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8日，袁丛娜（右3）参与多伦多中领馆前集会，声援再被判10年监禁的黄之锋。（袁丛娜）
2026年5月24日，中国民主党加拿大委员会的同道们一同去观看关于黄之锋的纪录片，我没能参加，后来听参加活动的党员转述，我才更了解这个勇敢的年轻人都经历了什么。近日惊闻，他原本预计于2027年1月获释，却又在另一宗国安法案件中被判处十年监禁，震惊之余又感到并不意外，令我愤怒的，是一个年轻人的自由再次被推向遥远的未来；令我悲哀的，是面对这样的消息，我们竟已不敢期待他如期归来。
11月8日，同道们聚集在多伦多中领馆门前抗议，多方发言人都表达了自己的愤慨，有理性分析的，有慷慨激昂的，有严正抗议的，所有人都共同站出来表达：中共对异见领袖的迫害，强横却无理；它当然能轻易剥夺一个人的自由，却也因此更加丧失人心。网络上也涌现了声援黄之锋、抗议这次判刑的声音。一个年轻反抗者的遭遇，让更多人重新关注自由的代价，也促使我们站出来反对专制与极权。这正像前不久邹幸彤发言所讲：你的不公正判决，更使得我们的声音传播更广。我们未必都能承担同样的风险，却可以在各自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声援他：站出来发声，转发经过核实的信息，或者从拒绝替迫害辩护开始。
我把当天抗议的照片发给国内翻了墙的朋友看，他的意思是：我们老百姓只想安居乐业、过太平日子，不想搞这些激烈的政治运动。然而，黄之锋不正是为此奋斗吗？为什么同一个目的，民众却得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判断？他举了毛泽东的例子，百年前的中共成立之初也誓要建设一个理想社会，如今我们却成为了这样的极权国家。这种分辨其实并不难：判断一种政治追求，不能只听它许诺了多么美好的未来，更要看它是否允许异议、是否约束权力、是否尊重每一个具体的人。以理想之名要求他人服从，与要求权力接受监督，其实很难混为一谈。理解黄之锋们以及1989年六四运动中青年学子的追求，也应当回到这些具体问题。我们安居乐业应该不止满足于吃饱穿暖吧？当我们看到邻人遭遇不公正的待遇，家园遭到强拆，身体自主权受到侵犯，求助与申诉得不到回应，我们扪心自问，他们的遭遇会不会发生在你我普通老百姓身上？如果基本权利只能寄望于掌权者的善意，眼前的平静又能维持多久？安居乐业需要制度的保障：家园受到保护，权力受到约束，遭遇不公时有处申诉。面对这样的历史与现实，闭上双眼、假装视而不见，显然无法让我们真正获得内心的安宁。
初衷需要检验，手段同样需要约束。既然承认自己与他人同呼吸、共命运，就应当遵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基本道理，不诱导、不强迫他人成为实现自身目的的工具。对一个人如此，对一个政党也如此；对掌权者如此，对反抗权力的人也如此。从我做起，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学会对极权说不，学会对霸凌说不。唯有如此，方能唤醒个体的良知与勇气，在每一个日常抉择中捍卫尊严。当我们不再沉默，权力的滥用便失去了滋生的土壤。当更多人不再沉默，滥用权力就会面对更多质疑与阻力。这不仅是对受害者的声援，归根结底还是对自身命运的救赎。持久的安全感，需要彼此尊重、权利有保障的社会。直面不公、拒绝霸凌，就是为这样的社会打下基础。而这样的基石，从来不是靠等待得来的。它需要每一个普通人，在每一次看似微小的选择中，守住对正义的承诺。对不公的每一次拒绝，都是对未来的投票。我们无法预言极权何时终结，也不该让一个年轻人的十年替我们承担希望。但我们可以决定，不让这十年只剩下他的孤独。
我们期待这样一种社会：人与人和平共处，权利互不侵害，好好讲道理、恪守契约。极权3000年，中国人苦秦久矣，世代更迭，难逃专制循环，祖祖辈辈都未能到达一个这样的公民社会彼岸。直至百年前，西风东渐，国人渐醒，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为此奋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哪怕舍弃自由、断送生命，亦要为后世争一个现代公民社会。这注定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抗争，从王有才、秦永敏、徐文立到朱虞夫，从许志永、丁家喜、到高智晟，从邹幸彤、李卓人、戴耀廷、到黄之锋，从1989年64运动到2022年的白纸运动，极权一日，抗争一日，永不停息。我们盼望更多人勇敢，也更盼望一个不必成为英雄，就能有尊严地生活的社会。
黄之锋，挺住！愿你早日重获自由，也愿我们把今天的声援，变成长久的关注与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