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28日蒋介石、冯玉祥、孙科、于右任、孔祥熙等在重庆储奇门码头祭奠张自忠将军灵柩。(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孙中山的孙女、孙科的女儿孙穗芳在她的回忆录中说：1955年，我从上海第八女子高中毕业，我三年高中的总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还被评为“五好学生”。在教师的指派下，我还负责帮助五位同学通过了毕业考试。虽然有这样的成绩，我却成为进入大学深造的同学中落选的人。在收到“不录取通知书”的前一天，我被一位派出所的人员叫去参加“斗争地主大会”。
虽然那时已是1955年，“三反”、“五反”早已结束。在会场上，人们对“地主”拳打脚踢，叫嚷着要“枪毙他”。我是专门被叫来接受这个场面的“教育”的。有人对我咆哮：“你以为你是谁？你的出身是反动官僚资产阶级。”我被吓得不知所措。就在第二天，我接到了通知，我不能进入任何大学读书。此时，我对自己的未来非常悲观，却连哭都不敢哭。
这时，我想到了祖母宋庆龄，就从上海到北京去看她，她却因风湿病去了外地疗养。我在北京还有做建筑师的严星华和舅母王婉玲，以及以前在上海的老邻居朱培英一家，他的父亲朱学范当时是邮电部长。我到了舅舅家，舅舅当时正在苏联，设计莫斯科——北京饭店，舅妈的警觉性很高，我考不上大学乃因家庭出身不好，所以我到舅舅家的当天，舅妈就去派出所汇报了，这意味着我不能在她家里多呆。而朱伯伯也怕我出身不好会连累他们，还吩咐儿子不要和我来往。
我当时沮丧极了。在万般无奈之际，就写了一封信给祖母宋庆龄，把自己的苦衷告诉了他。祖母很快回了信，信上说：上大学不是人生唯一的道路。不过，她在信的最后一行提到：但愿我明年能进入大学。我把祖母给我的信寄给了高教部，不久，有一位干部来找我，她说：现在国家的政策是一时向左，一时向右。她许诺：这个学期入学太迟了，等到明年我将会获准进入大学读书。
次年，我进入上海同济大学读建筑系，这并没有使我的思想负担减轻。有人认为我是“花岗岩脑袋”，意为不积极接受改造。常常有人贴出一些“大字报”、“小字报”之类对我进行批判，他们逼我承认出身于反动官僚、资产阶级家庭，甚至在公开场合，我也时常遭到侮辱、欺凌。在同济三年，每学期我都被安排坐在班里学生党支部书记的旁边，作业时常被抽查，所有笔记本都要定期交出来，以便他们检查我的思想。期终考试我得了满分五分，但因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经过重新评分，结果只给了我一个二分——不及格的成绩。这对于在做学生的我，无疑是想判我死刑。而凡被认为是政治上、思想上进步的，即使得了不及格，也被拉成及格。二分必须补考，但系里又告诉我说，所有的教授都说我不用补考了。其实，我并不担心补考，我宁愿补考再拿五分。结果，在成绩单上，我的分数被填成三分，勉强及格。
由于我的出身，我的思想被认为有“毒素”，于是在1958年我被送到上海近郊农村劳动，住的地方潮湿阴冷，睡的是泥土地，这段时间造成我全身风湿性关节炎，至今没有治愈。让我干最脏最苦的活，被认为是最能改造我的思想的一个方式。因为我的出身，我得用劳动来清洗血液中上代传给我的“毒素”。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我经受的政治委屈和精神煎熬，如今真是不堪回首，犹如做了一场噩梦。
在推翻帝制、共和革命成功四十多年后，中国共和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他的孙女孙穗芳为什么在1955年不准进入大学读书？因为孙穗芳被毛泽东时代必须人分三六九等的制度归类于下贱种群（农村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及其家属，城市旧官僚、旧职员、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及其家属。1958年后增加了右派份子及其家属。1966年后增加了走资派及其家属），原因系她父亲孙科是国民政府的旧官僚。
孙穗芳尚属幸运，有祖母宋庆龄的帮助，从而得以在1956年进入了大学校门。而那些是数以万计的农村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及其家属，城市旧官僚、旧职员、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及其家属以及右派份子及其家属和子女则终生被关在了大学的校门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