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美學自聯的朋友們：
2003年5月17日，當我作為一名跨世紀的良心犯服完主刑步出監獄的時候，現代雍正爺們的第一個本能反應是：將我馬上拉到派出所去，宣布「剝奪政治權利一年」這個附加刑「依法」生效了。與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大洋彼岸的你們，像所有此岸的朋友一樣，在第一時間裏，使我感受到了人間最真摯的情懷，聽到了人間最感人的祝福。現在，你們又把珍貴的自由精神獎授予我－－一個因為熱愛自由和追求自由而失去自由的中國公民，我在這裡謹向你們表示深深的謝意！
在全部自由中間，為人所最為看重的自由之一，就是說真話的自由。凡是人，都想說真話，說了真話，才會有人味。我相信，這一條普世法則超越國情，超越人種，超越時空。我還相信，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從來沒有並且以後也不會有人敢站出來說：中國人就不想說真話、就不想痛痛快快地說真話、就不想痛痛快快地說出全部的真話。而現在我敢說，在許多許多場合，對許多許多話題，中國人都在說真話；在北京的玉淵潭公園，在我的家鄉常熟虞山腳下，．．．．．．在所有那些老百姓確認不致以言招禍的地方，中國人都在痛痛快快地說真話。那麼，我自己做了些什麼呢？我只是盡量去公開說出全部的真話而已。最多再加上一條，由於我是個知識份子，因此就有責任把話說得較為中肯、較為貼切和較為到位。
我只是做了那麼一點兒事。但我心裏清楚，中國的執政當局還是不會放過我。1999年5月18日晚上10點來鐘，我在接受《自由亞洲電臺》電話採訪時，又一次表明瞭自己的態度：如果因為說真話而坐牢，我心甘情願。一個半小時以後，警察蜂擁而至，把我抓走。在那之後，作為一名文字獄的受害者，我在高牆電網之中，跨過了世紀之交和千年之交，度過了1460個令人不能忘懷的日日夜夜。
然而，我所付出的代價和所經受的苦難，比起六四死難者及其家屬所付出的和所經受的，比起至今仍被關押在北京市第二監獄中的六四犯（所謂「暴徒」）所付出的和所經受的，比起在制度性不公正的黑暗下痛楚地活著或苟且地活著的弱勢群體所付出的和所經受的，又算得了什麼呢？和他們相比，我受到了太多的關注。如果說，對我的這種關注確有什麼意義的話，那麼，全部的意義就在於：我的個案昭示了一個沈重的和讓人無地自容的存在－－在21世紀的今天，作為中國人，竟然還會被以言治罪！出於天性說了真話，竟然還要被當作勇士和英雄來頌揚！
其實，我不過就是一個想說真話並且常常憋不住要把真話說出來的普普通通的人。我不僅不崇高，而且還有點自私。我總覺得人生苦短，真話不敢說就一命嗚呼的話，虧得慌。另外我還覺得，假如有話老憋在肚子裡，保不齊更容易得癌症。因此依我看，今天的中國，真是有一千條理由應當立即把言禁給廢了，而沒有半條理由還要留著這個破玩意兒。
朋友們，如果每一個中國人，都能像我現在這樣，免於恐懼地、樂樂呵呵地說出心裏話，那該多好啊！
再一次謝謝你們！
200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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