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算文革血債，北京秘密槍決17公安警察

☉女犯、夜半歌聲

　　一九六八年八、九月份，我從北京看守所的「Ｋ字樓」搬到了五角樓。

　　在這個時候，在我們樓下的牢房裡有個女犯不斷的喊口號：「打倒野心家，保衛毛主席！」或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

　　為這她沒少挨打。聽聲音就知道：不一會兒還給她套上膠皮防毒面具，那東西不能戴得太久，一會兒就憋得喘不出氣了。剛給她摘下來，她又喊：「真理是不可戰勝的，野心家爬得再高，總有一天會被戳穿。」「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

　　她又被折騰、毒打，每天都是這樣。有時候，半夜裡看守都折騰累了，跟她同屋住的犯人也沒勁再打她了。這時，她就小聲的唱歌。有時會唱很久，直到哪個打手緩過勁來，再接著收拾她。她唱許多俄羅斯名歌，也唱《我們是民主青年》、《酸棗刺》、《行軍小唱》等中國歌曲。至今我還記得她那遠去的歌聲：

　　　　「戰士們的心哪，戰士們的心在跳……」

　　當時和我關一個牢房的是外交部的劉煥棟（信使）、李蘭平（機要員），小李是四川的高幹子弟，在揪鬥陳毅元帥的時候，小李在後臺負責看守他。陳老總還和他聊了聊天，好像和他爸爸還認識……。

　　有天晚上，那女犯又唱起歌來，我悄悄地問小李：你猜她是什麼人？小李說：肯定是幹部子弟，或者是個幹部家屬。一般的人不會說這樣的話，唱這樣的歌。我說：這咱們早就這樣討論過，我是讓你猜她是誰？

　　他想了想，說：現在抓了那麼多人，咱們怎麼猜啊？我說：會不會是孫維世？

　　人們都聽說她讓江青給抓起來了。小李想了想說：「不會吧，如果是她，應該關到更高級的地方。」他是指她至少得關到秦城。當時我想他說的也有道理。

　　十年以後，我剛從監獄放出來，就去上海看受我連累也關進監獄十年的鄭安磐，他父親是劇作家鄭沙梅先生，三十年代在上海左翼作家聯盟活動的時候，認識張春橋和江青。我們被抓的時候，鄭老先生已經被專案組抓起來了。所以抓鄭安磐的目的也是要讓他坦白交待：是誰講給他關於當年江青在上海的這些傳聞、這些「反動謠言」？

　　在鄭安磐家見到了孫維世的侄女孫冰，我們自然的談到孫維世之死，我就告訴她，我在五角樓的那段故事。她和小李子的想法一樣：「不會吧？我想姑姑準是關在秦城監獄。」我想也可能是這樣，連葉淺予、黃苗子、郁風這些三十年代知名的藝術家都關在秦城，何況是孫維世呢。當時孫冰就說，她準備寫一本書，紀念爸爸孫泱（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和姑姑孫維世，為他們伸冤，這事情不能就這樣算了。（按：孫冰後來移民巴西後曾寫了有關孫維世的故事登載在《傳記文學》月刊上。）她也勸我寫本書留下一個歷史記錄。那時，中國的政治氣候還沒有穩定下來，所以我說，我要等一等，再看看，等我想好了，會再來找她談，好好交流一下。孫冰說：下次你來上海，也可能找不著我了。我很奇怪：

　　「為什麼？你要搬到外地去呀！」

　　「我在上海也是住在一個遠親家，我都怕在北京不安全，那些過去的打手和劊子手，他們現在慌了。你哪兒知道，他們會怎麼想？咱們要追究這些歷史罪行，萬一他們狗急跳牆，誰能保證他們不會殺人滅口。我現在就在設法出國去探親，你也得好好想一想。」她說。
　　她這一席話，使我後腦杓陣陣涼風。我想起來，北京公安局到現在還不肯消毀我那一大堆檔案材料。和我們算是同一個大案子的司徒慧敏之子司徒兆敦（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青年教師）的檔案就給銷毀了。可是，他們說我「裡通法國」的問題，還沒有弄清，所以我的檔案不能燒，這就是說還「留下一個尾巴」。

　　我自此決定還是遠走高飛，在死刑號的時候我可能已經變成「失去自由恐懼症」的患者了，而如今自然變成了個職業世界流浪漢。

　　......

　　一九六四年十月，孫維世參加周總理作為總導演的大型歌舞演出《東方紅》的坐談會，她剛剛坐好，江青突然來了，偏偏坐在她的旁邊。這時候，毛澤東已經開始對文藝界表示很不滿意，開始對舞台上老是帝王將相、洋人古人提出了「誰佔領了舞臺」的問題。江青又一次、也可能說是最後一次向孫維世發出邀請，或者說是一個最後通牒，她說：

　　「你導了那麼多戲，有沒有問題呀？這回該到我那兒去了吧。」

　　如果孫維世對政局的險惡有所瞭解，如果有足夠的聰明會抓住這個機會向江青示好，雖然長遠來看也不見得有好的結果，但至少有可能免除將來的殺身之禍。

　　孫維世照樣對江青不予理睬，孫維世眼中只有總理一個人。這次的回絕使江青不再奢望把孫維世收編在自己的小團體中，決心等待機會加倍報復了。

　　☉　江青打了周恩來一個耳光

　　一九六七年九月，江青、陳伯達在接見北京大專院校紅衛兵的時候，兩人異口同聲：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孫泱是壞人，是特務。江青補充說：他是日本特務，蘇修特務和國民黨特務。人們認為江青突然對孫泱發難，一是為了從他那兒打出來朱德的材料（從延安起孫泱就是朱德的機要秘書），二是圍點打援，整孫泱，孫維世一定會跳出來。

　　幾天以後，孫泱慘死在中國人民大學的地下室裡。

　　孫維世按奈不住悲憤，寫了幾封信。一封是給江青：孫泱決不是特務，死因可疑，要中央文革派人去調查；又給周恩來寫信。這時候，孫維世不像過去那樣可以隨便去看周恩來，自己的哥哥突然慘死，若是往常，她一定立刻跑到中南海西花廳去，孫泱也是周恩來的義子。這時孫維世只能寫信，一定是周恩來事先為了種種原因，不讓孫維世隨便來西花廳，可見周恩來當時的處境也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孫維世給總理的信裡說了什麼，沒有人知道。可是總理當時也沒有能及時作出有效的努力。

　　江青步步緊逼，十二月突然派人抄了金山的家，並把金山逮捕。

　　江青和葉群私下達成這樣的共識：我的仇人你幫我抓，你的仇人我幫你抓。江青明確表示，孫維世是她的仇人。葉群立刻說：你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孫維世實際上早就是她們共同恨之入骨的情敵了。

　　中央專案組在逮捕要犯或逮捕比較特別的犯人，都要周恩來簽字。據我所知，在這時期周恩來簽字逮捕的還有他的親弟弟周恩壽，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還有我們幾個學生等等。我想這些簽字中最使他痛苦的可能只有一個人。

　　據說抄家前後，江青截獲了孫維世給周恩來或者是給毛澤東的一封信。在這封信裡，孫維世希望毛澤東立刻制止江青的政治活動，因為被她迫害的人太多了。江青拿了這封信去找周恩來，憤怒指責周恩來縱容己的乾女兒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據孫的近親回憶：當時江青為此動手打了周恩來的耳光。周恩來居然忍氣吞聲。這除了由於毛澤東、江青當時正處於強勢地位，還是由於他們想孫維世和他的關係大作文章。周恩來一言不發，默默在孫維世的逮捕證上違心地簽下自己的姓名。

　　孫維世這時已經預感到自己隨時有危險，在和妹妹孫新世最後見面的時候，說：「現在有人要陷害周總理，我只是一個小人物，我死了沒關係，絕不能連累他，一定要保住他。… …我不會自殺的，如果有一天我死了，就一定是被別人殺的。」

　　江青借葉群之手，用空軍現役軍人逮捕孫維世，既沒有把她送到金山等人關押的秦城監獄，也沒有送到軍隊的軍法處，她不能讓周恩來能夠保護孫維世。

　　她出人意料地把孫送到已經被軍管的北京公安局看守所。軍管組有個副組長叫劉傳新，野心勃勃，一心向上爬，對江青和葉群自然唯命是從。

　　☉　「孫偽士」：關死對象

　　孫維世家被徹底抄乾淨，把照片和信件全部密封，直接送到江青的住處。這裡邊有孫維世和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首長合影的照片，有這些領導人給她的親筆信，甚至有人說還包括林彪當年的情書。

　　還有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初期江青給孫維世表示友好和親昵的長信，還有康生給寫給孫維世讚揚她的藝術造詣的長信。江青一邊翻閱一邊撕毀，最後全部付之一炬。

　　只留下一張照片，後來她拿去威脅周恩來，這是周恩來接見孫維世、金山和大慶職工演出《初升的太陽》劇組的合影。這是樹立「黑標桿」的鐵證。

　　孫維世被捕以後，對中國情治系統瞭如指掌的周恩來，居然多方查詢都找不到孫維世。因為他不知道江青讓劉傳新把孫維世的名字改成「孫偽士」，並被定為「關死對象」，那意思是：這種犯人由於特殊原因不審不判，慢慢關死。對這種犯人可以採取任何手段來折磨，但「以不打死為限」，避免將來親屬的追究。

　　一九六八年三月中旬，周總理在人大會堂和東北地區的代表開會。突然，他的衛士長成元功接到江青辦公室的電話，說：江青還沒有吃飯。成元功在中南海工作多年，知道江青的口味，親自在小山東廳安排給她準備了晚飯，又和汪東興一起站在人大會堂門口等江青。江青下了車後，成元左請她先去用飯。不料江青勃然大怒，說：為什麼不讓我去開會？一定是周恩來在開黑會。成元功分辨道：你願意開會可以立刻去，我們是接到通知才給您準備晚飯的。

　　江青憤怒的說：你就是周恩來身邊的一條狗，孫維世就是睡在周恩來身邊的一條狼！
　　然後她逕直衝進大會堂，當著與會的人員，質問周恩來，大鬧了一個多鐘頭。

　　周恩來只能面對現實：這是江青和葉群聯手做的，又是和軍隊中的造反派合作的。他若挺身而出，會有更多的麻煩。他非常清楚，她們抓孫維世目的還是「意在沛公」，準星就描在他身上。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七日，劉傳新在北京體育館召開的八千人「控訴批判大會」上，把北京公安局的領導全部打成特務和壞人，局長馮基平定為「特務分子」，邢相生定為「特務嫌疑」，閔步瀛定為「京津鐵路局督察室特務」，焦昆定為「ＣＣ特務」，張烈定為「叛徒嫌疑」。宣布對馮基平、邢相生等二十四名公安局領導幹部逮捕法辦。二十三日，劉傳新又將八百一十四名公安干警定為「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集中到良鄉關押審查。

　　這時北京公安局已經是他們的一家天攏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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