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用诈术骗役人民

2019-04-14 08:20 作者: 曾敬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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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君牢记仁义,百姓才有幸福

唐代吴兢《贞观政要•论仁义》记载:

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树林茂密,鸟儿就来栖息;水面宽阔,鱼儿就能游动;仁义聚积,百姓自然会来归顺。人们都知道畏惧、躲避灾害,灾害就不会产生。但却不知道实行仁义的重要。仁义的准则,做官的人,应当记在心里,使它不断发展下去;如有片刻懈怠,离仁义就已经远了。犹如饮食供养身体,常使肚子吃饱,才能够保存生命。”

王珪听罢,叩头说:“陛下能知道这些道理,天下老百姓真是太幸运了。”

正是:

国君胸怀仁义,

百姓才有福吉。

国君贪图私利,

生灵涂炭污积;

从来天高云吉,

方得风和日丽。

中共猢狲妖邪,

何来人民安逸?

请君速抛幻梦,

三退保命为宜!

二、皇帝下诏:为政之道,首在养民

《宋史•食货志》记载:

南宋光宗绍熙二年(1191年),宋光宗下诏说:“朕以为为政之道,第一位的就是养民。所以自即位以来,减免超额赋税,颁布宽缓条例,希望全国各地都能达到安康富裕的境地。地方府州县官,是离百姓最近的人,如果真正做到安抚百姓、惠爱百姓,并发扬美德,便能达到政治清明、争论平息的效果。但现在根据人们的反映,却听说官吏往往提前课征税赋,竞相聚敛民财,而根本不考虑老百姓的承受能力。向百姓追催赋税的人,纷至沓来,接连不断,官吏们肆意盘剥、宰割百姓,根本不顾及百姓的安危。理财之外,未听说治理得好的,这很不符合朕委任官员的原意。国家财政收入有一定的常规,它的稳固在于良好的经营管理,而不能单靠贪狠地聚敛和严急地督促。通晓本末先后的道理,这是朕对州县负责官员,最重要和最基本的要求!从今以后,大家都要以怜悯为怀,以管理养育百姓为主要任务,如果能使百姓安居乐业,朕将时常给予嘉奖。”

正是:

能使百姓安居乐业,

国家应该给予嘉奖。

拆迁毁坏居民住房,

必须治罪惩罚赔偿。

邪党独裁用人唯亲,

亲信个个如虎似狼;

厕所扔弹:激愤(击粪)高扬,

如此治国实在荒唐!

三、养民之政,必先务农

宋代范仲淹《范文正公集•答手诏杂陈十事》记载:

臣(范仲淹自称)看到《尚书》上说:“圣明之德在于实施好的政事,好的政事在于养育百姓。”这就是说,圣人的德行在于实施好的政策,而好政策的关键,就在于使百姓休养生息。有利于老百姓的政事,必须首先致力于农业生产。只有完善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才能使百姓丰衣足食。生活富裕了,人们就会更加爱惜自己的身体;爱惜自己的身体,才会畏惧刑罚;畏惧刑罚,盗寇就不容易出现,祸乱也就闹不起来。因此,圣人的美德,发端于良好的政事,使天下得以教化的都缘于发展农业生产。所以,《诗经》中,有记述农事活动的《七月》篇章,阐明了建立王业要发展农业生产。现在,国家不致力于农桑生产,使得粮食和布帛的价格,常常很贵。每年朝廷要从江南和两浙等地,买二百万石(粮食),所付出的价款和运输费用,每年要花钱三百余万贯。而且,贫穷的百姓,为赋敛所迫,每年要砍伐桑树枣树等,当作柴禾出卖。劝导和督促发展农业的一些办法和措施,都是有其名而无其实,这是粮食和布帛的价格很贵、官府的粮仓空虚的原因。如果不去谋划解决这些问题,民食和国用,拿什么来保证呢?

四、刘敏行多次临危御敌,护民解困,济益百姓

《金史•刘敏行传》记载:

刘敏行,平州(今河北卢龙)人。天会三年(1125年)的进士。授太子校书郎,按照资历升迁为肥乡县令。大饥荒年,盗贼掠夺人为食物。各县的老弱,进入州城自保,不敢耕种,农事荒废,田间荒芜。

刘敏行见状,心急如焚,请示上司州官,借调军士三十名,保护县民出城耕种,四下多张旗帜,以为疑兵。刘敏行亲自率军巡逻,日暮则查阅县民入城情况。因有此举,盗贼不敢侵犯,而使庄稼生长起来。解决了民众的生活急需。

刘敏行转调高平县令。高平县城墙毁坏,很久没有维修,大盗横行,恣意掠夺,县镇不能抵御。刘敏行拿出自己的俸禄,率领同僚和下属,出钱雇用劳役缮治,百姓欣然从之,一共使用二千人,把城墙修复完毕。乡村百姓,进入县城自保,以至盗贼不能侵犯。

刘敏行一生,经过九次升迁,多次临危御敌,护民解困,济益百姓。最终担任河北东路转运使。退休后去世。

五、以教化为施政的根本

《宋史•程颢传》记载:

程颢(1032--1085年):宋理学家。字伯淳,世称明道先生,洛阳人,进士出身。初为县主簿、县令,神宗时为太子中允、监察御史,因反对王安石变法,改为外任。他与弟弟程颐,同受学于周敦颐,号“二程”。

程颢担任晋城县令时,县中有一位张姓富人的父亲,早已去世,一天早晨,有一个老头到门前说:“我是你父亲。”张氏子惊疑莫测,便一起来到县衙门。老叟说:“身为医,远出治病,而妻生子,贫不能养,便送与张氏。”程颢要他拿出证据。老叟从怀中取出一张文书,进呈,上面记有:“某年月日,抱儿与张三翁家”的文字。程颢问:“姓张的当时才四十岁,怎么得有翁的称呼?”老叟惊骇谢罪。程颢送他些财物,送走了他。

县民有事到县衙门的,程颢一定教导他们要孝悌忠信,要求他们以孝悌忠信,来侍奉父兄及年长上官。

度量乡村的远近,编为伍保,使他们力役相助,患难相恤。而令奸伪无所容身。凡孤独残废者,责令亲戚乡党,不要使他们流离失所。行旅经过该县的人,如果得了疾病,都能够得到治养。

每乡必有学校,程颢闲暇时亲自到乡,召集父老与他们谈话。儿童所读书,亲自为他们纠正句读。教师不善,则为他们更换教师。择乡学校子弟的优秀者,聚而亲自教授他们。乡民编为会社,为他们定立科条,旌别善恶,使他们明白荣辱。他在晋城县任职三年,县民爱之如父母。

六、做朴素节俭的榜样

明代张居正《张文忠公全集•陈六事疏》记载:

臣(张居正)以为:天下所能生产的财富,在官府或在民间,数量只有这么多。拿人来做比喻,天生的体质强弱,本来就是确定了的。善于保养的人,只是因为注意节制和爱惜身体,不用偏好嗜欲来损害自己,也就足能防止疾病而延长寿命。从前,汉昭帝是在汉武帝连年征战之后即位的。当时国内的经济实力空虚,后来,霍光辅政,节俭省用,使百姓休养生息,推行了几年,百姓的生活富裕而安定。国家的财政也就充足了。所以,与其千方百计地去征收赋税,从有限的财富中不断索取,使百姓受到损害,还不如注意节省,从自足有余的财富中,进行抽取,以厚待百姓。希望皇上体恤百姓穷苦,对他们倍施恩惠,凡是不急需的工程,无益的征调,一律停免,崇尚节俭朴素,为天下人作出表率。

七、判定刑罚要慎重

元代张养浩《风宪忠告•审录第五》记载:

《尚书》上说:“处理各种狱讼之事,要审慎。”又说:“不是用花言巧语,就可以判决狱案的。”《易经》上说:“君子在运用刑罚时,明察审慎而不拖延狱讼。”啊,从这里可以看出圣人爱护生灵的心,与天地等同。当一个人饥寒交迫时,如果不是深明义理的人,不敢担保他的心里没有别的念头,何况无知的老百姓呢?做地方官的人,对百姓教育得不够,因穷困而去做盗贼,这难道是允许的吗?古人因为非常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规定制度,一向宽的,也有年纪大小、关系疏密的差别;同是通奸的,也有丈夫已死和在世的不同。有病的医治他,病重的去掉刑具,请人来侍候他。那些不明事理凶狠险恶之徒,既然落入法网,有什么值得挂心的?从古人制定法规的用意,可以看出他们的仁义宽恕忠减厚道的感情了。过去欧阳修的父亲处理死囚的案件时,想要让他们生存而毫无办法,就合上卷宗而叹息。他说:“常常希望他们生存,还不免让他们死,况且世上的人,常常希望他们死呢!”后代残忍的官吏,什么事都不做,只崇尚威严刑罚,若是说他办案没有蒙受冤屈而死的罪犯,我不相信。做官的方法没有别的,口头威严,心地善良而已。口头威严是想要事情成功,心地善良是不想

轻易伤害人。何况监禁很久的囚犯,更应当对他们表示和蔼仁善,召唤他们略微靠前一点,更换原先拘管他们的狱卒官员,好言相劝,使他们自己陈述事情的前后经过,案情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之后,参考案卷。若只根据案卷寻求真实情况,很少有不误人的。因为州县没有好的官吏,不敢轻易相信他们已经具结的文书。可能仅毫厘之差,就关系到人的生死。所以圣人说,与其杀死无罪的人,宁可失于不合常法。又说,赏功宁可重些,罚罪宁可轻些。判决囚犯的原则,都在这里了。君子要谨慎啊!

八、不可用诈术骗役人民

明代刘基《郁离子•暂聩》记载:

古时候,楚国有个以养猕猴为生的人,楚国人都叫他狙公。白天,狙公总要驱赶猕猴们到院子里,让老猕猴带着其他的猕猴,到山林里去采摘果实,狙公则从猕猴采集的野果中,收取十分之一,供自己享用。碰到有不愿交出野果的猕猴,狙公就用鞭子抽打它。猕猴们都叫苦连天,却不敢违抗。

有一天,一只小猕猴,问其他的獭猴:“山林里生长的野果,是狙公种的吗?”它们回答说:“不是,是天然生长的。”

又问:“除了狙公别人就不能摘取吗?”回答说:“不,准都可以摘取。”

再问:“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依附他,并被他役使呢?”

小猕猴的话音未落,众猕猴皆恍然大悟。这天晚上,猕猴们等到狙公熟睡后,拆掉栅栏,捣毁木箱,拿回被狙公积储的山果,一起逃入山林之中,不再回到狙公那里。

狙公终因饥饿而死。

郁离子(刘基)评论说:“世上有靠玩弄权术,役使百姓而不讲道德规范的人,他们也就和狙公一样吧!被压迫受剥削的人,因为糊涂而一时还没有醒悟,一旦他们受到启发开导,那些压迫剥削他人而生存的剥削者,就无计可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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