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革（图片来源：Adobe stock）
【看中国2026年10月7日讯】01.我们中学在东单船板胡同1号，是过去的教会学校汇文学校旧址的一小部分。学校新建，我们是第一批学生，共8个班。学校由工宣队和军宣队领导，头头叫队长、政委，军宣队应该是真正拍板的人，工宣队像陪衬。校长（当时叫革委会主任）原来是教育局的一个科长，他从北京市教师进修学校和职工业余学校罗致了16位资深教师，这批老师素质很高。
我分在初一(1)班（当时“学解放军”，管班叫排）。入学后一看，班里一个我认识的都没有。分班基本是按片儿分的，我们小学同学大多分在另外两个班。单独把我拎出来放在陌生人里，绝非偶然，是要把我孤立起来。我猜这是小学老师使的坏。多年后，初中班主任杨老师证实了我的猜测，她说小学的鉴定把我说得很坏，最厉害的一条，是说我思想复杂、品质不好。当然出身也不好。
我在生人面前本来就害羞，又背着坏学生的包袱，压力很大，所以谨言慎行，当了一段“蔫儿土匪”。原来忧心的是能否上中学，现在进了校门，深感幸运，有改变个人处境的强烈愿望。
当时文革进入了新阶段，之前几年疾风骤雨式的形势过去了，社会上在深挖“五一六”阴谋集团、搞“一打三反”，这是反过头来镇压当年的造反者、收拾乱局，跟我们小孩子没有直接关系。在半年内，我们参加了两次全市公审大会，一次在地坛、一次在景山公园，都是排队走着去走着回，累得够呛。景山那次，一下子就枪毙了21个现行反革命。我一直挺守纪律，在景山门口，有人说了句笑话，我不禁大笑，正好被军宣队韩队长看见了，批了我一通。
我能感到老师并不歧视我，而且，慢慢关注到我、给我鼓励。学校成立了一个天文爱好小组，杨老师让我去参加，一共才不到10个人，相当荣幸。可惜大形势并没有正常起来，我们只去了一次天文馆看太阳黑子，就没再活动了。初一期末考试，我政治、语文、数学、地理、军体（体育）5门是优，其他课是良（还有什么课不记得了）。功课都非常简单，摆摆样子。军训、工厂学工、农村学农、各种校内外劳动等才是重头戏，占去了很多时间。
发展第一批红卫兵（此时的红卫兵相当于少先队，与运动初期自发组织的红卫兵完全是两回事）时，我进了候选人名单。三班班主任郑老师反对，说：“顾晓阳要能入，我们班李福胜也能入。”李福胜是三班最闹的学生。同学告诉我，郑老师的意思不是说我的表现同李福胜一样差，而是因为我出身不行。
不过第二批就让我入了。两批人加起来也没多少，属于学生中表现好的“积极分子”。我成了班里的骨干，“打翻身仗”的愿望实现了。
当时社会上也有一些变化。运动初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很臭，必欲“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但几年之内，百分之九十当官儿的都“黑”了，人们的观感就不同了，“臭了街了”也就没那么臭了，甚至引起一些同情和敬仰。走资派还是走资派，“帽子”没变，但大家嘴里的称呼，由黑帮变成了老干部。走资派的子女，大都成了“可教育好子女”。最惨的还是传统的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子女，永无出头之日。
郑老师后来对我很好。他是个神人，父亲解放前是教会学校慕贞女校的校长，慕贞也在船板胡同。他本人是汇文中学的学生，与胡金铨同班（这是几十年后胡导演跟我讲古时“对”出来的）。郑老师教化学，但更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上上下下三教九流，什么人都认识，路子极广。有一次在校园里碰到我，还对我说：“我前几天去肖克家了，肖克说认识你爸爸。”肖克早就黑了，被整得“欲哭无泪，欲诉无门”（《肖克回忆录》），当时好像刚从农村干校回北京。
02.杨老师年近五十岁，身材矮小，在我们眼里是个小老太太。她是保定女子师范毕业，说她上学时还有演讲课，专门教怎么演讲，比如说“我们”时，双手要从胸前向两边挥出去。她教语文，注重基础规范，对“的、地、得”和标点符号的用法要求严格，我至今对这些都很敏感，就是她的教学结果。我们班乱，她每天都要苦口婆心地劝大家上进，有时候气极了，把手上的红宝书往讲台桌上“啪”一拍，提高声音说一句：“岂有此理！”有的同学恶作剧，马上说：“杨老师，您怎么摔毛主席语录啊？”
几十年后，杨老师告诉我：我父亲去河南农村干校前，给她写过一封信，介绍了我家的现状，说以后家长都不在身边，希望老师对我严格要求、给予帮助等等。实际上是求助信。信应该是由我转交的，可我完全不记得这件事了。这年我上初二，14岁。我父亲是以待罪之身被逼下干校接受审查批斗的，不仅是走资派，还多了一个现行反革命案件幕后黑手的罪名。但在杨老师的头脑里，没有这个概念。她眼中看到的是一位病体支离、骨瘦如柴的父亲，一个被拆散的家庭，北京只剩下我和我二姐。
我二姐患唐氏综合症，生活基本不能自理。杨老师心里只有同情。她在学校里很关照我，有时还到我家来探望。多年后她曾对几个同学这样说：“晓阳跟你们不一样……我去他家里，就孤零零两个孩子，他给傻姐姐吃药什么的……那都是我亲眼看见的。”在我们班，家里受过大冲击的可能就我一个。我理解杨老师这话的意思，是虽然你们小时候家庭各有各的困难，但相对算比较完整平静，像晓阳这种灾难性的生活，你们没经历过。
杨老师家住管庄，当时完全是个农村，离城里很远。现在我住的小区就在管庄附近，这才深切体会到当年她上下班奔波有多辛苦。我自己开车要去东单崇文门一带，每次都犯怵，觉得太远太麻烦；坐公交的话，不知道要换多少次车走多少路。当年荒郊野地公交很少，间隔时间长等车人多，估计往返要花4个小时以上。她在这个学校工作了十多年。
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杨老师就是有一颗平常的恻隐之心。使她不平常的，是因为在一个疯狂的时代里，秉持一颗平常心有难以想象的艰难，需要坚强的定力，而且往往会付出代价。后来，校军、工宣队认为杨老师在我们班是用“母爱”来管理，不讲斗争哲学、跟不上形势，把她调离了。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反过来说，没有恻隐之心就不是人。那年代，不是人的“人”满大街都是。如果做人是不安全的，而使自己“非人化”则较易获得生存空间，那多数人会选择后者。
03.我伪装成“蔫儿土匪”的时间很短，环境一熟，自由散漫的本性就暴露了：组织纪律性差，不分场合说说笑笑，爱发牢骚讲怪话，本能地擅于观察大人物（包括眼前的领导）外表下的另一面、当成笑话四处讲……这种性格从小到大都无法改变。在中学里，我真心地努力想加以克服，但时好时坏、本性难移。后来参加工作，由于对社会感到失望，就破罐子破摔了，即使在军队这样严苛刻板的环境中，也依然如故。
杨老师对我多少有点失望。平时“散”点儿还在其次，小孩子调皮也正常。关键是“斗争性不强”，与身边的落后同学一团和气，撕不开情面，不敢大胆管理积极帮助。我们班是“乱班”，对那几个顶级“闹将”，你讲什么道理都没用，只有打。杨老师从不提倡暴力，但打确实有效。谁闹，打架最厉害的班干部说一句：“××，你老实点儿啊！”一般就不敢闹了。
我身高1.55米，瘦弱，胆儿小，不会打架。但在那种气氛里，为了表现自己，有时也鼓起勇气动手。有一次，“夜壶”不知犯了什么错，被一帮同学围在黑板前，群起而攻之。我平时和他关系不错，为用实际行动表示自己的原则性和斗争性，下了半天决心，打了他一拳。我个儿小胳膊短，挤在人群的外围，这一拳，仅仅触到了他鼻子的尖头，效果像摩擦。事后，有话传到我耳中，说同学都认为我打夜壶是假的。
我真诚地想要向“非人化”转化。但在班里的主流舆论看来，我的转化不说是虚伪的，至少也是不到位的。这件事，困扰了我整个的初中三年。这也是我当时感觉自己是健康上进的，而成年后，却越想越厌恶这一切、包括厌恶自己的主要原因。
社会上和学校里实行的，是向“非人化”转化的教育。教育的核心内容是斗争哲学。对敌人要狠、要压倒他消灭他，要像秋风扫落叶一般严酷无情。谁是敌人？只要你身上还有温情、有软弱、有妥协、有不忍、有人性，你就是自己的敌人。你甚至比外在的公开的敌人危害还大。为什么？因为你能做“阶级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因此，你必须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必须狠斗私字一闪念、必须彻底改造自己。你做不好做不到，周围的人会监督你、帮助你、说服你、批评你、斗争你。
同时，你也要监督、帮助、说服、批评、斗争别人。你还没改造好呢又怎么能帮助别人？这你一点儿都不用担心！因为你只有在无情的斗争中才能真正得到自我改造，不斗争，自我不可能完善……我们接受的就是这样一整套完整的逻辑。你掌握了这一套逻辑，离“非人化”就不远了。
现在想来，像一场缠绕的噩梦。
而且，我们不能说已经从这遥远的梦魇中挣扎醒来了，可能醒了一下，困劲儿还没过去，一闭眼，又会回到原来的噩梦里去。不信你试试看。
04.我跟小学的几个要好同学虽没分在一个班，仍天天在一块玩儿。有一次我过生日，买了一瓶葡萄酒，几个人在我家喝。在当时，给自己过生日也是件新鲜事，是意识到自己长大了。我喝多了，不知何时睡着了，醒来以后，发现室内空空，人都不见了。他们是什么时候走的？我怎么一点不记得了呢？此前既很少喝酒，更没有喝断片儿的经验，所以感觉很恐怖，不知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事。
第二天上学，走到楼前一看，大字报已经贴出来了，题目是：《同学，不要再打着资产阶级的小旗往前冲了！》，内容就是批判过生日的。好快！虽然没点名，当然批的就是我们。没提到喝酒，估计这事没有泄露出去，不然麻烦就大了。
每年四月，我和新根等小学同学都去颐和园看玉兰花。我妈妈每个月从湖北干校给我寄生活费，是电汇过来，在东单邮局取现。因此我自己支配每月开销，这在同学中恐怕也少见。公园门票好像是5分一张，对囊空如洗的中学生也是一项挑战，几个人凑凑，剩下的我掏。一边在日记里批评自己不该浪费，一边看见卖冰棍的就走不动道儿。自我批评是真的，嘴馋也是真的，只能不断在理论与实践中找平衡。现在看，我把每月的支出管理得很好，从来没让我妈操过心。
邻居从朋友处借来一套线装书《历朝名人词选》，我又从邻居那儿借来，在我家放了好长时间，反复吟诵，挑选出喜欢的，抄在笔记本里。从此懂得了伤春悲秋。心里有了喜欢的女孩儿，把心扉紧紧锁住，打死我也不能说。有时候早晨醒来一睁眼，万千愁绪涌上心头，真觉得活着没意思。少年人才是最知愁滋味的，老了，就皮了。
我养猫，猫性野，有一次竟然消失了一两个月。我认为它背叛了我，很伤心。一天，我在屋里忽然听到了它的叫声，马上跑到院子里。它站在北房的房檐上，一声一声冲我叫，瘦了许多，脏了吧唧的。我真是爱恨交加、百感丛集，“你混成这样才把我想起来！”它知道自己错了，一直用请求原谅的眼光看着我，叫声可怜之极。我瞪了它很久，终于心一软，说：“下来吧。”它立刻向西奔窜，一跃跳到树上，噌噌几下就下了地……这只猫之后，我再也没养过宠物。重感情的人，容易被伤着。你躲不开人，难道还躲不开动物吗？
冬天，在班长老曾的倡议下，我们几个开始练习长跑，从船板胡同东头出发，绕崇文门，到东长安街，再向东向南经过北京站回学校。天黑漆漆的，风头如刀面如割，但跑完了很爽。可惜我没坚持下去。广播电台开播了英语课，这大概是基辛格秘密访华后出现的新气象，不知多少青少年跟着学，后来在美国用英语写小说的哈金就是由此学起了英语（在黑龙江）。我在每天的午饭后，打开半导体也跟着学，可学了没几天，困劲儿就上来了，原来睡觉比学英语容易得多啊。我还制定过很多自学计划和严格的作息时间表，全都无疾而终。无志者常立志，说的就是我。
北京是个灰蒙蒙的城市。青砖灰瓦，暴尘扬沙。七十年代，人们的服装以蓝黑灰为主调。进入冬季，一片肃杀。整个城市失去了活力，死气沉沉。群体的癫狂亢躁是一种急性病，不可能长久持续的。消褪以后，连笑脸都不多见了。
三月的一天，春寒料峭。中午放学后，我和同学打打闹闹走出校门。猛一抬头，马路对面一个灰色院墙里，一树桃花怒放。在经历了漫长的严冬之后，这树桃花格外耀目，生机勃勃。我被深深打动了，心里感动莫名，满是欣喜。春天到来，一切的一切都将复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