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美國人的草海故事

詹姆斯．哈里斯（James T. Harris, ２００１年度中國國家「友誼獎」獲獎專家，現任美國國際鶴類保護基金會主席）：我是做鶴類保護研究的，第一次到中國是在１９８６年。到現在，已經在這片古老的國土上往來了３０多次。一開始我無論如何也不會預料到，這段經歷所給予我的是那樣多，那樣沈重。

鶴主要棲息在江河湖泊近岸的濕地中。亞洲大陸，特別是中國，是公認的鶴類多樣性最為豐富的區域。全世界現存１５種鶴，而在中國就棲息著８種。所以，中國一直受到國際鶴類保護基金會（International Crane Foundation）的重點關注。

鶴是一種美麗的動物，它是水中的美神、濕地的靈魂。它的美喚起了人類對大自然的愛。

多年來，我一直在關注著生態問題。這十幾年間，我幾乎走遍了中國所有的濕地保護區。隨著途程的延伸，我對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也有了全新的思考和領悟。

有一件事我始終難以忘卻。那是１９８７年在鄱陽湖考察時，我們在一個村子花了一個星期的時間向農民宣傳環境保護的意義以及鶴是如何美麗可愛，誰知我們前腳剛走，他們隨即又開始偷偷捕食水鳥。在這裡，環境似乎是在以另外一種模式塑造人。在如何對待自然、對待鶴的問題上，似乎很難從愛和審美的層次和他們建立共識。

對於我們這些來自發達國家的人來講，也許只有身臨其境才能真切感受到龐大人口的生存問題對環境構成的巨大壓力。考察途中，有時我們的汽車已經駛離城市相當的距離，路上還滿是稠密的人流和往來奔突的牲畜，隨行的翻譯告訴我這就是農村。這委實讓我驚訝不已：這裡完全沒有我概念中自然的廣袤和靜謐。事實讓我漸漸明白，對於如此廣大的貧困人群來說，極為有限的自然資源只能使他們維持溫飽，而不是欣賞自然美。

中國貧困農村對濕地的依賴程度之廣之深，讓人感到沈重和憂慮：這種過度依賴，不僅剝奪了鶴類的生存空間，而且有朝一日會耗盡全部自然資源，最終危及到人類自身。

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前，生態學界的某些學者在研究和實踐中沒有把自然保護和人的發展結合在一起，他們往往只是孤立地談環境保護，完全排斥對人的關注。我認為，在濕地周邊人類的生存活動對這一生態系統平衡的影響不可忽視。因此，為了更科學、更有效地保護環境，我們應該探討人類的社會因素、生產活動、資源開發對自然的影響。環境學家不應只注重對自然界的研究，更要關注人本身。

這些想法的最終形成，還得益於我在扎龍自然保護區讀到的一篇論文。上世紀８０年代，扎龍保護區一度面臨著嚴峻的局面：那時，在濕地中捕魚、收割蘆葦都成了當地農民致富的重要手段，加上開墾農田造成河流改道，流入濕地的水量銳減，引起土壤鹽鹼化，結果，鶴類的生存環境被嚴重破壞。這篇論文談到人類活動對濕地的影響，非常敏銳地意識到了保護區和周邊社區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要維護保護區的生態平衡，就必須著手解決社區的貧困問題。由這篇文章，我認識了它的作者－－扎龍保護區的科研人員蘇立英。蘇立英對扎龍農村的情況十分瞭解，看問題的角度也和我不一樣。當然，這和她就在中國土生土長有關，不過總讓我肅然起敬。扎龍我已很久不去了，我至今仍然懷戀著那片平坦無垠的土地。在那裡，鶴最終成了愛的天使，是鶴讓我和蘇立英走到了一起。在我們之間，愛是第一位的，其他像文化差異等等都不會成為障礙。

和扎龍比起來，貴州的草海對我來說似乎更加重要。草海是中國國家一級保護動物－－黑頸鶴的重要棲息地，每年從青藏高原遷飛到那裡越冬的黑頸鶴大約有４００多隻。１９９１年，我到中國南方考察，試圖尋找一個開展「保護區－社區發展」項目的示範點。草海是此行的最後一站。在那裡，我結識了保護區管理處的新任處長陳禎德。他給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在農民中極富感召力。草海周邊有１４個行政村，人口多達２．３萬。草海所在的烏蒙山地區在貴州乃至中國都是最為貧困的，農民對自然資源的依賴程度要遠甚於扎龍。草海周圍土地的過度開墾已經造成了嚴重的生態問題，還有許多農民以打魚為生，每到休漁期往往和保護區發生激烈衝突，保護區和社區之間的矛盾十分典型。因此，陳禎德上任伊始就感到，做通農民的工作是他面臨的最迫切問題。這和我的想法不謀而合。

草海「自然保護區－社區發展」項目的核心目的就是改變貧困農民的生存狀態，幫助他們尋找新的生活出路，最終從對自然資源的過度依賴中解脫出來。主要分兩部分：「漸進項目」和「村寨發展基金」。簡單地講，就是向草海周邊地區最貧困的農戶提供贈款和技術信息諮詢，讓他們從事類似家畜飼養、食品加工、做小買賣、拉板車等等經營活動，而不再靠單純地圍湖造田、開墾山地和捕撈魚蝦維持生計；從事經營活動賺來的錢，一部分再投入到村寨基金中，用於發展公共事業。這一工作從１９９４年開始，由國際鶴類保護基金會聯合國際漸進組織（Trickle Up Program）和中國貴州省政府共同籌資，在貴州省環保局、草海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處參與下進行的。到現在，美、中雙方已各投入了將近２０萬美元。許多農民家庭參加了這個項目後增加了收入，擺脫了貧困狀況；同時，保護區和當地村鎮社區長期緊張對峙的關係也大大緩和，農民們還主動參與到保護鶴類的工作中來。

草海是中國雲貴高原的一顆明珠。8年過去了，你現在去會看到人與鳥和諧共處的奇妙景觀，你會為此陶醉。有一次我在草海湖裡拍黑頸鶴的照片，照完後一看鏡頭刻度大為驚喜：我與鶴群的距離僅有９米－－這麼近的距離在中國其他保護區是難得見到的。

煮洋芋的滋味

「江南千條水，雲貴萬重山。」

烏蒙山麓，一個晴朗的秋日午後，高原的陽光清澈而明麗。汽車在近３０度的陡坡上艱難攀行。極目所見，山如雲一般騰起，雲似山一樣連綿。腳下的這條１０２省道據說是最近修成的，柏油路面還算平整，但險峻程度還是讓人捏了把汗。一路上，不斷有「前方危險路段」的巨大黃色警示牌急速閃過，但見急轉彎一處緊接一處，有的地段寬度竟不到１０米。一側，山岩的利刃劈面而來，另一側，兩步開外便是百尺懸崖。

沿途的山坡幾乎全被開墾成農田。正像哈里斯說的那樣，原生的生態景觀已不復存在。只有大片成熟玉米在陽光的撫照下泛起迷人的金黃色。烏蒙山地區的極度貧困可能和地理環境有著密切關係。這一帶海拔多在２０００米以上，氣候寒冷，農業以種植玉米、馬鈴薯（當地稱洋芋）、紅豆等耐寒作物為主，產量低得可憐。貴州山區食鹽奇缺，《徐霞客遊記》中就有以鹽換米的記載。

－－採訪附記

陳禎德（草海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處原處長，現任調研員）：我和哈里斯幾乎是同時到草海的。我１９９１年調任草海管理處處長，那天聽說要接待哈里斯，沒等下文件我就趕來報到，第二天他就來了。

我就生在離草海不遠的農村，瞭解農民的酸甜苦辣，我說話他們容易接受。在草海保護的問題上，我採取的是「軟硬兼施」的辦法。「軟」就是給農民做說服教育工作，「硬」就是我得真干。

１９７０年把草海水放干了，開成「海子地」分給農民種，結果破壞了環境，一年四季鬧災。我就從放水前後環境變化這方面，對比著和農民講道理。我說，你們眼睛就盯著種莊稼，水也放干了，樹也砍光了，結果地越種越薄，日子就越過越窮。１９８０年，草海重新蓄水。哈里斯剛來時，水面還不足１０平方公里，一眼望去幾乎全是耕地。我後來趁夏天雨季時關上水壩蓄水，一傢伙給它恢復到２５個平方（公里）。我對農民說這是老天爺要淹，誰也沒辦法。我還和他們講，把草海保護好了你們能得些什麼利，開會、做報告、放幻燈、開宣傳車……什麼主意都打過，什麼話都說過。

哈里斯和我結識後，幾乎每年最少來草海一次。1993年，我陪他一起去陽關山考察生態狀況。那時保護區沒車，走了8公里路，中午在一家農民家吃飯。什麼飯？沒有飯啊！就是幾個洋芋，連鹽巴都沒得，煮了以後剝皮就吃（本來中午飯也想給你煮幾個嚐嚐，後來想算了，你是稀客。北京麥當勞裡也有，但你頓頓白水煮著吃是個啥滋味？）。那家的地就在草海裡，被水淹了，窮得買不起鹽巴。我還邊吃邊做環保宣傳，實際心裏有一個想法：讓哈里斯真實地感到，農民的地為保護草海給淹了，現在沒飯吃，得趕緊解決這個問題。他當時是鶴類基金會副主席，在錢的問題上說話是算數的。吃了這頓洋芋，哈里斯問我，草海邊的農民是不是都沒得飯吃；還說，看來他們的日子過得真苦，以後保護區要擔當起扶持農民的責任，要從解決社區問題入手搞好草海保護。哈里斯是通過實踐看出來的，環境保護過程很長，如果群眾都吃不上飯，那這麼能參與保護？所以每一步都要讓農民得到實惠。

哈里斯是個辦事很隨和、很誠懇的人，事情只要說深說透，他能理解。遇到問題他總是先聽你的意見，然後拿出好幾個方案讓你選擇。這個外國人還挺能吃苦。有一回他早上７點多就起床跑到村裡給農民放黑頸鶴的幻燈片。冬天農活少，農民一般要到１０點以後才起床，這樣也可以省一頓飯。村長見哈里斯這麼早就來了，還很過意不去。

1993年下半年，哈里斯派了一個代表來搞項目試點，從草海邊的12個村先選了12戶最窮的農戶重點扶持，一個村一戶，每戶給１００美元。只要他一不做違法的事，二不破壞我草海的生態環境，再把盈利的２０％拿出來擴大再生產，就算成功了。試點的結果是戶戶都賺了錢。第二步是扶持４００戶，每戶給１００美元，每成功一戶村裡還能得１００美元作為集體發展基金。這回他們一傢伙就投入了８萬美元。這在草海歷史上是沒有過的事。

　　黃明傑（貴州省環境保護國際合作中心副主任、貴州參與性農村發展工作網協調人）：實際上，國際鶴類保護基金會內部剛開始對草海項目存在著很大爭議。鶴類基金會以前是做純鶴類研究和保護的。美國農村人口密度很低，他們的自然保護區基本不涉及社區關係問題。基金會原來的主席就主張只做純自然保護，而哈里斯認為這種方法在草海行不通。他是冒著風險提出把環保和社區發展相結合這個設想的。基金會的董事話閽諛昊嶸細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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