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抹去的生命血痕

「你蒐集這些普通死者的故事有什麼意義？」幾年以來，問過我這個問題的不多幾個人中，有文科大學教授，也有一般的文革參與者。問這個問題的人，是在某種程度或者某個方面讚賞文革的。我還沒有正面地詳細地答覆過這個問題，因為一則沒有機會，二則覺得我所寫的一篇篇文革受難者列傳都在回答這個問題，三則我認為這個問題的本身是需要質疑的。也就是說，我會反問：為什麼普通人死者的故事會沒有什麼意義？

孫歷生是一個普通的教師。她和大量像她一樣的普通人中的文革受難者，他們的名字和故事，三十多年來從來不准記載和報告。而且，像王蒙這樣的作家，從小和她熟識，卻用了很大的努力，在其小說中使用了從「莊子夢蝶」這樣的高雅典故到「父母打錯了孩子孩子不應該記恨」這樣的通俗比喻，塗抹在文革往事表層，淡化孫歷生式死亡的血痕。以致我們也許應該先提出另一個問題：抹去普通人中的文革受難者的名字和故事會有什麼意義？

孫歷生，女，1934年生，北京第三女子中學教員。1957年被劃為「右派份子」。1966年夏天遭到該校紅衛兵的野蠻毆打和折磨。1968年她被關在學校中「隔離審查」，7月12日吊死在校中，時年34歲。

小說《蝴蝶》中的人物

1996年，在調查中，一位被訪者告訴筆者，她在1950年代初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學讀書，有一位老師名叫孫歷生。在文革後，她聽說，孫歷生老師在文革中自殺了。她為孫老師很難過。但是，她不知道孫歷生老師是哪一年死的，也不清楚死在什麼地方。她至今清楚記得孫老師教學生唱歌的樣子。她說孫歷生是一個很美的人。另外，她還聽說，作家王蒙的小說《蝴蝶》中的一個女性人物，就是以孫歷生為藍本寫的，孫是王蒙妹妹的同學。　
《蝴蝶》是1980年代初的「傷痕文學」中很出名的一個中篇小說。這篇小說的重要人物是一個在文革中被「鬥爭」而在文革後再次身居高位的共產黨老幹部，圍繞以三個女性角色。女性人物之一名叫海雲，1949年時是女中學生，單純熱情，嚮往革命，在共產黨進入北京掌權後，和這個共產黨高級幹部結了婚。他們有了一個孩子。1957年海雲因言論被劃為「右派份子」後，她的高幹丈夫和她離了婚，和另一個女人結婚。在1966年開始的文革中，海雲自殺，她的高幹前夫遭到殘酷「鬥爭」並失去了官位。在文革結束後，他恢復了原先的高職位。

小說題為《蝴蝶》，取義於著名的莊子夢蝶的故事。莊子夢見自己變成了蝴蝶，夢醒之後，不知道是胡蝶存在於莊子的夢中，還是莊子存在於蝴蝶的夢中。對小說的主人翁共產黨高級幹部來說，則是對在文革中被「鬥爭」的經歷和眼前的恢復了高地位之間對比的感觸。對海雲在文革中的遭遇，沒有作具體的描寫，只是簡單提到她自殺了，因為被打。小說沒有提到在哪一年自殺，也沒有提到在哪裡死亡。所以，無法從小說中瞭解她的原型孫歷生在文革中的具體遭遇。

這也是那一時期發表的作品的共同特點。在毛澤東死去兩年後，肆虐十年的文革終於被權力當局否定了，但是同時被權力當局硬性解釋為是林彪和四人幫兩個「反黨集團」的罪惡。雖然文革被否定了，但是當局禁止發表任何越出他們的解釋的別的對文革發生原因的討論。

很明顯，如果要推行對文革性質的這種解釋，必須少提或者不提文革的具體事實，尤其是不能提千千萬萬普通人中的受難者的悲慘遭遇。報刊雜誌上發表的平反文章，都有級別限制，都必須是《蝴蝶》主人翁的「副部級」或者更高。孫歷生這樣的中學老師是被忽略的。小說是虛構文學，應該有比較活泛的表現餘地，但是實際上，綜合觀察那個時代的所有小說，可以看到在虛構領域內，也仍然是被權力當局關於文革的權威結論緊緊束縛的。

文革才一結束，文革的歷史已經被有意無意地模糊了。王蒙在《蝴蝶》之後發表的另一中篇小說《相見時難》（1982）裡，提到文革重大事件的時候，在時間上與事實相差數月。11年以後，在1993年這個小說收入裝訂精美的多卷本《王蒙文集》的時候，仍然沒有糾正。這也許並不奇怪。既然清清楚楚的文革罪責可以從文革發動者和領導者身上推開，把文革歷史事實的時間弄錯幾個月，不會被重視。

我那時已經瞭解到，北京第三女子中學的校長沙坪女士，在經過了紅衛兵學生三天的毒打和折磨後，在1966年8月22日在校園中死去。但是，我還不瞭解這個學校中別的被迫害致死的人。我曾經跟這個學校的一個人談話，但是沒有談完，這個人就在激動之中挂斷了電話。

後來，我從別的學校的老師那裡瞭解到，文革中女三中還有三位老師被迫害而死。三位老師中，數學教師張岩梅是在1966年夏天被抄家和毆打後，上吊自殺的。另外兩位老師，名叫方婷芝和孫歷生，是在1968年被關押「審查」的時候自殺的。方婷芝在學校門外撞死在公共汽車上。孫歷生上吊而死。

這樣，我知道了孫歷生老師是死在女三中的，死在1968年。但是，我也沒能找到「關係」在女三中的檔案中查找她的死亡日期。她的死亡日期應該記錄在學校的檔案裡，但是查閱檔案記錄是不被允許的，除非有特殊「關係」可以找到人幫忙。

一個在五十年代上過孫歷生課的學生說，孫歷生老師是一個外形和氣質都很美的人，後來成為作家王蒙在八十年代初所寫的小說《蝴蝶》中的一個人物的原型。那個人物有和孫歷生相似的經歷：一個參加了共產黨革命的年輕的知識女性，在1957年被劃成「右派份子」，和丈夫離了婚，在文革中自殺了。小說描寫了那個人物的單純和善良，但是對那個人物的死只是含糊地提了一下。小說當然屬於虛構文學，作者可以編排自己喜歡的情節。問題在於，在文革中這樣的眾多的死亡不是虛構的，是真實的。然而，沙坪、張岩梅、孫歷生、方婷芝和其他老師在文革中的死亡，三十年來從來沒有被允許清楚地記錄下來或報告出來。於是，孫歷生、沙坪們的死亡，以及這種死亡的異乎尋常的恐怖性，被掩蓋被忘卻了。在王蒙同時期發表的另一小說《布禮》中寫道，共產黨像是母親，母親有時會錯打了孩子，但是孩子決不記恨母親。這一比喻也多次出現在當時的官方報紙上。這一比喻被官方用來解釋和定性文革中普通人身受的迫害，並指示普通人應該如何對待他們身受的迫害。這是一個什麼文學化的比喻？孫歷生和沙坪們的慘死，以及北京的中小學教育工作者在文革中受到的殘酷迫害，可以作如是比喻嗎？這個比喻意味著對生命的輕蔑還是對權力的迷狂？

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關於文革的文學描述，也就是後來被稱作「傷痕文學」者，在當時起的作用以及影響，是後人難以想像的：讀者們排隊購買文學雜誌，含淚閱讀文學作品。在長達12年的壓迫之後，在這些作品裡，文革的暴虐終於第一次被描寫和否定了。然而，「傷痕文學」實際上淺嘗輒止，沒有被允許深入和發展。《蝴蝶》一類作品就此成為《傷痕文學》的頂峰。對文革的揭示不但沒有能再往前進，很快就被這種「父母打孩子」的說法壓倒淹沒了。非常明顯，這種說法要求人們不要追究文革的罪責，特別是毛澤東和他的文革理論的罪責。同時，為了防止追究罪責，就要淡化文革的罪惡。要淡化文革的罪惡，就要禁止記錄文革歷史，特別是關於受害者的遭遇。

1957：劃成右派、離婚和強迫勞動

筆者繼續設法尋找認識孫歷生的人。多方探尋，筆者找到了孫歷生的女兒，作了很長的談話。

從不同的人們的敘述中，在筆者所瞭解的文革和文革前的歷史背景上，一個已經被害死三十多年的中學教員孫歷生的人生，漸漸地從迷霧中顯現出來。

孫歷生在1934年5月24日出生。她的父親是個中學校長，母親是家庭婦女。孫家住在西四三條小絨線胡同，是自己的房子，一個雖然不大但是整潔舒適的小院。王蒙家和孫歷生家是鄰居。王蒙的妹妹和孫歷生從小是同班同學。因為這種關係，王蒙瞭解孫歷生的故事並將其寫進了小說《蝴蝶》。

1949年時孫歷生是第三女子中學的學生，接觸了共產黨員，很快成為第三女子中學的第一個共產黨員。1952年孫歷生高中畢業，留校工作。有一個共產黨高級幹部來這所中學宣傳講話，認識了孫歷生。孫歷生18歲那年和這個比她年長二十多歲的高級幹部結婚，很快有了兩個女兒。1956年，她被保送到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學習。

1957年「反右派運動」時，她正在黨校學習。去黨校學習本來是要給她地位提升的機會。但是，在毛澤東後來自稱的「引蛇出洞」鼓勵人們批評共產黨的時候，她說了一些批評上級領導的話。那時候她的丈夫在蘇聯訪問，因此她被蒙在鼓裡，沒能瞭解中共中央的計畫－－由鼓勵「提意見」突然轉向，把提出批評的人統統劃成「右派份子」。她被劃為「右派份子」，被開除出共產黨。

孫歷生被劃為「右派份子」後，她的高級幹部丈夫按照共產黨組織的決定和她離婚。在決定離婚到正式簽字期間，她懷孕了。她是大著肚子去簽離婚證書的。離婚後，她的前夫在「組織」的安排下和另一個女人結了婚。

王蒙在《蝴蝶》裡描寫的是「海雲」在成為「右派份子」後自己要求離婚，沒有說是「組織」強迫他們離婚的，也沒有說是身為高級幹部丈夫要離婚。顯然這樣可以避免觸及「組織」締造的無情的制度和無情的理念，這樣也把「海雲」的不幸在某種程度上轉變為她自己的選擇而不是「組織」所強迫造成。當然，這是小說，作家不必一定按照模特兒的事情來寫。但是，他寫的不是平常年代的家庭婚姻，而是在一個真實的歷史事件中的人的遭遇，往哪一個方向改變原型人物，包含有作者對那一段歷史的認識在內。

孫歷生被送到「天堂河」農場「強迫勞動」。這是北京遠郊區的一個勞改農場。「反右派運動」後，大批「右派份子」被強迫離開工作單位到這類農場。一位在「天堂河」附近的另一農場「勞動教養」的「右派份子」告訴筆者，在「天堂河」集中了一批女性「右派份子」。文革後，中共中央組織部的前部長在文章中承認，1957年把55萬人劃成了「右派份子」。有學者認為數字遠遠大於55萬。但是已經是一個天文數字。孫歷生的第三個女兒出生在1959年1月，是在「勞改」時出生的。那時候她已經離婚，這個孩子也就一直沒有父親。她的三個女兒，包括沒有父親承認的最小的女兒，都被送到孫的母親家裡，以後就一直由她的母親帶大。

孫歷生的大女兒曾經到孫歷生所在的勞改農場去過一次。她記得媽媽住的大棚子很黑很髒，到處有蜘蛛網，媽媽睡的床是一根一根沒有刨過的木棍釘起來的。有一個人躺在床上，身上裹著紗布，是被捲進機器絞傷了。那個人顯然傷勢很重。孫歷生在餵飯給這個人吃。

孫歷生在勞改農場得了心包炎。兩年以後她被允許回到女三中。1961年是大飢餓時代最嚴重的一年。非常明顯，這個大飢餓是1958年的「大躍進」直接造成的。但是在1957年的如此大規模的如此嚴厲的對一切敢於發出不同聲音的人的鎮壓，不但使得瘋狂荒謬的「大躍進」無人反對，連隨之來到的大飢餓也無人調查和記錄事實。

人們在挨餓，即使在相對得到種種優待的首都北京，很多人因為嚴重缺乏營養得了浮腫病。孫歷生回到學校也沒有被允許當老師。她在學校的地窖裡種蘑菇。當時飢餓如此嚴重，學校必須設法生產食品以自救，就把「右派份子」分派做這樣的勞動。她在「摘帽」以後，才到學校的資料室工作，直到文革。

在勞改農場，孫歷生認識了一個和她一樣被送去勞改的「右派份子」。那個人和孫歷生同歲，也是個中學教員。他們結了婚。孫歷生第二次結婚後，又生了一個女兒。孫歷生回到女三中工作後，和她的丈夫以及第四個女兒住在一起，離她母親的家不遠。她的丈夫在北京第31中學工作。

1966：脖子上掛著磚頭在玻璃渣上爬

1966年文革開始。8月，毛澤東支持紅衛兵運動興起。短短几個星期內，紅衛兵由零星暴力攻擊發展到大批打死人。

毛澤東給予全國紅衛兵免費交通和食宿到北京來「革命大串連」。北京的市民被動員招待外地來的紅衛兵。1966年8月12日，佳木斯第六中學吃了孫歷生母親蒸的菜肉包子以後，抄了孫歷生母親的家。他們搜出孫家的房契，說這是「變天賬」。他們把孫歷生母親的頭髮全剪掉了，又打她，還把孫歷生從女三中揪來一起打。紅衛兵說要搜查私藏的黃金。他們砸碎了孫家的傢俱，又把天花板全部捅破了，接著又掘地三尺。孫歷生的前三個女兒隨姥姥住。最小的女兒看到紅衛兵挖的坑快有她的身高那麼深，以為紅衛兵掘坑是要活埋她們，害怕極了。

孫歷生的母親是個家庭婦女，一個和善的老太太，照顧著三個小孩子。只是因為她有自己的房子，被打得不能走路。抄家過後，傢俱都被打碎了，房子裡挖了很多坑。她們只好把木板架在坑上睡覺。

這並不是孫家特別的遭遇。在離孫家不遠的小絨線胡同25號，有一個叫梅梅的十來歲的女孩子，她的父母都被紅衛兵打死了。這是一個不長的胡同，在1966年夏天有近十人被打死。8月，北京有自己的住房的人，幾乎都遭到類似的遭遇。還有相當數量的房產主被活活打死。在紅衛兵的暴力攻擊之後，他們交出了自己的房契。隨著紅衛兵的行動，中共中央在1966年9月24把住房收為國有。在這裡，可以清楚地看到紅衛兵行動和政府行動的關係。

這個行動的結果，是北京有52萬間私人房屋被「收歸國有」。沒收這些房屋是否需要毆打甚至殘殺孫歷生母親這樣的老人，是需要提出的另一個問題。也就是說，對根本沒有反抗的人民，權力當局實行這樣的迫害，是另一層犯罪。這種由當權者組織的大型犯罪行為，需要有特別的稱呼，以區別於一般的由個別人或者小型犯罪集團實行的犯罪。

女三中校長沙坪在8月22日被打死。沙坪在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紅衛兵之後，連續四天被關押在學校中遭到毒打和殘酷折磨，直到被打死。在沙坪被打死的過程中，孫歷生一直是「陪斗」的人之一，因為她是老師，而且是「右派份子」。「地富反壞右」，所謂「五類份子」，文革前就是打擊對象，到了文革，有新的「敵人」也被加進了革命鐵錘下的鐵砧之上，對舊有的「五類份子」來說，發生的是所受壓迫的升級。

女三中雖然是女校，只有女學生，但是該校紅衛兵打人非常凶猛殘酷。沙坪被打死，還有校外的「牛鬼蛇神」也被抓進學校裡打死。（關於沙坪之死，請見她的條目。）

在1966年夏天，紅衛兵曾經把一根細鐵絲兩頭都拴上兩塊磚頭，掛在孫歷生的脖子上。這還不夠。他們還打碎玻璃瓶，把玻璃碴鋪在地上，強迫脖子上掛著四塊磚頭的孫歷生和別的一些老師在玻璃碴上爬行。碎玻璃扎進他們的膝蓋和手掌，鮮血淋漓。

這樣的殘酷的細節，一直是在關於文革歷史的文字記載中被迴避被忽略被隱瞞的。以致當筆者在1995年發表文章公布這樣的校園暴力和殺戮的時候，一些長期研究文革歷史的西方學者大為吃驚。其中一個教授問筆者，他也作過調查，卻從未聽說這樣的事情。還有一個教授質問我到底訪談了多少人，寫出的這些故事是否可信。實際上，他們的疑問清楚地表明，人民所經受的迫害，在文革當時和文革後的許多年裡，一直沒有被報告。正因為此，西方的一些學者便想當然地認為紅衛兵運動類似西方1960年代的學生運動。

文革的血腥殘忍的歷史記載的缺失，使得關於文革的評價和有關爭論失去了基礎平臺，因而懸空，模糊，似是而非。

孫歷生被「鬥爭」，被剃「陰陽頭」，頭頸上挂了四塊磚頭在玻璃渣上爬。真的很難想像孫歷生和她的母親是怎麼熬過1966年夏天的「紅色恐怖」的。在北京，經歷過這樣的折磨的人，不是一個兩個，而是在每一條胡同，每一所學校都有。在全國，當然更多。

1968，吊死在「牛棚」窗上

然而孫歷生沒有能活過文革的第二輪迫害高峰。1968年開始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是文革中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迫害人的高峰時期。毛澤東親自批發了一系列的文件，指導在各個單位整人。那個時候，各單位已經成立了新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革命委員會」組織領導「揪出」和「鬥爭」所謂「隱藏得很深的階級敵人」。孫歷生再次成為重點對象。她被關在學校裡，不准回家。

在1968年，一大批人被「隔離審查」。「隔離審查」是當時權力當局用的正式術語。「隔離」的意思就是關起來，失去自由，而且不准和人接觸。

和斯大林迫害人的不同之處之一是，除了動用專業的「專政機關」之外，共產黨迫害人還大量地在各個單位進行。在各單位對大量的人員進行「隔離審查」，就需要在各單位建立監獄。這種監獄當時權力當局並沒有給予正式名稱，後來就被俗稱為「牛棚」，因為當局把「敵人」稱為「牛鬼蛇神」。

這種「隔離審查」的目的之一是要逼迫人「交代問題」和把人整成各種名目的「專政對象」；同時，這種隔離本身就是一種殘酷的虐待和折磨。以後的人們很難想像這種每個單位建立監獄關押本單位職工的情景，也很難想像為什麼要把大批孫歷生這樣的人「隔離」起來。孫歷生這樣的女教師，能做什麼危害共產黨和毛澤東的權威的事情？「隔離」他們能查出什麼秘密的破壞計畫？然而，實際發生的是，在北京，在全國，在每一個學校，都有一批老師被「隔離審查」。大批人死在「隔離」中。把孫歷生這樣的教師們這樣關起來，剝奪自由，長期施行心理的和肉體的折磨。發動和領導這樣的「運動」的人，如果不稱之為「虐待狂」，應該用什麼名稱比較合適？

1968年7月12日，孫歷生吊死在女三中校中。學校當局宣布她是「自殺」。

孫歷生的母親一直對女兒的死懷有疑問。因為在孫歷生死亡的前一天，孫歷生曾經悄悄離開學校，來到母親的家中。她和母親有過一場短促的談話。然後她就匆匆離開，回到她學校中去了。

那天孫歷生告訴母親，她在學校中被整得非常厲害。整她的人是學校裡的同事，以前是她的好朋友，現在這個人很是得勢，在「革命委員會」裡面，拚命整她，「揭發」她。她是很難逃過去了。她還告訴母親，她的同事方婷芝老師，已經撞在公共汽車上死了。（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方婷芝老師死於孫歷生之前。）

孫歷生從隔離室跑到母親家和母親談話的那天，她的第三個女兒在場，她縮在床上，假裝睡著了，片片斷斷地聽到了母親和姥姥的談話。她記住了方婷芝的名字，另外，她記得媽媽提到她家門口的石榴樹。那時候她９歲。媽媽離開後，她在被子下面悄悄地哭了。

第二天，孫歷生被報告吊死在學校裡。她在窗戶上吊死。學校當局說她自殺，但是從來沒有說孫歷生留下了自殺遺書。

孫歷生的母親和孩子一直不相信她會自殺。他們說，她在前一天偷偷回到母親家的時候，說的是怎麼對付整她的人，沒有流露任何要自殺的意思。最重要的是，他們說，她是母親，而且，她是一個非常愛孩子的母親。她有四個未成年的孩子，其中最小的一個只有７歲。她的孩子需要她撫養。她不會丟下四個孩子死去。

另外，他們說，從1957年被劃成「右派份子」到1968年，孫歷生已經經歷了離婚，勞改，以及紅衛兵的殘酷毆打和折磨。她不是一個沒有受過苦的嬌弱的女人。她不會輕易結束自己的生命。他們想要知道，在孫歷生死亡以前，究竟發生了什麼？

孫歷生死亡的時候，已經在學校裡被關押「隔離」了很久。期間曾經有一次被允許回家。可能是回家取糧票。她和第二任丈夫以及他們的女兒住在一起。那也是她最小的女兒最後一次見到她。小女兒記得媽媽回家的時間很短，爸爸為她做了雞蛋炒飯，裝在一個鋁飯盒裡，讓媽媽帶到學校去。那時候北京一般市民的生活都很苦，孫歷生那個年齡的教員工資很低，加上他們兩個人都是「右派份子」，境況更差。雞蛋炒飯要算是很好的食品。在短促的回家時間中也只來得及做雞蛋炒飯。

孫歷生的前三個女兒也說，繼父對待母親很好。兩人都是「右派份子」，都受到外界迫害，但是家裡沒有問題。這也是她們不認為她會自殺的一個理由。

然而，儘管有種種懷疑，在1968年，孫歷生的家人不可能調查她的死亡。當時，孫歷生的父親也被「隔離審查」，她的母親是個老年家庭婦女，她的最大的女兒只有14歲。她的身為共產黨高級幹部的前夫也被關了起來。她的第二任丈夫自己也是教員和「右派份子」，也在被整。

孫歷生死後，屍體火化了。對自殺的人，當時稱之為「對抗運動」「死有餘辜」，不准留骨灰。孫歷生的丈夫偷偷抓了一把骨灰帶回家中，保存起來。但是，不久以後，他也去世了。孫歷生的骨灰不知所終。

孫歷生死亡的那一時期，是文革最恐怖和殘忍的時期之一。經過兩年的文革，迫害變得越來越組織化了，也更加深入細緻了，越來越無法逃遁了。在這個網站上，可以看到一系列的和孫歷生在同一時期悲慘地死去的人們。他們死了，還被詛咒作各種罪名，他們的家屬也受到連累。

誰殺害了孫歷生？

孫歷生是死在「隔離審查」中的。被「隔離」的人在裡面遭受了什麼，他們的家人和親友不可能看見，也不可能知道。在這種情況下，在「牛棚」裡動用私刑甚至殺害生命，可以有條件進行。從「牛棚」裡活著出來的人，說出來「牛棚」如何運用肉刑，如何進行心理的折磨。但是，死在其中的人，已經不能開口告知他們所遭受的折磨。

孫歷生家人的心裏一直沒有安寧。

孫歷生的母親認識孫歷生所說的那個在學校整她的那個人：她們倆曾經是同學和朋友。孫歷生和高級幹部丈夫結婚時，經濟條件優越，還常常拿出自己的工資接濟這個朋友。後來兩個人中間有了矛盾。在1968年，那個人進入了「革命委員會」任職，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開始後，狠整孫歷生。孫歷生的母親認為女兒是被這個人整死的。女兒死後多年，聽說這個人病了，病得不輕。這時候孫歷生的大女兒已經長大，酷肖其母。孫母拿出了一件孫歷生生前常常穿的衣服，讓孫歷生的女兒穿上，看起來好像孫歷生又復活現世一般。她說要讓外孫女到那個人家裡去「鬧鬼」，讓那個人看到，以為是孫歷生的冤魂來索命，一定非常害怕。

這件事情實際上並沒有進行。但是，受害者家人的這種心情是容易理解也令人感嘆的。不要說文革未結束前，甚至在文革後，即使受害者得到了「平反」，但是，作惡者都沒有受到責任追究。受害者的家屬失去了他們的親人，痛心之至，卻完全沒有辦法訴諸司法正義，對害人者做哪怕是很輕微的懲罰。（在這個網站上，可以在「卞仲耘」條目中看到文革後死者家屬長達十年的法律訴求如何全然失敗。）在無可奈何之中，他們只能作這樣的想像中的報復。

在文革時代，因為個人的怨恨而藉機整人的現象，相當普遍。像「清理階級隊伍」這樣的大「運動」，整體上是毛澤東指揮的。但是在每一個單位裡，整誰，整到什麼程度，都是由那裡的掌權的人來具體實行。他們決定「隔離」誰，決定如何「鬥爭」和折磨「被審查」的人。沒有了法律的限制，他們當然可能利用機會來濫施刑罰。文革把法律和法庭這些文明的基本要素打破了，把人性中的惡釋放出來，作為「革命」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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