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的精神控制

獲悉韋君宜女士逝世的消息，筆者再一次打開那本並不厚重的《思痛錄》，腦海裡一再閃現的是被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一再重複的一個字眼：「精神控制」。《思痛錄》之所以稱得上是「二十世紀中國精神化石」，就在於它最大限度地真實記錄了韋君宜本人所親歷的一個輪迴接一個輪迴的中國特色的精神控制與精神虐殺。這種精神控制與精神虐殺的登峰造極，並不是1966年發生的文化大革命，而是發生於1942年的號稱「搶救失足者」的延安整風運動甚至於更早。關於「搶救失足者」，韋君宜寫道：

「我們工作的綏德地委也掀起了運動。一開始，是聽每一個幹部在大家面前背自己的歷史，人們聽著。他講一段，別人就提問一段『問題』。判斷他在什麼樣的情況下一定會當特務。……天真的我們，還以爲這是地委幾個人幹的，楊述跑到延安去上訴。後來才知道，原來延安的情況比綏德更厲害。我們多年相知的一些朋友都被打進去了。四川省委書記鄒鳳平被迫自殺。魯藝有一位藝術家全家自焚。除了『四川偽黨』還有個『河南偽黨』。除到處開會鬥爭和關押人之外，還公然辦了一個報紙，叫《實話報》，上面專門登載這一些謊話。有一個和我同路來延安的河南女孩子叫李諾，被公布在這張報紙上，簡直把她說成了特務兼妓女。……」

由中共人士一手操縱的集團性、運動性的精神控制，當時並不僅僅限於革命聖地延安，而是遍及中國各地。路翎完成出版於1948年的史詩性巨著《財主底兒女們》中，最具文學價值和文獻價值的所在，就是中共人士對於像主人翁蔣純祖那樣追求進步的抗戰青年的精神控制與精神虐殺：

「在這個演劇隊底內部，有一個影響最大的帶著權威底神秘的色彩的小的集團存在著。這個小集團底領袖顯然就是劇隊底負責人王穎；……這個集團常常對某一個人突然地採取一種態度：對這個人，他們原來是很淡漠的，但在某一天，他們以一致的態度，包圍了這個人，說著類似的話，指摘著同樣的缺點，使這個人陷到極大的惶恐裡去……」

與韋君宜的《思痛錄》相印證，另一位女性作家楊絳，在自傳性文本《干校六記》與《丙午丁未年紀事（烏雲與金邊）》中，對於自己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親身經歷的精神強暴和靈魂虐殺，也有過十分真切的記錄與控訴：她先是被「揪出來」掛牌認罪掃廁所；接著是挨打受罰剃「陰陽頭」；再接著是戴高帽子掛牌「遊街」；後來乾脆是下放農村，接受同爲弱勢人群的貧下中農的再改造、再教育。然而，這一切的一切所換來的最終結果，是認同並堅守著本能人性和人性本能的楊絳，對於精神虐殺者和精神控制者的全盤落空與徹底失敗的毫不含糊的表白與宣告：「我自己明白：改造十多年，再加上干校兩年，且別說人人企求的進步我沒有取得，就連自己這份私心，也沒有減少。我還依然是故我」。

極其難能可貴的是，楊絳女士憑著自己「靈動皎潔、清光照人」的博愛慧心，於烏雲蔽天的政治黑暗中發現了人世間僅有的一點人性的美好與輝煌：

「我不能像莎士比亞《暴風雨》裡的米蘭達，驚呼『人類多美呀。啊，美麗的新世界……！』我卻見到了好個新奇的世界。」

在楊絳所發現的「好個新奇的世界」裡，有樂於助人的「送煤的老田」，有「公然護著我」的「大娘」，有發還譯稿的「學習組長」，有「難而又難的難友」，有「披著狼皮的羊」……這一切的一切合在一處，就是原本就擅長於在既存社會與既有人生的侷限與殘缺中發現與升華人道的追求和人性的美好的楊絳，在文革時期對於「烏雲的金邊」的有所發現；以及在重新獲得寫作自由與幽默心態的後文革時期裡，對於「烏雲的金邊」的從容繪寫：「烏雲蔽天的歲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記憶裡不易磨滅的，倒是那一道含蘊著光和熱的金邊」。

在哀悼韋君宜女士逝世的同時，筆者更爲珍重的還是對於楊絳老人和她所見到的「好個新奇的世界」的真誠祝福！筆者更爲痛心的，則是對於中國特色的精神控制與精神虐殺在中國本土的陰魂不散和隨時隨地的捲土重來！

2002/1/31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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