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算文革血债，北京秘密枪决17公安员警

⊙女犯、夜半歌声

　　一九六八年八、九月份，我从北京看守所的“Ｋ字楼”搬到了五角楼。

　　在这个时候，在我们楼下的牢房里有个女犯不断的喊口号：“打倒野心家，保卫毛主席！”或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为这她没少挨打。听声音就知道：不一会儿还给她套上胶皮防毒面具，那东西不能戴得太久，一会儿就憋得喘不出气了。刚给她摘下来，她又喊：“真理是不可战胜的，野心家爬得再高，总有一天会被戳穿。”“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她又被折腾、毒打，每天都是这样。有时候，半夜里看守都折腾累了，跟她同屋住的犯人也没劲再打她了。这时，她就小声的唱歌。有时会唱很久，直到哪个打手缓过劲来，再接着收拾她。她唱许多俄罗斯名歌，也唱《我们是民主青年》、《酸枣刺》、《行军小唱》等中国歌曲。至今我还记得她那远去的歌声：

　　　　“战士们的心哪，战士们的心在跳……”

　　当时和我关一个牢房的是外交部的刘焕栋（信使）、李兰平（机要员），小李是四川的高干子弟，在揪斗陈毅元帅的时候，小李在后台负责看守他。陈老总还和他聊了聊天，好像和他爸爸还认识……。

　　有天晚上，那女犯又唱起歌来，我悄悄地问小李：你猜她是什么人？小李说：肯定是干部子弟，或者是个干部家属。一般的人不会说这样的话，唱这样的歌。我说：这咱们早就这样讨论过，我是让你猜她是谁？

　　他想了想，说：现在抓了那么多人，咱们怎么猜啊？我说：会不会是孙维世？

　　人们都听说她让江青给抓起来了。小李想了想说：“不会吧，如果是她，应该关到更高级的地方。”他是指她至少得关到秦城。当时我想他说的也有道理。

　　十年以后，我刚从监狱放出来，就去上海看受我连累也关进监狱十年的郑安磐，他父亲是剧作家郑沙梅先生，三十年代在上海左翼作家联盟活动的时候，认识张春桥和江青。我们被抓的时候，郑老先生已经被专案组抓起来了。所以抓郑安磐的目的也是要让他坦白交待：是谁讲给他关于当年江青在上海的这些传闻、这些“反动谣言”？

　　在郑安磐家见到了孙维世的侄女孙冰，我们自然的谈到孙维世之死，我就告诉她，我在五角楼的那段故事。她和小李子的想法一样：“不会吧？我想姑姑准是关在秦城监狱。”我想也可能是这样，连叶浅予、黄苗子、郁风这些三十年代知名的艺术家都关在秦城，何况是孙维世呢。当时孙冰就说，她准备写一本书，记念爸爸孙泱（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和姑姑孙维世，为他们伸冤，这事情不能就这样算了。（按：孙冰后来移民巴西后曾写了有关孙维世的故事登载在《传记文学》月刊上。）她也劝我写本书留下一个历史记录。那时，中国的政治气候还没有稳定下来，所以我说，我要等一等，再看看，等我想好了，会再来找她谈，好好交流一下。孙冰说：下次你来上海，也可能找不着我了。我很奇怪：

　　“为什么？你要搬到外地去呀！”

　　“我在上海也是住在一个远亲家，我都怕在北京不安全，那些过去的打手和刽子手，他们现在慌了。你哪儿知道，他们会怎么想？咱们要追究这些历史罪行，万一他们狗急跳墙，谁能保证他们不会杀人灭口。我现在就在设法出国去探亲，你也得好好想一想。”她说。
　　她这一席话，使我后脑勺阵阵凉风。我想起来，北京公安局到现在还不肯消毁我那一大堆档案材料。和我们算是同一个大案子的司徒慧敏之子司徒兆敦（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青年教师）的档案就给销毁了。可是，他们说我“里通法国”的问题，还没有弄清，所以我的档案不能烧，这就是说还“留下一个尾巴”。

　　我自此决定还是远走高飞，在死刑号的时候我可能已经变成“失去自由恐惧症”的患者了，而如今自然变成了个职业世界流浪汉。

　　......

　　一九六四年十月，孙维世参加周总理作为总导演的大型歌舞演出《东方红》的坐谈会，她刚刚坐好，江青突然来了，偏偏坐在她的旁边。这时候，毛泽东已经开始对文艺界表示很不满意，开始对舞台上老是帝王将相、洋人古人提出了“谁占领了舞台”的问题。江青又一次、也可能说是最后一次向孙维世发出邀请，或者说是一个最后通谍，她说：

　　“你导了那么多戏，有没有问题呀？这回该到我那儿去了吧。”

　　如果孙维世对政局的险恶有所了解，如果有足够的聪明会抓住这个机会向江青示好，虽然长远来看也不见得有好的结果，但至少有可能免除将来的杀身之祸。

　　孙维世照样对江青不予理睬，孙维世眼中只有总理一个人。这次的回绝使江青不再奢望把孙维世收编在自己的小团体中，决心等待机会加倍报复了。

　　⊙　江青打了周恩来一个耳光

　　一九六七年九月，江青、陈伯达在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的时候，两人异口同声：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是坏人，是特务。江青补充说：他是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和国民党特务。人们认为江青突然对孙泱发难，一是为了从他那儿打出来朱德的材料（从延安起孙泱就是朱德的机要秘书），二是围点打援，整孙泱，孙维世一定会跳出来。

　　几天以后，孙泱惨死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地下室里。

　　孙维世按奈不住悲愤，写了几封信。一封是给江青：孙泱决不是特务，死因可疑，要中央文革派人去调查；又给周恩来写信。这时候，孙维世不像过去那样可以随便去看周恩来，自己的哥哥突然惨死，若是往常，她一定立刻跑到中南海西花厅去，孙泱也是周恩来的义子。这时孙维世只能写信，一定是周恩来事先为了种种原因，不让孙维世随便来西花厅，可见周恩来当时的处境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孙维世给总理的信里说了什么，没有人知道。可是总理当时也没有能及时作出有效的努力。

　　江青步步紧逼，十二月突然派人抄了金山的家，并把金山逮捕。

　　江青和叶群私下达成这样的共识：我的仇人你帮我抓，你的仇人我帮你抓。江青明确表示，孙维世是她的仇人。叶群立刻说：你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孙维世实际上早就是她们共同恨之入骨的情敌了。

　　中央专案组在逮捕要犯或逮捕比较特别的犯人，都要周恩来签字。据我所知，在这时期周恩来签字逮捕的还有他的亲弟弟周恩寿，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还有我们几个学生等等。我想这些签字中最使他痛苦的可能只有一个人。

　　据说抄家前后，江青截获了孙维世给周恩来或者是给毛泽东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孙维世希望毛泽东立刻制止江青的政治活动，因为被她迫害的人太多了。江青拿了这封信去找周恩来，愤怒指责周恩来纵容己的干女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据孙的近亲回忆：当时江青为此动手打了周恩来的耳光。周恩来居然忍气吞声。这除了由于毛泽东、江青当时正处于强势地位，还是由于他们想孙维世和他的关系大作文章。周恩来一言不发，默默在孙维世的逮捕证上违心地签下自己的姓名。

　　孙维世这时已经预感到自己随时有危险，在和妹妹孙新世最后见面的时候，说：“现在有人要陷害周总理，我只是一个小人物，我死了没关系，绝不能连累他，一定要保住他。… …我不会自杀的，如果有一天我死了，就一定是被别人杀的。”

　　江青借叶群之手，用空军现役军人逮捕孙维世，既没有把她送到金山等人关押的秦城监狱，也没有送到军队的军法处，她不能让周恩来能够保护孙维世。

　　她出人意料地把孙送到已经被军管的北京公安局看守所。军管组有个副组长叫刘传新，野心勃勃，一心向上爬，对江青和叶群自然唯命是从。

　　⊙　“孙伪士”：关死对象

　　孙维世家被彻底抄干净，把照片和信件全部密封，直接送到江青的住处。这里边有孙维世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合影的照片，有这些领导人给她的亲笔信，甚至有人说还包括林彪当年的情书。

　　还有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初期江青给孙维世表示友好和亲昵的长信，还有康生给写给孙维世赞扬她的艺术造诣的长信。江青一边翻阅一边撕毁，最后全部付之一炬。

　　只留下一张照片，后来她拿去威胁周恩来，这是周恩来接见孙维世、金山和大庆职工演出《初升的太阳》剧组的合影。这是树立“黑标杆”的铁证。

　　孙维世被捕以后，对中国情治系统了如指掌的周恩来，居然多方查询都找不到孙维世。因为他不知道江青让刘传新把孙维世的名字改成“孙伪士”，并被定为“关死对象”，那意思是：这种犯人由于特殊原因不审不判，慢慢关死。对这种犯人可以采取任何手段来折磨，但“以不打死为限”，避免将来亲属的追究。

　　一九六八年三月中旬，周总理在人大会堂和东北地区的代表开会。突然，他的卫士长成元功接到江青办公室的电话，说：江青还没有吃饭。成元功在中南海工作多年，知道江青的口味，亲自在小山东厅安排给她准备了晚饭，又和汪东兴一起站在人大会堂门口等江青。江青下了车后，成元左请她先去用饭。不料江青勃然大怒，说：为什么不让我去开会？一定是周恩来在开黑会。成元功分辨道：你愿意开会可以立刻去，我们是接到通知才给您准备晚饭的。

　　江青愤怒的说：你就是周恩来身边的一条狗，孙维世就是睡在周恩来身边的一条狼！
　　然后她径直冲进大会堂，当着与会的人员，质问周恩来，大闹了一个多钟头。

　　周恩来只能面对现实：这是江青和叶群联手做的，又是和军队中的造反派合作的。他若挺身而出，会有更多的麻烦。他非常清楚，她们抓孙维世目的还是“意在沛公”，准星就描在他身上。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七日，刘传新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八千人“控诉批判大会”上，把北京公安局的领导全部打成特务和坏人，局长冯基平定为“特务分子”，邢相生定为“特务嫌疑”，闵步瀛定为“京津铁路局督察室特务”，焦昆定为“ＣＣ特务”，张烈定为“叛徒嫌疑”。宣布对冯基平、邢相生等二十四名公安局领导干部逮捕法办。二十三日，刘传新又将八百一十四名公安干警定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集中到良乡关押审查。

　　这时北京公安局已经是他们的一家天拢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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