剝奪飯碗與精神洗劫

剛出版的《民主中國》五月號發表了劉曉波的文章，全文如下／從３月１日開始，在國企職工失業率高達４０％的中國重工業基地東北，大慶、遼陽和撫順先後爆發了大規模工潮。此次工潮的組織程度之高、參與人數之多、持續時間之長，在中共執政的歷史上實屬罕見。工人們成立了自己的臨時工會，推選出與官方談判的代表，三地工潮的參加人數高達十萬多人，而且已經持續了近一個月。遼陽的工潮在地方當局的威脅和收買之下基本平息，但是大慶的工潮仍在繼續。同時。北京、四川、新疆、河北、貴州等地也先後出現規模不等的工潮。工人們示威請願的核心訴求是要飯碗、要公正、要求懲治腐敗。

失業者之所以得不到起碼的公正補償，日益懸殊的貧富兩極分化之所以愈演愈烈，有些失業者已經窘迫到難以養家戶口和維持溫飽的程度，根本原因在於：制度造成了政治權利的絕對不平等，以及由此帶來的普遍腐敗和「損不足而奉有餘」式分配方式。

一、跌到最低溫飽訴求

　　在八十年代的中國，有過兩次大規模的群體示威運動，即１９８６年底的學潮和八九運動，後者持續了一個半月，形成了極為廣泛的社會動員，其聲勢浩大的連鎖效應遍及全國多數城鎮，運動高潮時期，有的地方政府的主要官員全部躲了起來，把市委市政府大院讓給了學生，如四川的涪陵地區。但是，參與八九運動的社會各階層，只有運動的主體大學生和知識份子是有組織有明確政治訴求的，而且他們的主要訴求是道義性的針對現行體制的政治性訴，具有濃郁的理想主義色彩，與既得利益（飯碗）無關。正是這種超越特定利益階層以及單純功利主義的道義之舉，才會形成廣泛的動員，贏得熱烈的支持，甚至當時的受益階層（民營業主及個體戶）也深深地捲入。

　　儘管運動後期出現過「工自聯」和「市民聯合會」等組織，但這些組織只有很少的骨幹分子，對整個工人階層並沒有形成真正的動員，工人參與運動，大都只是以市民的分散方式捲入，主要出於旁觀、同情和隨大流，其中也不乏看熱鬧的人。戒嚴之後，市民基於單純正義感的參與大幅度上升，也因此付出了慘重的生命代價，也還是在學生組織下的參與，並沒有形成自己的組織和自身的利益訴求。

　　到了９０年代的中後期，城市中發生的抗議、示威、請願等群體行為遠比八十年代頻繁，相比之下，示威請願的階層比較單一，主要是利益受損的弱勢群體（受益階層基本無動於衷），再也見不到知識份子和大學生的影子，抗議活動的主體變成了失業、下崗和離退休職工。示威請願的目標不再是針對現行體制的抽象政治訴求－－要自由、要民主、平反冤案、反對官倒，而是經濟訴求－－實實在在的溫飽利益。工潮即便提出反腐敗的政治訴求，也是基於具體利益的嚴重受損，而非道義上的抽象的自由民主。

　　換言之，對於弱勢群體來說，現存體制對人權的首要剝奪，不是政治、信仰、言論等人權，而是直接威脅到他們的切身利益的生存權和發展權，這對中共一直標榜的「人權首先是溫飽」，具有很強的反諷意味，所謂「生存權」、「發展權」，一向是中共政權據以反駁國際社會對中國人權狀況批評的法寶，此次東北工人的大規模示威請願活動，向中共政權提出的人權訴求，恰恰就是生存權和發展權，而這，從另一個側面證明，即便是中共引以為傲的「生存權」和「發展權」的改善，也有很大的水份。

二、兩級分化的根源是政治權利不平等

　　８０年代到９０年代的巨大變化，原因在於整個改革時代，全社會各階層普遍受益的時間很短，而隨著具有特權的強勢利益集團的形成和高速膨脹，利益分化便向著惡性的兩極分化狂奔－－由改革之初的普遍受益轉變為改革中後期的極少數人的受益且受益者所得過於豐厚，而大多數人的利益受損且損失過於嚴重。為改革付出最大代價的，無疑是佔人口總數８０％以上的弱勢群體，第一是農民，第二是城鎮職工。

　　對於六四之後的中共政權來說，社會穩定成為壓倒一切的首要目標，政績成為合法性的主要來源，１９９２年重新啟動經濟改革之後的十年中，政權維持穩定的最大資本就是經濟的高增長。其間，為了應對９７年亞洲金融危機，當局瘋狂地追求經濟高增長，所有的社會資源都被用來支持「保七爭八」的增長率：積極的財政政策（國債和赤字）、集權的新稅制、穩定的貨幣政策、開放資本市場以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以更優惠政策吸引外資和擴大出口、提高工資以刺激內需（甚至到了用延長休假日來鼓勵旅遊消費）、實施債轉股和大肆剝離不良資產來拯救國有企業、甚至不惜依靠虛假的統計數字……在現行政治體制基本不變的前提下，這種近乎病態的追求經濟高增長，必然導致稀有資源一邊倒地向發達地區和強勢集團傾斜，為大小權貴們瘋狂地進行強盜式私有化敞開了大門。正是在追求宏觀高增長和微觀權貴私有化的雙重瘋狂中，新一輪的利益再分配造成了巨大的社會不公，錦上添花過度而雪中送炭嚴重不足。

　　最大的受益者當然是大大小小的權貴家族，其次的受益者是私營老闆，再次的受益者是白領階層和知識群體－－儘管不過是權貴們恩賜的殘羹剩飯，而城市工人特別是國企工人，成為僅次於農民的最大受損者：工人們與國家的管理者階層相比，在政治資源上更處於毫無權利的地位；與老闆及專業白領階層相比，在經濟資源上處於弱勢；與知識階層相比，在文化資源上又是弱者；而那些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資源佔有上處於優勢地位的群體，又可以把自身的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利益，特別是在對極為稀缺的公共權力資源的佔用上具有絕對優勢的官僚階層，不但可以通過合法的壟斷特權，還可以通過幾乎是為所欲為的非法的權力尋租，換取經濟上的暴富和社會名譽。中國特色的分配不公，首先在於政治權利分配的不平等，其嚴重程度乃為天壤之別：一方全有而另一方全無，所謂有權就有一切而無權便一無所有。這是其他方面不平等的主要根源。

　　更不公正的是，在中共體制下，任何受到不公正對待的個人和群體，皆要遭受二次掠奪－－第一次是對有形的權利、生命和財產的剝奪，第二次是話語壟斷對受害者的知情權、申訴權和解釋權的剝奪。被炸的血肉橫飛的芳林村小學生如此，被鎮壓的法輪功信徒和異己人士如此，被整肅的媒體和新聞從業者如此，被剝奪的廣大弱勢群體亦如此！

三、欺騙性的「改革代價論」

　　正是第一次經濟剝奪的不公正，導致第二次剝奪，否則就不是「專政」了。官方控制著所有的主要媒體，一方面剝奪民眾的知情權－－首先對國有資產的瓜分完全黑箱運作，不讓國企工人知道內情，其次是嚴密封鎖弱勢群體為了飯碗和公正而示威請願的抗議活動，不讓社會知道真實情況；另一方面，在輿論上一手遮天，在剝奪了弱勢群體能夠公開合法表達利益訴求的權利的同時，利用黨的喉舌、御用經濟學家和知名老闆大造輿論，用偽改革、偽市場化理論欺騙弱勢群體，掩蓋政治權利不平等導致的財富分配兩極分化，為權貴集團辯護，維持政權穩定。

　　為了安撫承擔巨大代價的工人階級，中共官方用一套頗具欺騙性的「改革代價論」來說服民眾，標準的說辭是：改革使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綜合國力和民眾生活水平幾年一翻番，創造了中國經濟在世界普遍不景氣之中一支獨秀的奇蹟，但是世界上沒有白吃的午餐，如此巨大的成就是要付出一定代價的，即為了經濟高增長，就必須保證國有資產的安全和保值增值，所以進行剝離不良資產的企業重組就成了國企改革的重頭戲，首先被作為「不良資產」剝離是普通工人，他們付出如此代價是為了國家和民眾的長遠利益。

　　那些高喊「經濟學不講道德」、「經濟學家必須保持中立」的主流經濟學家，用舶來的「交易成本論」為權力尋租辯護，通常的說辭是：中國的經濟體制正在從計畫向市場轉化，市場經濟的好處是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更合理地配置資源，但是由於中國的特殊國情，在經濟轉型過程中的權錢交易的腐敗是不可避免的，社會用經濟資源交換政府手中的權力資源，以推進市場化進程，因而，權錢交易是社會必須為之付出的交易成本，而且是完成經濟轉型的成本最小代價最低的方式，由此造成的分配不公實在是無奈的選擇。為了加強說服力，他們經常拿蘇東改革作對比，以惡意誇大「公共選擇式」改革的代價來凸現中國的「交易成本式」改革的成功，似乎除了容忍權力市場化的腐敗之外，中國人別無選擇。

　　先富起來的老闆階層和公司白領們，更以在市場的經濟競爭中怎樣求生存求發展的親身經歷，來說明現在的大面積失業是市場化和私有化的題中應有之意，不值得大驚小怪。

　　為了在競爭日益激烈的市場上立足，企業的管理者就要全力降低成本，裁員正是降低成本的通常手段之一。失業者作為競爭中的出局者，實乃「適者生存法則」之必然，要怪只能怪自己的無能，而與體制的合理與否、競爭的平等與否、再分配的公正與否，完全無關。

　　當局在為「改革代價論」大造輿論的同時，還動用一切政治思想工作的手段和宣傳技巧，向改革代價的最大承擔者灌輸正統的道德高調：「工人階級作為領導階級，應該具有無私奉獻的胸懷，主動為黨為國分憂解難」，其潛台詞是：只有把失業下崗當作無私奉獻而毫無怨言的職工，才配擁有「領導階級」的光榮稱號。一方面，官方運用樹典型的傳統手法進行灌輸，製造或挑選了一些下崗再就業的「成功」典型，開表彰大會，做巡迴報告，最高規格的表彰和報告會當然是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另一方面，又利用現傳媒特別是影像傳媒，進行寓教於樂的灌輸，主流媒體播出的關於國企改革和下崗職工的電視劇，無一不是「改革代價論」和「為黨為國分憂論」的圖解，而且，隨著重量級作家和名演員的加盟，其意識形態灌輸的技巧也日臻純熟，故事和人物越來越生活化平民化。這些電視劇的主人翁，無不具有善良勤勞、忍辱負重、自強不息的品質，無不體諒國家和領導的難處，忍受社會的白眼和親人的不理解，毫無怨言地擔負起下崗後的沈重生活，並通過政府的幫助和自己的努力二次創業，最後，不但自己過上了自食其力的幸福生活，還要幹出一番事業，幫助其他下崗的人再就業，把為黨為國分憂解難落實到成功的再就業實踐中。收視率極高的《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最為典型。

　　現行體制在從物質上第一次劫掠了弱勢群體、使之在生活上朝不保夕之後，又對他們實施第二次精神洗劫，使之喪失為自己正當權益奮起抗爭的意志，這樣的意識形態灌輸與精神鴉片，已無異於無賴的狡辯－－強迫人們碰到劫匪不但不要反抗，反而應該體諒劫匪的難處，主動把財物獻出，以顯示道德上的高尚，等待劫匪的表彰。

四、驚人腐敗揮霍下的高失業和低保障

　　直到今年初，中共當局還在宣稱城鎮失業率為３％左右，而在兩會結束不久的３月２７日，官方機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報告也不得不承認，中國城市失業率在１０％左右，已經對社會穩定構成嚴重威脅。研究就業和社會保障的經濟學家馮蘭瑞提供的一組數字遠遠高於１０％：「九五」期間，城鎮新增長的勞動力五千四百萬人，同期僅能安排三千八百萬人就業，倘有一千六百萬人失業；國有企業再產生一千五百萬至二千萬的失業大軍，共計就有三千多萬人失去工作崗位，失業率在１５％左右。而且，農村剩餘的近２億閑置人口，將有大量勞力向城市流動，而被毛澤東時代的體制優惠慣壞了的城裡人，常常為了面子，不願意幹那些又累又髒的「低賤活」，比如，現在城市裡的建築行業的主要體力勞力，基本被進城的農民工包攬，這就又對城市人的就業構成強有力的競爭。

　　同時，舊體制下由國家全包的福利制度的逐漸廢除，新的社會保障體系又沒有同步建立，更令工人階級的處境雪上加霜。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統計數字顯示，目前中國的社會保障體制的殘缺令人震驚：三分之一以上的職工沒有參加失業保險和基本養老保險，三分之二以上沒有參加基本醫療保險；而且，社會保障金總量嚴重不足，即便參加了這些社會保險的大多數人，也領取不到足額保障金，失業者人均領取的救濟金還很低，不足以維持基本生活，還有４０％以上的失業者領不到救濟金，醫療費也無法全部報銷或分文不報。在失業補償嚴重不足和社會保障極不完善的現存體制中，城市失業職工必然成為國企改革的最大受害者。

　　最近朱鎔基表示要加大國家財政對社會保障的投入，咬牙才拿出４６億，而社科院的調研報告指出，僅養老金一項，資金缺口以每年一百億的速度攀升，１９９８年的缺口一百多億元，１９９９年增加到２００多億元，２０００年增加到三百多億元。加之中國農村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上是空白，使社會保障問題成為對中共政權的嚴重挑戰。

　　造成這種畸形社會分配不公現狀的主要原因，不是對國企的市場化改革本身，更不是公平的自由競爭所致，而是在國企改革過程中的政權操控、驚人腐敗和巨大浪費，是沒有起碼社會公正可言的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所為。這樣的兩極分化，在道義上沒有任何可以辯護的理由。

　　首先是現存體制下的非法腐敗：一邊是主人翁地位的喪失和生活水平的相對大幅度下降的失業大軍，一邊是大量的令人震驚的官僚腐敗：破產和負債的企業的法人們卻一個個腦滿肥腸，「窮廟富方丈」的現象觸目皆是；貪污、受賄、挪用、瀆職、揮霍和轉移資產，所吞噬的財富已經佔到國民生產總值的２０％以上。中共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證實說：１２９０家大中型國有企業中三分之二帳目不準確，不能真實反應它們的財務狀況和業績，壞賬高達７４３．２億元人民幣，佔其總資產的１１％；國家資產損失高達２２８．８億元，佔其總資產的３．４％，兩項相加近一百億元，而現在國家財政監管的各類社會保障基金才６２０億。記住，這僅僅是官方的數字，黑箱後面的金錢黑洞誰也看不見。

五、制度性的合法腐敗

　　一邊是社會弱勢群體的不斷擴大、他們的相對生活水平持續下降和貧困地區的愈發貧困；另一方面是政權本身的極度揮霍和浪費。首先，日益龐大黨政官僚機構所佔用的民間資源越來越多，三十個百姓就要養一個官；納稅人不僅要養活黨政兩套系統，養活中共中央各部委和國務院各部委不算，還要養活工、青、婦甚至各種號稱民辦的協會（如文聯、作協等），最莫名其妙的還要養活八個民主黨派。僅僅養活這個龐大的官僚集團，中國的社會資源就已不堪重負。朱鎔基下了大決心精簡機構，也由於制度障礙而只能虎頭蛇尾。

　　其次是不合理的制度所造成的高昂決策成本，特別是獨斷的高層領導人個人偏好所造成的決策失誤，致使好大喜功的政績工程、錦上添花的揮霍浪費和重複建設的無效投資，比比皆是。政府不惜用驚人的財政赤字來大面積投入大工程、提高軍費和提高在職公務員工資。朱鎔基作為政績炫耀的２．５萬億的基礎建設投資，有多少屬於好大喜功的錦上添花和揮霍浪費，又有多少屬於豆腐渣工程，百姓並不知情，但是我們知道，強行上馬的三峽工程、５０年大慶的巨額開支、主席工程的中華世紀壇和正在興建的國家大劇院，將揮霍多少民脂民膏！

　　連年的軍費高增加，今年又增長１７．７％，達到一千六百多億人民幣，加上隱形的軍費開支，甚至突破六千億元；連續四次為公務員加薪，增幅已經翻番。

　　今年兩會，從中共高層到兩會代表，紛紛表態要拿出切實的辦法改善弱勢群體的處境。朱鎔基首次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使用「弱勢群體」一詞，兩會的前１０號提案皆與弱勢群體有關，《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書在兩會上熱銷，關注農民和城鎮弱勢群體也成為新聞輿論的一時焦點。但是，關懷社會弱勢群體的承諾大都是無力兌現的空頭支票，而那些錦上添花和揮霍浪費則是實實在在的巨額財富。

　　朱鎔基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宣布財政赤字高達３０００多億，香港《信報》稱其為「赤字總理」，他還老大不高興地堅決否認。但３０００多億還只是明面上的數字，黑箱後面的赤字是誰也說不准的天文數字。應該納入隱形赤字之內的國有銀行不良貸款、股市泡沫、國有企業虧損及社會保障基金的缺口等，皆不在政府公布的債務之內。

　　朱鎔基說，財政赤字只佔ＧＤＰ的３％，而有研究表明，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可能使政府債務佔ＧＤＰ總額的比重提高到７０％，這些壞賬造成的潛在金融風險大都由老百姓儲蓄來承擔。社會養老基金的債務，國務院體改辦《養老保險隱性債務精算》課題組進行測算高達１．２萬億元，世界銀行報告的測算是１．９萬億元（１９９４年），相當於當年ＧＤＰ的５０％；中國勞動與社會保障部社保所測算的債務大約為３．４萬億元（１９９７年現值），相當於當年ＧＤＰ的５８％；美國學者林雙林測算在３０５１２億元至４５７６８億元之間。

　　這一切，不僅是在侵吞和揮霍當下的社會資源，更是實實在在地提前揮霍民眾、國家和民族的未來。

　　現在的改革對弱勢群體來說，只意味著讓那些僅佔總人口不到５％的權貴階層、私營業主、高級白領和知識精英們先富起來，並腦滿腸肥、揮金如土，而弱勢群體則是鐵飯碗、社會地位和福利保障的全部喪失。綜合多家民意調查機構對市民的入戶問卷調查的結果，４０項熱點中，民眾關注度排在第一的社會問題，是如何懲治腐敗，關注度高達８５．４％，而對排在第二位的發展經濟的關注度僅為５６．７％，兩者差距近３０個百分點。這種對反腐敗的高度關注，說明瞭民眾對社會公正的渴望和對現存秩序的強烈不滿。那些自認為把一生都奉獻給了黨和國家的人，原以為一輩子都可以作為「領導階級」捧著鐵飯碗的人們，卻被黨和國家一下子拋入沒人管的絕望境地－－社會沒地位、家中沒溫飽，必然導致生活上和心理上的雙重失衡，怎麼能不激起民眾的強烈不滿？怎麼能不引發弱勢群體的示威請願活動？

　　於是，上訪、請願、遊行等抗議活動在全國城鎮愈演愈烈，僅２０００年１０月下旬以來至１１月中旬，大陸１５５個地區，共發生了８１５０多宗遊行、示威、請願事件。從１９９８年開始，平均每年發生具有一定規模的勞工抗議事件十萬起以上。而且，由於各級政府機構的合併、精簡（１９９９年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就分流四百多萬人），使這種抗議活動已經超出了工人和農民的階層，擴大到被精簡下來的黨政幹部群體。在被迫下崗或失業的困境中，在拖欠甚至想賴掉退休金、養老金和醫療保障金成為普遍現象的情況下，昔日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居然成了同一戰壕的戰友，彼此之間第一次有了心心相印的平等感覺。據報導，有２１個省（區）、直轄市屬下的黨政機關部門，發生了５３０多宗集體罷工、請願、赴京上訪事件。眾多黨政機關幹部走上街頭在中共執政後實屬首次。

　　下崗的黨政幹部加入自發抗議行列的現象，又從另一個側面證明，在自利意識覺醒的時代，利益是人的行為的第一驅動力，任何黨紀黨風的教育和約束、什麼「以德治國」方針、御用德育教授們提倡的「奉獻美德」，皆無法與利益驅動相比，縱然說得天花亂墜，只要個人利益受到不公正的損害，一切說教皆不起作用。因為「以德治國」的前提是利益分配的公正，在一個沒有起碼公正的社會中，制度性的缺德狀態決不會有根本改變，不根治制度性的分配不公，什麼都治不了「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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