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磯時報：SARS使中國陷於矛盾境地

由於1989年的天安門六四事件的重創，和1991年蘇聯解體引起的震驚，北京一直在尋求通過促進消費來努力使它的馬列主義維持下來。這確實發揮 了作用。

但是中國依然缺乏領袖選舉制度以及新聞自由。中國的最高領導者是馬列主義和中國封建帝制的繼承者。中國的百姓在敏感問題上依然被矇蔽在黑暗中。他們相信的是金錢而非他們的頭腦。

在毛澤東的時代，毛使民眾既沒有錢，也無法得到真實信息。在1976年，毛死之前，大地震襲擊了北京以東的唐山市。全球的科學家都知道那次地震有多強烈，但北京隱瞞了實情，並拒絕了美國和聯合國的援助--雖然那是確實需要的。直到數年以後，政府才公布那次地震中有24萬人喪生。

如果北京能把人民的生命置於它的面子之上的話，那有多少從唐山的地震廢墟中被挖出的人能夠有幸活下來啊？ 沉默和拒絕的姿態顯示出它的封建帝國面目。對中國的皇帝們來說，地震，洪水，飢荒，瘟疫--甚至是墜落的隕石--都最好不要被提起，因為許多中國人相信它預示著一個朝代的衰落。毛自己，一代新的帝王，在他的共產主義理論之外，也把政治和中國傳統的宇宙觀聯繫在一起。這也是北京要把唐山地震事實掩蓋起來的一個原因。

在毛死了15年之後，我曾在一個中國的同性戀者帶領下去一個天安門附近的一棟灰牆建築裡參觀了一個未公開的愛滋病展覽。包括照片和卡通片。大標題是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滋生了一種新的可怕疾病。

幾年以後，愛滋病卻成了中國的一個主要問題，它並非是在北京和上海由那些「頹廢」的西方旅遊者傳染給了「無知」中國青年，而是在種植著罌粟的中國西南靠近緬甸的邊境上爆發。因為中國農村的大量賣血者，使得本來與毒品有關的愛滋病問題更加嚴重了。而在一開始的時候，北京卻對全世界宣布說中國沒有愛滋病。

說假話可能危脅中國的「穩定和統一」，就如同報導出壞消息一樣。可是不用說，對SARS問題上的公開、透明，確實要冒著在平民中引起恐慌的風險。

開始，在SARS在去年11月在中國廣東南部爆發的時候，北京的反應非常類似它在處理愛滋病時的態度：不給任何消息，可能的話就指責中國以外的國家，並有意低估國內病案數量。

幾個月以來，中共的聲明中都沒有把疾病情況通報給世界衛生組織，或者報告給全國範圍的醫療負責人。具有高度傳染性的病毒從中國南方傳到了香港。在世界衛生組織敦促北京交待實情的時候，疾病已經傳到了全球許多國家，死亡人數也在攀升。今天為止，SARS已經出現在27個國家，至少有417人死亡，其中一半是中國人，據估計被感染的人數為6，000人。

在醫療上至關重要的頭幾個月，中國的記者們被告知不要寫任何關於SARS的文章。而在已經很遲了的時候，世界衛生組織的小組開始在中國工作時，他們卻不被允許進入廣東。他們所得到的是中國方面關於案例數量和死亡狀況的虛假統計。許多的北京病人被送入軍隊醫院， 而應付世衛組織的衛生部則沒有從軍方獲取數據的許可權。

兩週以前，就職數月的國家主席胡錦濤和總理溫家寶宣布了SARS謊言的結束。上週在曼谷，在亞洲關於SARS的緊急峰會上，溫家寶說「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應該表現出「坦率的精神」。胡、溫一定已經認識到繼續隱瞞的手段只能導致人民對政府的疏遠和鄰國的憤怒。然而，即使是這樣部分的公開消息對經濟來講也已構成危脅。自從胡、溫改變了對此問題的方針後，上百萬人逃離了北京。學校，商店和娛樂場所都背關閉或有一半都是空的，沒多少人。

同時，中國的高層領導們都被SARS搞得惱火不已。一次地震只是襲擊一個地區。而SARS已經擴散到中國的24個省。愛滋病的傳染需要通過冒險的行為(輸血，注射毒品，不謹慎的性行為)。SARS卻能夠埋伏在任何一輛通往中國各地的火車或飛往亞洲其他國家的飛機上。

但是，SARS極有可能間接地動搖這個政權。如果它擴散到了農村，廠礦或內陸人口密集的地區，有兩種情況可能發生。在SARS病毒被發現的初始階段的錯誤還可能在這裡被各層大小官員們重演一遍。經濟可能會停止增長，失業率上升。北京將在它的可信度(為什麼不早點告訴我們關於SARS？) 和它的關於經濟繁榮的承諾(你承諾我們的富裕生活呢？)方面兩邊受敵。

雖然北京轉向坦率公開，而與國際的合作也可能會有效果。但是它避免不了給人一種矛盾的印象，一方面是中國新的社會經濟體制，一方面是它古老的獨裁政治模式。

現在隱瞞事實所造成的潛在代價比起毛的時代來是要巨大得多了。許多中國人在政府的宣傳之外有了其他的信息來源。即使是北京也無法阻止這種現代化的步伐。

在全球一體化的時代，健康既是個人的問題，又是全球的問題。中國要想對外資開放，可又不說實話是不可能的。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最終是不可分的。

在SARS問題上，北京對香港也通過各種方式插手，所謂的特別行政區也被北京公開的或口頭的命令所左右著。中國在說假話，而香港最終遭殃，到目前為止已有170例SARS病患死亡。

當權力和事實都掌握在同一些人的手裡的時候，言論自由的安全閥門就沒有了，腐敗叢生而無人敢言，醫學也被綁起了一隻手。在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複雜社會中，信息的管道隨統治者的意志被開開關關也許可以延長這個政權的生命--如果幹得聰明的話。但是，當只有一個獨裁者來決定怎樣是對與錯，怎樣是安全和危險的時候，這個風險性可是非常巨大的。

如果SARS消失得快的話，北京又會有機會逃脫責任了，就如同其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中一樣。但如果疫情侵入了沒有任何醫療防範措施的農村，經濟的下滑將打破政府對經濟增長的承諾，那時就看民眾是否還樂於在政治上繼續裝聾作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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