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懺悔錄－－「懶漢鞋」

現在，在大陸上穿這種鞋的人已經不多了，在美國就更少了。有一次，我穿著一雙新的「懶漢鞋」到一個教會去佈道，牧師大驚，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問我：你就穿它們佈道嗎？

我回答，是啊。

看來，在美國，這「懶漢鞋」是萬萬登不得大雅之堂的。

我喜歡「懶漢鞋」一是它方便，二是它隨便，三是它便宜。在家鄉的小鞋攤上買了兩雙，才十六元。折合成美金，一雙還不到一美元，但我能至少穿大半年。如此這般，我何樂而不買、何樂而不穿呢？

但還有一個更深的原因，它與物、與錢無關，而與人與情大有關聯。多少年了，我一看自己腳穿的「懶漢鞋」，就想到了我的中學同學徐志誠，就不敢忘記那些有恩於我的朋友們。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懶漢鞋」們，都是志誠同學給我的，那時，他已經離開了我們鳳城一中了，在部隊中當兵，後來成了軍官。

我小時候很少穿什麼新衣服，都是撿哥哥穿小、穿舊、穿破了的衣服接著穿。當時提倡艱苦樸素，說這衣服要穿到這個份上：「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我上面有兩個哥哥，那傳到我身上的衣服，算起來，至少也是「又三年」的時候了，用我媽的話說，是補釘鑼補釘了。不過我也沒覺得丟人，反正和我般大般的朋友們，大都穿著的是打補釘的衣服,不同的只是補丁的位置顏色和形狀罷了。

我上中學時,解放軍官兵是全國人民最羨慕的人,而最時髦的服裝就是軍裝，男女都喜歡。我一直盼望我能有套軍裝，但也明白,那只是一個希望而已。後來，我終於穿上了一身軍裝，正是志誠同學送的。

那時，他已經參軍了。

志誠大概是六九年底參軍的，十四歲的「小兵」。他參軍後不久，就寄給了我一包衣服，有一套新軍裝，還有一雙新軍鞋。那軍鞋很像「懶漢鞋」，也是不用繫鞋帶的平底鞋，只是底子比較厚，有一層膠，很結實。從那以後，他送了我許多的軍裝，一直到我大學畢業，前後共十多年。

上一次回國探親，我把以前留在國內的衣服整理好了以後，都送人了，只留下了一件六、七層新的軍裝帶回了美國，掛在了我的挂衣間中。那件衣服是志誠哪一年送給我的，我實在記不清楚了，就是最遲，也是一九八零年前後的事了。二十年過去了，衣服依然在，只是人都老了。雖然我知道我這一生大概不會再穿這一件衣服了，但它在我心中的位置，是世界上任何別的衣服也代替不了的。

環繞著衣服的，是永遠也割不斷的深情：朋友之請,兄弟之情。

但我和志誠剛剛認識時，卻把他看成了仇敵。

那是六八年深秋的事，有一天，我們的班主任(當時叫「政治幹事」)隋志芬老師讓我們歡迎新同學，這時，志誠和幾個新同學一起走進了教室。一眼之下，我就感覺到他和我不是一路人，別的不說，單是那衣服就不一樣，他穿的是一件沒有補釘的干乾淨淨的藍色的衣服。很快，我們就知道了，這五、六個新同學都是部隊幹部的子女，住在我們縣城西邊的西溝。西溝距離我們學校有十多里路，因此，每天他們都要乘部隊的班車先到縣武裝部，下車後走一、兩里路到我們學校來上課。放學後，再坐車回家。

我的家鄉離北朝鮮很近，駐紮著一個師的部隊。師部就在西溝。我們班上的這些部隊幹部子女，有的父親是師政委、付政委，有的是政治部主任，有的是付師長。志誠父親的官最大，是師長。

師長，就是找遍了我們全縣，也找不到比這更大的官了。當時我們的「縣革命委員會主任」（相當於縣長），也就是一個付團級的幹部。

你爸是大官，我爸是一個老百姓，單單是我心中湧上來的這一個鬼想法（我可不知道它是從哪裡冒出來的），就足以使我產生了對志誠的戒心、敵意和嫉妒了。再加上我認為自己的學習成績比他好，但他有的一切，我卻什麼也沒有，這樣，那嫉妒之心有時就像蛇蠍一樣咬著我的心了，於是，我怎麼看他，看到的都是不順眼。

志誠很愛整潔，穿的衣服從來都是干乾淨淨，整整齊齊的。要是別人這樣穿著，我看上去會挺舒服的，但穿在他身上，我看著就彆扭。心裏想，顯什麼啊，你穿得這麼好還不是因為你們家有錢。

他不大愛講話，被我解讀成了驕傲，瞧不起我們。心想，你講不講誰稀罕哪，有什麼了不起的，你爸不就是個大官嘛，他要是不參加革命，你還不是我們一樣嘛！直到有一天我打聽到了，他父親參軍前的確是農民，我心裏才好受一點了。

就連他坐著部隊的班車來上學，也惹得我來氣，被我認為是仗著他父親是大官，搞特殊化。我們的縣城很小，一輛公共汽車也沒有。平時在胡同中，要是停了一輛吉普車，也會被我們小孩子們圍觀一直到它開走，就是它走了以後，我們還可以繼續爭論、回憶、夢想兩天、三天，或者更多天。再加上我還沒有乘過公共汽車，而徐志誠他們，不僅能乘，而且能天天乘，這就更使我強烈地認為他們不應該坐車來上學，又夢想有一天我要是能坐車上學有多好啊。但馬上就明白，這是絕對不可能實現的。於是又貶低他了：你坐車上學，牛什麼呵。我才不稀罕哪，還得天天起大早，還得等車。

那時我們班有五十四、五個同學，我是學生幹部中的「第一把手」－－「付政治幹事」。我每天早上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當老師進來時，大聲喊：「起立」，然後領著大家一同高呼：「敬祝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敬祝我們敬愛的林付主席身體健康！永遠健康！永遠健康！」

喊「萬壽無疆」是一定要揮舞「毛主席語錄」本的。並且，一律用右手舉起，高過頭部。這樣，在喊大家起立前，我必須在書桌的過道中走兩遍，認真地檢查同學們是否把語錄本都拿出來了，並且放在書桌的右上角，放正了，並且語錄本封面上的頭像一律要向著前方。放顛倒了，放得不正，都不行，因為這是對毛主席的態度問題,是「忠」還是「不忠」的立場問題，事關大是大非，含糊不得。

有一次，我走到志誠的書桌前，不動了，他的語錄本沒有放正。他起先沒有注意到我，正和同學小聲說話。但看我不動了，就納悶。他看看我，我沒有理他，眼睛還盯在語錄本上。很快,他就明白了。但裝作沒看見。
我們倆人就這麼對峙起來了。不一會兒，全班的同學都靜下來了。

我打破了寂寞，對他說：徐志誠同學，請你把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語錄本放好。他不得不放正了，我心中出了一口惡氣。心想：你們幹部子弟就怎麼了。

妙的是，以後我們彼此過了幾招後，竟然印證了不打不成交的古語。到他一年後離開學校去參軍時，我們已經成為最好的朋友了，並且一直到今天，三十多年。

這些年我時而會想起，我當初為什麼和志誠鬧彆扭？原因就是兩個，一個是嫉妒，一個是自卑。而造成這兩點的，就是因為他爸是官，並且是大官。

從我記事起，我就對有錢的、當官的人家的孩子就保持著一種矛盾的態度：又羨慕，又嫉妒，又瞧不起。其實我當時所認識的人也沒有什麼人家有大錢。我眼睛中的有錢人，也就是父母都上班，一個月收入一百元左右而已，但相對於我父親每月掙的那四十多元錢，一百元對於我的想像力來說，已經是天文數字了。而我認識的官，其實是不是官我都不清楚，只要他們工作的地方是在縣政府，我就覺得他是一個了不起的官了。想像他上班時能見到縣長、付縣長什麼的，連我都替他們激動了。

就這樣，雖然我嘴上不說，但我嫉妒他們，嫉妒我的一些同學們有這麼好的父母，這麼多的錢，嫉妒他們有新衣服穿，能背上新書包，嫉妒他們一聽到門口響起來了叫賣聲：「涼冰棍了！三分錢一根！」馬上就能跑回家，要到錢，把冰棍買到手。等等。

在這一切麵前，我又感到自卑。要不是他們的新衣服，我不會覺得我衣服上的補釘那麼顯眼。要不是他們父母的職業，我不會不好意思告訴同學我爸是作飯的。在他們面前，惟一能令我站得起來的就是我學習好，考試不是得第一，就是第二。而這一個好，就令我更看不起他們了：看看你們那個熊樣，吃得那麼好，那麼有錢，還考不了第一！

現在細想起來，自己的這個嫉妒心，並不是僅僅只對著居住在我們大雜院的幾戶人家的，其實，它是針對著一切比自己顯得有錢的人，有勢的人，甚至是有學問的人，那是以後的事情了。只是當自己居住在大雜院的時候，嫉妒的面也就那麼大。那些更有錢、更有權的人離自己的視線太遠，還構不成自己對之嫉妒的實際對象。

文化大革命開始的那年，我雖然才十來歲，但嫉妒心已經基本上發展成熟了。於是，那些報紙上、廣播中被批判的人，雖然我過去對他們連嫉妒都不敢，但現在我敢了，並且把這個嫉妒美化成了恨，名之為「階級仇恨」,或者「革命義憤」。

最能激起我「革命義憤」的，就是報紙上和廣播中所揭露的那些革命的敵人的「腐朽靡爛的地主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就像前國家主席的夫人－－王光美到印度尼西亞去訪問時穿上的漂亮衣服，原來在文革前放的記錄片中也看過，覺得真漂亮，還為她鼓過掌。哪裡敢嫉妒。但一到了文革，那妒火就中燒了，別說是王光美穿的漂亮衣服，就是她脖子上戴的項鏈，我怎麼看怎麼想都認為那的確是地主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所以，她被批鬥，我覺得是活該，罪有應得。

打倒「四人幫」後，我看到了許多揭發批判毛澤東的妻子－－江青的材料。印象深刻的一個材料就是，文革初期江青之所以折磨、醜化王光美，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嫉妒王光美。她看到王光美在外國人面前大出風頭，而她作為毛的夫人，卻默默無聞，於是，她實在忍受不了了。

文革前還聽說毛主席講了，說他三天不學習，趕不上劉少奇。要是他自己這麼講講，也沒什麼。但若知道了連我這個小孩子都知道了這句話，他心中是什麼滋味呢？

多少年來，我最嚮往的就是一個人人平等的新社會。共產主義的宣傳之所以能吸引我，就在於它勾畫出了一個沒有差別、人人平等的新社會。文革中毛澤東的號召之所以能激動我的心，就是因為他指責「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搞特權，脫離了廣大的人民群眾。而在這一切背後的，是我那顆嫉妒的心。

文革後許多人曾經感嘆十多年來大陸「人整人」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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