点，并且授予他一个中华民国国军少将的军衔。
从那一刻起，刘连昆成为两岸历史上唯一一个同时在海峡两边都挂着少将军阶的人。一边是他效忠了大半辈子、却让他心寒的组织；另一边是一个他从未谋面、却愿意承认他价值的陌生政权。
刘连昆是中华民国军情局之英烈，是供奉在忠烈堂第一排的忠义烈士，他终于也为六四平白无辜牺牲的学生们干了件大事。
为什么一个体制，要让一个为它效力了四十多年的人，累积出多少次没有被听见的不满、多少次被怀疑的时刻、多少次升迁之路被自己人堵死的挫败——才会让这个人，在某一天，愿意接下一个陌生人递来的、写着中华民国军阶的名片？答案往往不是某一次巨大的委屈，在中共治下能被策反的人，从来不是意志薄弱的人，而是那些已经对体制失去信任、却始终找不到出口，且良知未泯的忠义之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