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奎德：包遵信 vs. 秘密警察國家

包遵信先生走了。這一名字、這一事件沒有出現在中國的任何報紙、雜誌、電視、廣播上，好像他根本就沒有存在過。

北京的街市，依舊和諧。

與之對照，在另一個真實的社會裏，警察們卻赫然出現，出現在與包遵信逝世有關的一切場合。

昨天，追悼會前夜，在北京，他們警告劉曉波先生，禁止在會上提及包先生一生最輝煌的事業，特別不能提那個敏感的事件和日子。他們警告江棋生先生，不讓他去參加包遵信先生追悼會。在上海，浦東的國保很「親切」地陪同李劍虹女士看電影，當然不是看《竊聽風暴》，卻也談到老包的離世…..。

今天，11月3日，是包先生的追悼會。來自四面八方的朋友們，趕往追悼廳堂。警察又出現了，更大規模。他們禁足江棋生先生，把俞梅蓀先生抓至派出所，他們截阻胡佳先生，阻撓張祖樺先生，劉鳳鋼先生，王美茹女士……。

幾乎所有包先生的朋友，都被「和諧」了，被警察「和諧」了。

偌大一個國家，沸沸一個「盛世」，洶洶萬千警察，面對一個已然逝去的老病書生，竟然如臨大敵，戰戰兢兢。這與前述表層社會包先生的「不存在」截然相反，形成鮮明對比。它彰顯了包遵信真實的赫然存在：作為一個大寫的人，作為一個獨立的精靈。

中共國家系統的這一切反應，與多年來的手法並無二致，甚至變本加厲。回溯既往，今年上半年，當我為六月初在普林斯頓大學召開的反右五十週年學術研討會作籌備，發送邀函時，也充分感受了類似「中國特色」式困擾。警察同志們耳聽八面，眼觀四方，探得內情，於是，對「改正右派」們，慇勤拜訪，喝茶，請客，吃飯，不亦樂乎。面對這些合法公民，蒙冤老者，他們軟硬兼施，甚至以子女前途要挾，務必使其打消去意。在多管齊下的糾纏脅迫之下，陳奉孝先生、王書瑤先生、譚天榮先生、李昌玉先生….，等等，被逼無奈，只好把會議論文鎖進抽屜，取消了行程。

如今輪到了亡靈包遵信。

如果說這不是警察國家，我不知道世界上還有什麼警察國家？事實上，它不僅是警察國家，而且是秘密警察國家。它的大多數警察行為都是見不得陽光的，是違憲的。這種共產黨國家的警察，事實上，挑戰了人類歷史上關於「警察」的基本概念。譬如，警察究竟是文官還是武官？在正常國家，顯然是武官。但在共產國家，特別是當下中國，對於那些專職查辦書籍、雜誌和報紙「出軌」言論的警察，對於那些網路警察，鑒於他們專職任務就是管轄思想文化，難道還能被稱為「武官」嗎。

在統治手法上，很多人都說中國從極權主義變成了威權主義。這就是說，從斯大林走到了勃列日涅夫。其中，秘密警察國家的赫然顯身，是其顯著標誌。因為它標誌著毛時代的那種意識形態式的公開暴民專政，已在中國式微，已在民間社會破產。民間的價值系統已然與官方形成對峙格局。整個一國家機器，缺乏任何向心力，衰弱得只剩下警力了。於世，當下中國，成了赤裸裸的「警察專政，特務治國」，成了典型的1984年陰影籠罩下的國家。

目前，操縱控制中國的中樞系統，正是國安部。我想，這已不容置疑了。

而這樣一個龐然大物的「秘密警察國家」，竟然如此懼怕一介書生，而且是一位故去的瘦小病弱的書生，這無可爭辯地呈現出了包遵信先生在當代中國的沉甸甸的份量。

去國已久，我已將近二十年沒有見到老包了。只是最近一兩年，從國內筆會朋友帶來的照片上見到了他。坦率地說，剛一目睹照片，不由鼻頭一酸：「怎麼變成如此老病的一糟老頭了？」老病纏身，「三保」具無。人們告訴我，似乎所有當年他的老朋友都混得比他好，不少人甚至官居上位，腦滿腸肥。

然而，今天，親見滿世界舊雨新知對老包的真情流露，對一個無權無勢的老人而言，絕大多數顯然並非謬托知己，並非「我的朋友包遵信」云云。僅此一端，已足堪慰籍。加上如此眾多警察從地下冒出來，也列隊趕來為之送行....。老包，你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

記得八十年代中葉，老包時任《讀書》副主編，實際主持刊務，那是《讀書》最為紅火的年代。我有時由滬赴京，編輯室主任王焱有幾次陪我去見他。老包身上有一種很快就令人自在輕鬆的豪氣，一見面，就感到一股濃烈的江湖氣撲面而來。至今，他那招牌式的不設防笑容和音色粗獷的「徽普」（安徽口音普通話）腔仍栩栩如生，不絕於耳：

「哦，奎德來了，走，喝酒去。」

我雖不善飲，但面對如此江湖豪傑，能不舍命陪君子？…...

如今，飲者包公已經遠行。老包，到了那邊，還有誰陪你暢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