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VS日本（图片来源: Zhizhao Wu/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6年11月14日讯】同样位于中国东北，同样受到抗日历史记忆影响，面对同一场中日外交冲突，为什么有些城市爆发大规模反日示威，有些城市却相对平静？
2012年，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台列屿部分岛屿，引发中国各地反日浪潮。辽宁省沈阳市的日本总领事馆外，聚集大批抗议民众。但同样位于辽宁省、与日本经济关系密切的大连市，却没有出现同样规模的示威。
难道沈阳人比大连人更加仇恨日本？
一般认为，中国人的反日情绪来自日本侵华战争留下的历史伤痛。这些记忆透过学校教育、家庭与社会传播延续至今。因此，中国政府即使想改善对日关系，也不得不顾虑人民的反日情绪。
但事情可能没有这么简单。
日本言论NPO的调查显示，2023年有62.9%的中国受访者对日本印象不好，2024年却升高到87.7%，一年增加近25个百分点。
今年11月7日，《读卖新闻》公布北海道大学的另一项调查，中国受访者对日本印象良好的占33.0%，普通占34.3%，不好的占32.7%。两项调查的抽样与问卷设计不同，不能直接比较，更不能据此认定反日情绪已经减弱。
但这提醒我们，对日本印象不好，不等于仇恨日本人；中国人的对日观感，也不一定长期固定不变。
侵华战争的历史记忆不会突然改变，人们对日本的观感却可能随着政治事件与资讯环境大幅起伏。历史可以解释反日情绪的根源，却不足以解释它为何突然高涨，又如何转化成公开抗议。
2012年的反日示威，正好提供学术界一个观察与研究的机会。
2015年《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的一项研究发现，当年中国287个地级市中，有208个城市出现反日示威，另外79个城市没有记录到同类活动。
研究者发现，学生与流动人口的动员能力，以及地方政府对社会秩序的顾虑，都会影响示威是否发生。
大连与沈阳的差异，更让我们看到地方官员的现实难题。
大连有大量日本企业，当地就业与经济活动和日本密切相关。反日示威一旦失控，受损的不只是日本企业，也可能包括依靠这些企业生活的中国工人。
如果民众要求上街抗议，地方官员该怎么办？
阻止示威，可能引发民众不满；容许示威，又可能造成社会动乱、伤害地方经济。更难的是，官员还必须判断中央此时究竟希望人民如何表达爱国情绪。
2018年《中国季刊》另一项研究发现，2012年较早出现反日示威的城市，市委书记后来获得升迁的机会较低。但中央对示威管理提出较明确指示后，便没有出现同样显著的负面关系。
原来，反日示威竟然也可能影响官员的升迁机会。
研究还发现，示威较频繁的城市，往后几年的外商直接投资成长也比较缓慢。
这些统计结果不能直接证明中央因反日示威惩罚了哪些官员，却揭露一个令人意外的政治现象。
在中国，反日不一定是政治业绩。地方官员除了必须展现爱国立场，还要维护社会稳定、保护地方经济，更要精准掌握中央政策的方向。
这是一门微妙的官场艺术。
对地方官员而言，什么时候容许民族主义公开表现，什么时候必须加以克制，分寸的掌握可能关系到自己的政治前途。
这不代表中国人的反日情绪都是政府制造的。
日本侵华战争造成的历史伤痛是真实的，民间民族主义也不完全受到政府控制。有些示威来自民众自主动员，政府甚至可能受到民族主义反过来约束。
但如果政府有能力限制示威，也能在特定时机容许或引导示威，就不能把对日强硬政策全部解释成不得不服从人民的反日情绪。
2024年，即使中国受访者对日本的负面印象接近九成，习近平仍在11月与日本首相石破茂会谈，公开主张两国应该成为合作伙伴，而不是彼此的威胁。
这至少说明，即使国内对日观感高度负面，中国领导人仍然可以选择寻求改善两国关系。
因此，不能只从街头示威的规模与媒体报导，就判断中国人民有多仇恨日本。
中国的反日示威，不只是人民情绪的自然宣泄。中央政府的政治态度、地方政府的因应方式，以及民间的动员能力，都会影响示威能否发生、规模多大。相较于集会游行受到法律保障的民主国家，中国的政治管理因素尤其不能忽略。
中国政府有时必须顾虑民族主义情绪，有时也可能利用这股情绪，增加对外谈判的筹码。
对日本政府而言，如何分辨中国人民的真实感受、公开表现的民族主义，以及中国政府的政策意图，是判断中日关系时不能忽略的问题。
这个经验同样值得台湾思考。
中国社会对台湾的态度，也受到民族认同、官方论述与政治环境影响。如果只根据公开的民族主义言论，就认定已经掌握中国人民对台湾的完整想法，便可能产生误判。
中国人的反日情绪是真实存在的，但看见反日示威，不等于看见全部民意。
同样地，中国社会反对台独的民族主义情绪也真实存在，但这不代表我们已经了解中国人民对台湾的全部想法。真实的民意，可能远比我们所看到的更加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