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賓雁:王若水,中國悲劇的一章


王若水先生患肺癌,一九九四年就發現了。動手術,施化療,穩定下來。忽然,二○○一年發現癌細胞已經從淋巴腺侵入血液和骨骼。北京協和醫院已告束手無策。絕望已成為事實。但他又有了一個來美國治療的機會。

我在電話上告訴他:「那裡有世界最先進的醫療條件,那怕只把你的生命延長一、二年,一、二年之內攻癌醫術又會有新突破,那就會再延長一、二年......」若水也相信了這個話。那其實半是祈盼,半是安慰。  
 
他的樂觀騙了他自己,也騙了我們,他的知己。故此當聽到他一月九日凌晨突然與世長辭時,恍如雷擊,我和朱洪全呆了,老半天緩不過來。  
 
說王若水,無論如何繞不開「異化」這個題目,而「異化」又是那麼複雜的一個東西,用王若水自己的話來解釋便是:「人不是生而自由的。人能夠自由,這只是人的潛能。要實現它,須經過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人在獲得自由的過程中又會陷入新的不自由。一定的社會關係本來是使人的自由能夠實現的條件,卻有可能變成人的新的桎梏。這就是社會關係的異化。異化了的社會關係會成為反人性的東西。所以馬克思說,專制制度使人不成其為人。」(見《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這就是人的異化了。   
王若水既然生活在中共專制制度下,還是那個制度的貫徹者,他就不可能不受到異化。一九六二年,中共中央開始批判「蘇聯修正主義」,宣傳部副部長周揚決定寫一本小冊子,批判人道主義。他挑選了王若水、汝信、邢賁思等人組成一個寫作組,這些人當時都是反對人道主義的。但只有王若水認為「異化」不是一個唯心的概念,值得討論。二十年後,周揚和王若水變成人道主義者,成了邢賁思所反對的人物,汝信則本來和周揚、王若水站到一起,後來屈服於壓力,又公開檢討錯誤,反對人道主義了。這是一個歷史性變化,文化大革命促成的變化。周揚和王若水從異化過程中解脫出來,另兩位則沒有。   

周揚一九八三年為提出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而和王若水一道遭難,並因而抑鬱病死,表明異化理論之爭,竟劇烈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因為中共內部勢力敏銳地感覺到,把人放到甚麼位置,「人(的生命,自由,幸福和發展)大?還是黨大?」是關係到他們所堅持的那種馬克思主義的生命線,決不能後退一步。   

一些老黨員,執行毛澤東路線幾十年之久,並已屬於特權階層的最高層,何以會幡然悔悟?而另一些人牽涉不深,既得利益也不那麼多,卻死死抱住舊教條、舊勢力不放,對精神奴役甘之若飴?重要原因潛在於本人的個性深處。王若水是一個鮮明的例子。

被毛賞識,又被毛拋棄   

五十年代初,毛澤東就發現了王若水。二十七歲的王若水在一篇批判胡適的文章裡寫道,批判胡適,是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必然結果。毛澤東說他受到啟發。後來王若水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哲學散文《桌子的哲學》,毛評價很高,使若水的名聲傳遍新聞理論界。據胡喬木透露,在毛對鄧拓主持《人民日報》工作極為不滿,決定換馬時,他曾有意要王若水接任,說:「以後誰的文章寫得好,就叫誰當總編輯!」假如王若水像姚文元那樣湊上去,他一九五七年就會是中國的布哈林了。可是若水對於權位無動於衷,寧願繼續當個編輯。   

投入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運動,他是積極的;但沒有呼風喚雨,沒有害人。一九六六年參加文革,他也很積極,卻已經不是追隨毛的號召,而是另有所圖了。像其它有識者那樣,他覺得那是一次扭轉中國政治、社會危機的機會。文革使他看到了一個黨、一個社會的異化和人的異化是多麼可怕。一九七一年林彪暴死,他覺得一個轉機出現了。但他發覺四人幫無意批判林彪所代表的極左路線,而是要批所謂「形左實右」,便寫信給毛澤東,提出應該藉此機會狠批極左。毛不悅,批了幾個字:寫信人是《桌子的哲學》的作者,但看來此人也不高明。他被召去人民大會堂,政治局正在開會。周恩來讓他坐到身旁。江青手裡拿著那封信的原件,板著面孔,說他「企圖分裂黨中央!」周恩來面無表情。若水明白這「分裂」是何所指了。回到報社,就是輪番批鬥。此時他本已進入「看大樣小組」,相當於副總編輯。那個小組的另一成員,因毛澤東一語走紅的李希凡,這時又從背後捅了王若水一刀。結果一擼到底,背著行李去農場勞動改造了。
來自人民日報和家庭的雙重壓力   

我認識若水,已是一九七九年年底我進入《人民日報》之時。那時正當《人民日報》黃金時代的頂峰,作為主管思想理論文藝的副總編輯,他已經向左派發動了幾次進攻。李洪林關於四項基本原則的四篇文章,是要把胡喬木起草的鄧小平講話裡那幾條原則扭回來,發了三篇後,就發不出來了。發了郭羅基推動政治改革的幾篇文章,下場是鄧兩次下令他必須離開北京。後人很難想像,胡績偉和王若水需要多硬的腦殼,頂住來自上、中、下的壓力,才能把那張報紙辦成一座名副其實的思想燈塔。胡耀邦要為右派徹底平反,不但汪東興反對,各級主持反右和踩著右派上來的幹部,多數也反對。紅頭文件裡不能明說,《人民日報》憑著它「黨中央喉舌」的地位,發了兩條消息(公安部和中央黨校給右派全平了反)一下就把全國基本打通了。胡耀邦的支持當然不可少,但是他本人那個位子就一直未坐穩過。後來的事實證明,對於他需要保護的人,胡雖盡了大力,卻不幸一個也未能保住。一九八一年批白樺,本意是要發動一場新的反右派運動。《人民日報》自始至終頂住,隻字不發,對於阻止那場陰謀是起了作用的。然而那要胡績偉、秦川和王若水有決心犧牲不僅一個烏紗帽才行。個人在歷史上能起多大作用,那幾年在那張報紙上是表現得再充分不過了。

像所有哲學家一樣,王若水有點內向。其實他沒有一點傲氣。我時常覺得他似乎有幾分憂鬱。從陳雲、胡喬木和鄧力群那邊打來的電話每天不斷,文章或報導讀者越是歡迎,電話裡的訓斥和質問越是嚴厲,至少半數是衝著王若水來的。這還不夠。一九七九年春,他偶然走過群眾工作部門外,裡面正在接待已遭取締的民主牆一家民間刊物的幾位編輯。他被叫了進去,坐下來,總不免要說幾句慰勉的話。誰知那幾人中就有一個偽裝的特務。錄了音,立即送往公安部,從此王若水就被立了案,「勾結地下組織」,就是「通敵」了。權威方面出面解說都無效,黑鍋一直背到底。後院也著了火:他當電影演員的妻子早就把自己二十幾年只演了一部電影歸咎於王若水文革期間連累了她,現在又覺得丈夫對她冷淡了,猜疑他必有新歡,於是就開始長期偵探和誣陷。先報告他反對毛澤東的言行,背後出主意的人指點她,現在反毛已經不算回事了,要反鄧才行,於是王若水的帳面上就出現反對鄧小平的言行了。後來總算離了婚。可是情猶未了,妻子還要收買女兒搜查若水的抽屜和郵件。

被偽君子胡喬木鄧力群所害   

和若水有三十餘年密切交往的李春光先生,把若水性格的特點歸結為:誠實善良,聰明勤奮。誠實而正直,善良而愛人,不公不正、殘忍卑鄙才會刺痛他的心,引起比常人更大的厭惡和憤慨。而追求真理的執著,又驅走了對於權威名利的慾念。胡喬木是一個偽君子。一九七五年鄧小平復出,啟用胡喬木,委他起草後來成為批鄧重點的三個文件之一。批鄧期間,胡全家人都反對,他還是偷偷送走了出賣鄧小平的信。鄧力群,到一九七九年「四項基本原則」提出為止,他都是最激進的改革派,後來一夜之間變成保守派旗手。一九八三年,這兩人抓住周揚在紀念馬克思大會上的報告攻擊周揚和王若水(王執筆寫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部分),說「現在講人道主義,是甚麼目的?若是批判文化大革命,現在沒有文化大革命了。這是暗示我們的社會主義沒有人道。」   

「清污」高潮中,十月三十日,鄧力群滿面紅光、胡喬木面色蒼白地走進《人民日報》社黨員大會會場,勝利地宣告接受胡績偉的辭呈和撤掉王若水副總編輯職務。我坐在聽眾席上默默地想,是甚麼東西把這四個共產黨員分為兩派呢?胡喬木和鄧力群絕不是不能理解人道主義和異化論的人,時間和空間稍微改變,他們會說出全然相反的意見。區別顯然不在於觀點。把胡績偉、王若水和胡喬木、鄧力群劃入真假馬克思主義兩個陣營的,是他們不同的靈魂。一九八七年,不敢經過黨支部討論,由中紀委通知報社勸王若水退黨。王不從,抗議違反黨章,便予以除名。   

王若水一無所失,反倒獲得了知識界和讀者的極大同情。他「無官一身輕」,每天在大院裡打兩回太極拳,就埋頭讀書,寫作。但是他的文章不准發表,書不許出。不過他也不急。又把德文拾起來,時間更不夠用了。他的作品時常出現在海外刊物上。他寫道:「官方認為我是馬克思主義的異端而加以批判;海外又有人因為我仍然講馬克思主義而覺得奇怪;這些我都不在乎。」

適于思想家生長的環境已不存在   

一九九四年,癌症向他襲來。在一九九七年的來信中,他寫道:「我在去年動手術一週後,胸部劇烈疼痛,疼得滿床打滾,疼出一身冷汗,疼得死去活來。整整折騰了半個月,醫生也擔起心來。那時,腦子裡忽然想,這好比我在受刑,坐老虎凳甚麼的,看看你經不經得起考驗。當然,我覺得喊叫是可以的,但我覺得我還能挺得住,不招供,並為此感到自豪。  
 
「但不久前,我和幾個年輕人吃飯,不知怎麼談到了坐牢問題,一個女士脫口而出地說:『假如被捕了,我第一個叛變!』輕鬆自若,不加思索,令我吃驚......我看過電影《北京雜種》,實在看不下去。我也看過王朔和姜文的《陽光燦爛的日子》,也覺得無法忍受,但它上座率很高。  
 
「(美國人)也許認為,譴責中國政府漠視人權,是對中國人的幫助,但我恐怕大多數中國人不領這個情......他們也不關心(人權的事)。這種情況令我們這種人沮喪,但這是事實。老實說現在中國老百姓的關心集中在一個字是「錢」......如果說自由,那麼他們最需要的是賺錢的自由,而現在他們的這種自由比過去多多了。」若水畢竟是哲學家,他並不一味譴責,而是看到這些都是個過程,還會變的,也有好的一面,比如文化的多元化。但是,那些人,不是平民百姓而是知識「精英」,「連啟蒙時期的價值如理想、崇高等等,都一律拋棄了」,他還是耿耿於懷。  
 
那麼《人民日報》怎麼樣了呢?他告訴我,在報社辦的多家公司賠了幾十億元的情況下,居然又造起一棟多層大廈作編輯部。大院裡停著編輯記者的八百多輛私人轎車。而報紙的銷路,儘管層層攤派,現在也不過一百多萬份,不到他和胡績偉時代的五分之一。
  
在那棟大廈裡,還會出現王若水這樣的思想家嗎?縱使有上一個,他會成長為康德和黑格爾式的大師嗎?欠缺的不僅僅是自由。哲學家還需要陪伴他一起思考的民族。一九七一至一九八三中國曾出現過一個適宜于思想家生長的時代。不幸和王若水一起消逝了。江澤民正在以不同於毛澤東的方式扼殺這個民族的創造力和思維興趣。國家大劇院是造得起來的,但他們造不出一個易卜生,甚至也出不來第二個曹禺。怎麼辦?上演《上海寶貝》吧!   

然而王若水卻還在辛勤勞作。他的計算機鍵盤是在入院搶救前一刻才沉默的,他還要在病床上向妻子馮媛口述他最後一部著作未完成部分的要點。   
若水,別了,你慢慢走啊。你是問心無愧的。你的思想你的文字將照亮中國人的道路;你瘦弱的肩膀將會給後來者一個更高的立足點。你只能作到這樣;這不怪你。  
          
二○○二年一月十九日

(開放)
(劉賓雁 2/6/2002 0:51)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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