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难”是中国历史上的亡国惨剧。（图片来源：ABCDstock/stock.adobe.com）
靖康二年（1127年）正月，金兵第二次兵临汴京城下。此前一年，宋钦宗已经答应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求和，金兵一度退兵，可到了这一年冬天，金军又卷土重来，这一次汴京没能守住。闰十一月，城破；次年四月，金军将徽宗、钦宗父子连同后妃、宗室、百官三千余人，一并押往北方，北宋立国一百六十七年，就此灭亡。被掳的徽宗后来死在五国城，一个曾经统治天下的皇帝，客死异乡，连一具全尸都没能运回故土。这场灾难，史称“靖康之难”，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整个皇室几乎被连根拔起的亡国惨剧。
后人回看这段历史，常用“一语成谶”“异象示警”这类说法，讲述亡国前的种种征兆。为什么这么说呢？宋徽宗收到的警告，数量之多、来源之杂，在历代亡国之君里几乎称得上罕见——有隐士的预言，有诗人的谶语，有陌生人当面的提醒，甚至还有他自己亲笔写下、浑然不觉的诗句⋯⋯
开国之初的预言
最早的一则预言，要追溯到北宋开国之初。相传宋太祖曾召见道士陈抟入宫论道，问起大宋国运，陈抟答得笼统——“宋朝以仁得天下，以义结人心，不患不久长”，可一谈到定都之地，却留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一汴，二杭，三闽，四广。”太祖追问详情，陈抟却不再往下说了。陈抟确有其人，是五代至北宋初年颇负盛名的道教学者，以精通易学、善卜先知著称于史书。但这段“卜都四地”的对话，更多是后世笔记辗转流传下来的说法。有意思的是，后来的历史走向，倒是与这四个字一一对上了：北宋都汴京，灭亡后高宗南渡定都杭州，南宋亡于崖山之前，又有大臣拥着幼帝一路南逃福建、广东。
邵雍的预言
另一则流传更广的预言，与北宋理学家邵雍有关。邵雍精通像数之学，民间素有他能预知未来的说法，后人常把一首诗系在他名下：“自古御戎无上策，唯凭仁义是中原……天子蒙尘争忍言……始信兴邦亦一言。”这首诗最早见于记载，是元代话本《大宋宣和遗事》，书中说它暗藏了徽、钦二帝被掳的命运——诗里提到的贾充、景延广，都是历史上因误国而留下骂名的权臣，邵雍借古喻今，暗指徽宗若继续信用奸佞，必将重蹈亡国覆辙。这首诗被收进《宣和遗事》广为流传。
孙卖鱼
比起这两则带着几分传奇色彩的预言，北宋末年学者庄绰在《鸡肋编》里记下的“孙卖鱼”一事，就显得朴素而具体得多。楚州有个卖鱼人姓孙，据说能预知他人祸福，徽宗听闻他的名声，把他召到京城，安置在宝箳宫道院。一天徽宗前去参拜，跪得久了，觉得饿，孙卖鱼从怀里摸出一块蒸饼，说：“可以拿这个当点心。”徽宗没有接。孙卖鱼又补了一句：“以后连这个都不容易吃到了。”当时没人懂这句话的意思，直到靖康之难后，人们才想起，孙卖鱼早就看出了徽宗日后的处境——被掳北上，衣食无着。这则记载，只是一句再直白不过的话，当面说给皇帝听，可没能换来半分警觉。
徽宗的诗
最耐人寻味的，是徽宗自己留下的两句诗。宣和元年秋，道德院奏报院内生出金色灵芝，笃通道教的徽宗欣然前往观赏，顺路驾临宠臣蔡京府邸。蔡京在鸣銮堂设宴，先写了一首诗，把金色灵芝称作祥瑞、把徽宗比作一代圣君，徽宗兴致所至，当场和诗一首：“定知金帝来为主，不待春风便发生。”
在场所有人都听成了歌功颂德的吉祥话，没人往别处多想。可宣和七年秋，金国举兵南下；靖康二年春天还没到，汴京城破，徽、钦二帝被俘——“金帝来为主”“不待春风便发生”，竟字字应验。同一年，宝箳宫殿门上还被人题了四句暗语：“家中木蛀尽，南方火不明。吉人归塞漠，亘木又摧倾。”后人拆解，“家中木”合为“宋”，“蛀尽”喻国运将亡，“南方火”应北宋五行属火之说，“吉人”合为“佶”，正是徽宗赵佶的本名，“亘木”合为“桓”，正是钦宗赵桓——这四句暗语，几乎把两位皇帝日后的命运，连名带姓地写在了墙上。
地砖渗血？异象频频
比文字谶语更直观的，是那几年陆续出现的异象。宣和元年正月，徽宗两次前往景灵宫朝拜神宗皇帝像，都见到像上似有泪痕，守庙官吏也常听到殿内有哭声；同一年，神宗庙的便殿地砖反复渗出血迹，擦了又现，持续数日才停止——彼时蔡京等人正得宠当权，出了这样的异象，底下官吏竟没人敢往上报。宣和七年八月，金人刚灭辽不久，汴京东门外一个卖菜的农夫忽然闯到皇城宣德门下，神情恍惚，丢下菜担，朝城门作揖道：“太祖皇帝、神宗皇帝差使我前来，八郎骄奢丧国，需要尽快改正，不然后悔也来不及了！”这里的“八郎”，指的正是徽宗。农夫随即被下狱，第二天醒来，自己也说不清做过什么。
到了靖康元年正月初六立春日，照例要举行“打春牛”的仪式，太常寺备乐迎接泥塑的土牛，鞭子刚一打上去，土牛便整个碎掉了——这在讲究彩头的宫廷礼仪里，是极不吉利的兆头。更蹊跷的是前一夜，守殿的兵卒听见殿中传出哭声，接着又是击打之声，持续了整整一更才停；天亮查看，供奉的春神勾芒神像脸上竟有泪痕滴落的痕迹，衣襟袖口还是湿的，鸟首掉落在地，上面还留着明显的刀斧砍凿之痕。守殿人不敢声张，悄悄把神像修补了事。
这些记载，有一个共同点：几乎没有一个预兆是晦涩难懂、需要高深学问才能参透的——孙卖鱼的话说得明明白白，农夫闯宫喊得声嘶力竭，土牛碎裂、神像落泪，连宫中侍卫都看得心惊。彼时徽宗沉溺于道教祥瑞与风雅享乐，蔡京等佞臣把持朝政，连地砖渗血这样惊动守庙官吏的异象，都没人敢如实上报，又何谈那些藏在诗句、谜语、陌生人只言片语里的警示，能被当真听进去。
靖康之难的悲剧，在于一个早已习惯了粉饰太平的朝堂，只愿意相信祥瑞。
参考： 《宋史．陈抟传》（卷四百五十七，隐逸上）
庄绰《鸡肋编》
北宋末至南宋初学者笔记 《大宋宣和遗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