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毅二子,仕途受挫


自九一年下半年以來,大陸不斷傳出中共高幹子女官位高升的消息,例如彭真之子傅銳被任命廣東省委常委兼組織部長;林伯渠之子林用三赴內蒙古任自治區政府副主席;張愛萍女婿俞正聲(五十年代的中共天津市長黃敬之子)煙臺市市長的位子還沒有坐熱,又調任計畫單列市青島市市長,官至副省級;鄧小平之女鄧楠出任中共國家科委副主任等等。
與此同時,亦傳出了陳毅之子陳昊蘇從廣播電影電視部副部長的位子上被貶至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任會長及陳小魯因追隨趙紫陽改革路線丟了「鐵飯碗」的消息。
北京的消息說:陳氏兄弟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引起普遍的義憤。當權者捧誰誰臭,貶誰誰香,這也是所謂「中國國情」的一大特色。

中共「儒將」陳毅的四個兒女

陳昊蘇是陳毅之妻張茜所生四個孩子中的長子。據史料記載,陳毅在一九四零年與張茜結合已經是他的第二次婚姻。前妻一九三七年死於戰亂。
一九四二年三月,陳昊蘇生於當時新四軍的蘇北游擊區;次年九月,張茜又在淮南黃花塘生下次子陳丹淮;四六年七月,陳毅的幼子陳小魯降生在中共當時的山東解放區;一九五一年九月,陳毅的小女陳姍姍生於上海。
陳毅的三個兒子都是根據其出生地取名的。因為陳毅早就想要個女兒,所以為「姍姍來遲」的女兒取名陳姍姍。
陳昊蘇一九六0年考入中國科技大學無線電系,大學三年級時加入中共。一九六五年大學畢業後曾經擔任過第七機械工業部研究所某研究室副主任。後來又穿過一段軍裝,在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戰史研究所任過幾年戰史研究員。
陳丹淮一九六二年高中畢業,根據他父親的旨意考入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畢業後一直在軍事部門工作至今。任軍級幹部。
小陳丹淮三歲的陳小魯本應六五年高中畢業,但因為中間患肝炎病休學一年,六六年在北京八中臨畢業時趕上「文革」,不幸成了所謂「老高三」的犧牲品。
陳姍姍在「文革」開始時也是個中學生。一九六九年參軍到北京軍區後勤部當了一名衛生兵。七0年被選調到石家莊軍醫學校學習,七四年被外交部選派出國學習。後來曾在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工作。
從陳昊蘇遺留下來的一些家書和他兒女們的回憶錄中看,陳家四兄妹從小接受了很嚴格的家教。陳毅曾寫過一首題為《示兒女》的詩,告誡子女們「勿學紈絝兒,變成百痴聾。少年當切戒,阿飛客裡空」,「不要空言不事事,不要近視無遠謀」。
近十年來,大陸回憶陳毅的文章和書籍舉不勝舉,其中自然全是讚美之詞。故對其中內容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但陳毅的家書應該還是可靠的。查陳毅家書,其中有一封是專門回覆陳昊蘇關於買冰鞋的請求的。
陳毅在信中說:「冰鞋你兄弟一人可以各買一雙。姍姍還小,明年再買。」
由此可見陳毅的家教是真的嚴格。
另外,因為陳毅夫婦自己就十分注重文化修養,前半生雖然戎馬倥傯,後半生陳毅又當了元帥,但夫婦二人從來以文化人為自豪,平時也願意結交文化人為友。
查國民黨在六十年代中出版的《中共名人錄》,也介紹陳毅「為人沉毅堅忍,外表莊重而長於肆應,為諸匪酋中一多才多藝人物,故在匪軍中有『儒將』之稱。」
所以,陳氏四兄妹在父母的影響下都十分刻意在提高自己的才學上下工夫。

陳毅對長子最寄厚望

陳毅夫婦在一九六二年四月十日給陳毅的大哥,重慶文史館研究員陳孟熙的信中說:「弟大兒陳昊蘇入科技大學已二年,學習進步。此子將來可望成器,老實穩重,能替小羊(陳小魯的小名)補功課。二兒丹淮入學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近有信來也算不錯,讓他當軍人,總以遠離為念。小羊肝炎休一年,近來好轉,今年下學期可望復學。此子不及大、二兒聰明,也許年幼之故,張茜教導甚嚴。姍姍耍心太大,由於年幼之故,張茜督導更嚴,近來有轉變。」
字裡行間可見陳毅對陳昊蘇寄予的厚望。據回憶錄記載,一九七一年底陳毅在彌留之際還唸唸不忘同前去看望他的王震商量陳昊蘇和陳丹淮的婚事。
打倒「四人幫」以後,陳昊蘇先後當選為全國第四、五、六屆的人大代表,擔任過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北京市豐臺區區委副書記等職務。一九八四年,出任北京市副市長,分管文化、藝術、教育、衛生。
在一九八七年十月召開的中共全國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上,第一次實行對黨的中央委員在大會主席團的候選人名單基礎上進行無記名投票和差額選舉。雖然中共高層對參加會議的黨代表們一再強調「個人服從組織,全黨服從中央」,但他們中的許多人還是珍惜了自己這點有限的「黨內民主權力」。結果,本來被定作政治局委員的鄧力群在中央委員的選舉中就被淘汰出局。
一個多月以後,北京市召開該市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事先決定在選舉方法上效法中共十三大。 在此之前,出於對當時群眾普遍反感「太子黨」的分析和考慮,陳昊蘇很知趣地不願自己的名字出現在北京市委委員的候選人名單上。於是他接受了中共中央組織部的「建議」,前往國家廣播電影電視部任副部長,主管電影。
據說薄一波的公子薄熙成也是出於同他一樣的考慮,向李錫銘和陳希同表示不參加第六屆北京市委常委的競選,寧可繼續「屈身」在北京市旅遊局局長的位子上。

從選舉的結果看,這兩位「太子黨」成員的明智之舉使他們免遭了一次仕途受挫的打擊。大會代表們果然是出於對中共高幹子女普遍高升的不滿,而使陳雲之子陳元在市委委員的差額選舉中名落孫山。
事後也有人分析說:當時的大會代表就是由於對候選人名單中有陳元而沒有陳昊蘇不滿,認為陳昊蘇在北京市工作期間給外界的印象比陳元要好,現在調任廣播電影電視部是「明升暗降」。所以,「雖然我們沒有權力選陳昊蘇,但有權力不選陳元」。
也有人說與會代表認為陳雲活著,他的兒子就要高升,陳毅死了,他的兒子就不能受重用是「人死茶涼」。所以要利用差額選舉的機會為陳昊蘇出口氣。

陳昊蘇像他的父親,「辮子一抓一把」

「文革」初期,陳毅曾對批判他的大學生說:「我陳毅,是維吾爾族姑娘,辮子多,不用費事,一抓一把。」
二十年後,陳昊蘇同他父親一樣被抓了思想右傾的辮子。
筆者從北京市委的工作人員口中聽說:陳昊蘇在擔任北京市副市長期間的思想表現和公眾形象都令李錫銘和陳希同不滿,說他思想上向右的方面走得太遠,公眾面前談吐過於隨便,舉止作派顯得太不穩重。
兩位北京市「父母官」對陳昊蘇的這番評價當然無從證實,但筆者的確親眼目睹過兩次陳昊蘇的公眾形象。
一九八五年十月,北京師範大學舉行慶祝教師節大會。因為當時任中共國務院總理的趙紫陽和何東昌、陳希同等幾十名政要親自出席,所以戒備森嚴。整個校園被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及北京師範大學保衛處層層設崗,唯恐領導的安全出了問題。
會前,政要們的專車魚貫進入校園,在辦公樓設防的北京師範大學保衛處的工作人員一是從沒有見過這麼大的陣勢,二是對領導人的面目認不全,所以見是從停在樓前的汽車裡鑽出來的人就拱手相讓,單單就攔了陳昊蘇。因為當時他乘坐的祗是一輛普通的桑塔納汽車,而且頭戴一頂法國貝蕾帽,手裡提溜著一隻傻瓜相機,邊走還邊吹著口哨。中國人習慣的領導當然不是這副形象。
大會開始後,所有政要都在主席台上嚴肅認真地體現著領導人的威嚴,唯有陳昊蘇沒有片刻安寧。一會走到鄧穎超面前擁抱他的鄧媽媽,一會又臺前串到臺後地照相。整個會場上就顯得他最忙。
就在這次大會上,趙紫陽如同二十多年前的陳毅一樣,高度評價了知識份子對國家的貢獻,並向人民教師鞠躬。
趙紫陽的表現與陳昊蘇的形象自然同身著中山服,不苟言笑地正襟危坐在主席台上的何東昌、陳希同等人形成了顯明的對比,給知識份子和大學生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第二次是在一九八八年。當時深圳市有關方面在深圳圖書館舉行了一個文化討論會,應邀在會上講話的陳昊蘇卻給人「過份嚴肅、一本正經」的印象,講話的內容也多是些陳詞濫調,令與會者大失所望。筆者當即改變了原計畫採訪他的念頭。但當時在場的《新觀察》主編戈揚卻對筆者說:「陳昊蘇今天講的還算比較『解放』。」
也許是在政治淡化的特區,人們已經不習慣任何政治說教。所以陳昊蘇那副在北京已經讓人覺得很「解放」的形象同樣表現在特區裡,仍還是給人一種「緊繃繃」的印象。
由此看來,陳昊蘇的所謂「自由化辮子」也只不過是對那些共產黨內極端左傾的保守分子而言,與真正的自由派分子相比,他的諸多言論還是比較保守。這正是所謂「體制內派」必然具備的特徵。
也正是這一點,「體制內派」的成員都是一時在黨內遭到貶抑,一時又為異議人士所不滿。可謂「兩頭不討好」。陳昊蘇似乎就是一個例證。

王蒙婉拒陳昊蘇進文化部

一九八七年中,中共中央組織部即開始考慮調陳昊蘇出北京市政府。先是準備將他調進當時還是由王蒙掌實權的文化部。但據說當中組部與國務院一位副秘書長向王蒙正式提起這件事時,遭到王蒙的婉拒。王蒙先是說「這個安排有點突然」,然後又強調:「我們文化部黨組已經正式向中央報了副部長人選,如果是陳昊蘇同志來,要和黨組成員通氣。」
幾天後,文化部黨組討論出了結果,先由王蒙和副部長高佔祥向中央匯報,希望中央不要安排陳昊蘇到文化部,理由是安排了陳昊蘇,文化部黨組自定的人選就無法落實,會產生不必要的意見分歧。再由於王蒙和趙紫陽的個人關係較好,隨後王蒙又以私人名義給趙去了電話,匯報了黨組意見,也談了個人看法。
王蒙講的大意是,陳昊蘇還沒有來,就已經在文化部內部引起了很大反應,希望中央能夠考慮文化部黨組的意見。
因為文化部抵制了中共中央這一人事安排,所以才決定將陳調到廣播電影電視部任副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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